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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明才诉苏州富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张赟诉苏州德鑫陶氏工艺品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生多起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争讼的案件。如笔者曾代理潘明才诉苏州富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以及张赟诉苏州德鑫陶氏工艺品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两起案件的原告均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潘明才案中，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即系通过公告送达并缺席审理的方式支持原告诉请。在德鑫公司解散案中，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认可笔者作为原告张赟的诉讼代理人代表其参与诉讼，但因张赟同时具有德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仍认可其代表德鑫公司参加诉讼。两起案件中，法院经过审理均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詹德威诉南京南连光华液化气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在法定代表人同时具有股东身份的前提下，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提起相应诉讼，行使的是股东的固有权利。如在詹德威诉南京南连光华液化气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即认定，詹德威虽然是南连光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同时又是南连光华公司的股东，其起诉公司系其作为股东的维权行为，不存在诉讼关系的混乱及无法理顺的情况。
关于法定代表人作为原告起诉公司的案件中，公司一方应当如何参与诉讼；换言之，在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发生争讼的情形下，应当由谁来代表公司，不无疑问。司法实践中，大体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一是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在公告期满后缺席审理。此种方式值得反思之处是在公司其他股东均可以参与到相关诉讼的案件中，公告送达是否仍有意义。如在公司解散案件中，其他股东或作为共同原告或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此时仅因公司代表权不明的问题即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显然没有意义。又如公司仅有两名股东，并且小股东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法定代表人起诉公司的情况下，由利益相悖的另一方股东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已经能够形成实质性对抗，并无公告送达之必要。但司法实践中仍有不少案件采取此种方式进行审理。
袁玉岷与光彩宝龙兰州新区建设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
宋余祥与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旭豪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二是通过法院指定诉讼代表人的方式进行诉讼。如在袁玉岷与光彩宝龙兰州新区建设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中，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一般情况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处理事务，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受。但是，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或董事，与公司发生纠纷引发诉讼时，股东、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为确保案件审理的正常进行，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可指定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董事提起的诉讼没有明显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作为公司诉讼代表人。本案中，袁玉岷虽是光彩宝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袁玉岷与光彩宝龙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故袁玉岷不应再担任光彩宝龙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同样，在宋余祥与上海万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旭豪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中，作为万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宋余祥以万禹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在列明宋余祥系万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同时，增列万禹公司监事高标为诉讼代表人。相应地，万禹公司诉讼权利由监事高标行使。
北京法博洋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陈锡联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三是在公司出现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即俗称「人章分离」）的情况下，由持有公司公章的一方作为诉讼代表人参与诉讼。如在北京法博洋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陈锡联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可持有公司公章的董事刘宏颖可以代表法博洋公司参加诉讼。法院认定由于陈锡联具备法博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可能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存在利益冲突。加之法博洋公司表决方式是每名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公司另两名董事刘宏颖、张彤彤系夫妻关系，且刘宏颖本人作为法博洋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显然，该两名董事的利益一致且与陈锡联的利益相对抗。最终，法院认定在法定代表人陈锡联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主体时，持有法博洋公司公章的人有权代表法博洋公司起诉损害公司利益的法定代表人。
李孝忠等 28 人诉金荣中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四是在公司追究法定代表人责任时，通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实现公司权益，此时由于在原告股东与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已经能够形成实质性对抗，公司作为第三人在诉讼中可以空缺。如在李孝忠等 28 人诉金荣中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因被告金荣中系南川市五金交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孝忠等 28 人通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追究其因偷税犯罪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得到法院的支持。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五金公司的位置是空缺的。五金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均构成犯罪且在服刑期，不可能代表公司参与诉讼。对此，法院在开庭审理前通过向五金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该公司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照法定程序解除被告金荣中等的职务，并按《公司法》的规定另行推选法定代表人出庭参加诉讼。法院同时指出，按照公司登记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更换应当进行变更登记。在前述程序未完成之前，法院的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和公司自治原则而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更换。虽然开庭前 28 名股东签名决定解除金荣中等被告在公司所任职务，另行推选了二名股东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但该推举未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在程序上还尚显欠缺。另外一方面，股东按《公司法》第 151 条的规定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归于公司，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只是接收利益，是利益获得者，其在诉讼中的陈述并不重要，因此争究谁能代表公司出庭其实意义并不太大。列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为了保证裁判文书当中对当事人名称表述的完整性。
