张维迎：正义是支柱，慈善是装饰品

人文经济课堂 · 公众号 · · 2021-01-31 22:02

正文

作者： 张维迎

自由市场提升人类道德

慈善捐赠是一种完全自发自愿的活动，应出于个人本心而非强迫。 亚当·斯密说，行善应受表扬，但一个人缺乏仁慈或是感激之情不应受到惩罚，因为这并不导致真正的罪恶（《道德情操论》第 97 页和第 99 页。）。而当我们强迫别人行善的时候，其实是在做恶，比不做慈善的人更恶。

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尚不健全，存在很多约束。如果让捐赠人觉得捐款像割肉一样痛苦，那他还怎么会愿意捐赠呢？

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还没有到达美国的阶段，大部分还在生存线上挣扎。更重要的是， 要想让企业家们慷慨捐款，首先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 这二者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也是最慷慨的国家。美国每年慈善捐款加起来大约有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志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志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阿瑟 · 布鲁克斯《通往自由之路》）。

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在美国，有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 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

有调查显示，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额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不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 主张大政府主义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和自己没有关系；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 这就表明了那种大政府主义者更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同情心。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也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茅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他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的大部分稿费和他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的20万美元奖金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他在中国最早创办了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后来又创建了关注和培训低收入人群的富平学校，再后来又创办了乐平公益基金会。无论是哪一方面来看，他都当之无愧是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做慈善活动最多、最早的人。

乐平基金会理事参观湖北早教项目

引了这些美国的数字和中国的例子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一点： 不要把市场和慈善对立起来。 现在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市场就是提高效率、配置资源。其实不然，市场经济也是提升人类道德的一种制度。慈善本身遵循的也是市场的逻辑，也就是你要给别人带来幸福，你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慈善源于私有财产制度

我想纠正一个误解，就是私有财产和人的慈善活动的关系。简单地说，我认为慈善本身就是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一种产物。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慈善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其实不是我讲的，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讲了。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是主张实行共产共妻的，但亚里士多德和老师的观点很不一样，所以他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他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施舍、节制和慷慨是人们对待财产的健康的态度，但这些品德的培养以人们占有私有财产为前提。他说，“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欣悦；而这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因为宽宏（慷慨）必须有财产可以运用，在一切归公了的城邦中，人们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 55-56 页。）

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PLATO IS DEAR TO ME,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简单地道理：在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仁慈慷慨；而在一个财产归公的社会中，人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慈善之心。

为什么亚里斯多德说在公产制度下，人们没有了慈善之心呢？道理很简单，人首先得有能力才有慈善之心，公产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慈善之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公产制度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也就不可能真正去做慈善。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史学家司马迁也讲过类似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过于贫穷不太可能有慈善，人富了以后才会乐善好施。其实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当社会极度贫穷时，人们可能为了吃一点东西就争斗起来，但是富足以后，人们就会产生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需求，会去追求做一些“我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个时候人们做的很多事情在于给别人带来价值，因为给别人带来价值本身就是给自己带来价值，这些价值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货殖列传序》

同时我要强调一点， 不要把慈善当成施舍，其实你在实现自我的价值。 如果你自己不能在慈善当中得到快乐，我建议你就不要做慈善。如果你做慈善总觉得是为别人奉献，经常要跟自己的思想进行斗争，做出很大的牺牲，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不值得你去做，你应该选择做其他的事情。当然，做其他的事情你也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正义在前，慈善在后

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社会企业运动，我也在支持这样的项目，这是慈善事业发展趋势。 我要强调，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就是对社会最大的慈善。 如果比尔·盖茨没有把微软做成功，哪来的盖茨基金会？就社会而言，一个人捐款多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马化腾把腾讯公司的股票都捐出去，然而公司垮了，腾讯的用户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待财富，最重要的还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公正的制度环境。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公正的游戏规则，赚钱的人不认为赚钱是一个体面的过程，那他就不会理解慈善。有公正的游戏规则，赚钱的人就会对社会抱有感恩之心，赚钱完全是为了实现他的自我价值，这样从事慈善就会更加自觉。

所以公正的制度环境对慈善非常重要。 现在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有效运作，市场逻辑经常受到干扰，从而令人的心态有所改变。慈善领域恐怕也要调整管控思维，如果对爱心和善心还要进行不恰当的过多管控，那就很难说我们的公共道德有多健全了。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的说法。那时随便抓人、斗人、甚至杀人，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欢呼雀跃。现在大家看到见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奋地谴责，这应该说是进步，至少说明我们的道德意识在复苏。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生命，杀一个人像抿死一个蚂蚁一样，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你连正义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道德，还谈什么仁慈？

但毋需讳言，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严重的道德危机。问题是，道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就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没有认识到道德危机的体制根源。

应该说，今天的道德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发作。道德破坏容易，恢复则需很长时间，正如俗话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最重要的原因仍是上世纪五十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 如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

张维迎：正义是支柱，慈善是装饰品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