因此在判决书中当事人名称部分对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表述目前为止只能列金荣中，待公司另行推选出法定代表人并依法变更登记后再予更换。
笔者认为，在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发生争讼时，法院应当通过行使释明权并增列诉讼代表人的方式处理相应争议。可以考虑指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与法定代表人利益相悖的股东作为公司诉讼代表人的方式开展相关诉讼活动。这样，既可以避免采取毫无意义的公告送达，又可以督促公司机构切实履行相应职责；对于节约诉讼成本，及时处理相关争议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如果公司其他股东能够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相关法律程序，则可以通过公司直接诉讼的方式实现公司诉权；如公司无法直接行使诉权，则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实现公司权益。
大拇指环保科技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与中华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
一般来说，公司法定代表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但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也经常发生控制权的争夺，通过临时股东会罢免原法定代表人、重新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实践中，由于被罢免的原法定代表人往往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对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此时认定何者能够代表公司不无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在大拇指环保科技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与中华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应。该案裁判要旨指出，「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进行登记，其意义在于向社会公示公司意志代表权的基本状态。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如果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则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
公司实践中，因公司控制权争夺，通过临时股东会罢免现任法定代表人，往往难以得到在任法定代表人方股东的配合。现任法定代表人方往往拒绝出席临时股东会，声称临时股东会非法。比如，主张临时股东会未能依法有效通知、临时股东会召集方虽然以中国邮政 EMS 特快专递寄送「临时股东会召集通知书」，但通知的内容和事项从快递单上并不能反映出系重新选举法定代表人等等。
临时股东会召集方股东在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时也会遇到一定的麻烦。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27 条第 1 款的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2）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尽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和的通知》（工商企字【2014】29 号）就有关公司变更登记不再明确要求公司提交的材料需要加盖公司印章，但实践中，依据临时股东会决议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依然存在重重困难。从维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出发，工商部门往往要求公司在所提交的全部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同时，对于存在某股东方缺席会议而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工商机关也往往本能地拒绝办理变更登记，或者虽不明确拒绝，但要求申请方股东提交临时股东会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主要是指司法判决）。
本书认为，根据临时股东会决议申请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不仅仅局限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如遇工商部门不作为，其救济方式大致有以下两种途径：
刘礼宁等 15 人不服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变更登记纠纷案
一是直接以工商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工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尽管办理工商登记属于公司的义务，但司法实践中通常认定申请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股东方与案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如在刘礼宁等 15 人不服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变更登记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虽然《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应以公司名义向原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申请，但本案中，因红白蓝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钟群掌控公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资源后离境，并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公安机关已作出拘留决定；上述情况的出现，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股东的权益。据此，红白蓝公司股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免除第三人钟群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并向被告南宁市工商局提出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申请，该申请事项不但与公司利益相关，亦与股东利益相关。因此，15 名原告以红白蓝公司股东名义代表该公司向被告市工商局提出变更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申请，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具备申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
二是股东可以以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公司依照临时股东会的决议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程序。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必然会对临时股东会召集、表决程序以及决议内容进行审查。一旦法院认定临时股东会合法有效，通常会判令公司为原告办理相关变更程序。原告方股东可以持生效民事判决书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由于有了生效民事判决的背书，工商部门一般都会予以配合。即便工商部门仍不予配合，原告方股东也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法院向工商部门发出协助履行通知，从而达到工商变更登记的目的。
梁大力诉江苏省南京云帆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
杭州豪旭贸易有限公司与宋余祥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新近的司法判决出现了多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纠纷，如梁大力诉江苏省南京云帆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以及杭州豪旭贸易有限公司与宋余祥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中，法院均认可了对公司决议具有利益的一方股东提出的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的诉请。这将为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以及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司法保障，值得推广
来源：《公司法司法实务与办案指引》(第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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