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狡兔三窟，我却有三个名。
近二十余载，我隐姓埋名以「三表」行走江湖，本名反倒是经常在广告里听到——焕新。
焕新登场，焕新升级，焕新矩献，或许还有焕新仅退款吧……
最离谱的一次是，我打开电视，屏幕里的王嘉尔开启一瓶百威啤酒，小嘴一抿念台词：「蜕过去，敬焕新。」
我竟起身隔空干了一杯。
对一个不以真名行走江湖的家伙来说，无处不在的「焕新」就像是回荡在身边的警笛——别装啦，知道你是谁。
我躲「焕新」，是因为「焕新」不是我塑造的我，「三表」才是。
1990年之前，我叫李磊。到初中才知道他和韩梅梅还有一点羁绊。
父母给我起这个土名字的初衷很简单：「三个石头叠一起，稳如泰山。」
可「李磊」听起来就是一个体脂率很高的人啊，重点是你们作为当时村里唯二的文化人，真从中看不出丝毫智力活动的痕迹，尤其你给我姐起名叫「静秋」，愈发显得「李磊」的草率与荒唐。
1990年，村里来了几个奇怪的人，找到李姓的几个大家长，要修订家谱。年少懵懂的我方知整个家族一直对我隐瞒了件事：我本是李唐后裔，是遗落民间的贵族公子。
知道这事已没用了，天地换了模样，赵比李贵是不争的事实。
我突然就叫「李焕新」了，一个嵌套在家族格式里的名。
这格式是一种中式的完形填空——姓+字辈+任意词汇，所以一辈又一辈人整整齐齐的名号，是中国人流传最久的审美与信仰，是一个家族的切口与通关文牒。
那家谱250页，村里就一本，说是要放到德高望重的人那里。结果放我家了，我爸德高望重吗？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家有书柜，放了樟脑丸，有保存的条件。
现在，家谱落我手里了——北京干，不受潮。
我过年时特别爱翻家谱，好像只有此时，人闲下来就会想老家的老家是哪，爷爷的爷爷是谁。
用手指滑过竖版的家谱，一直往上，一直翻页，像是摸骨把脉，又像是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枝丫。
我有时边找边琢磨，这伏脉千年的家族，到底阔过吗？令人失望的是既没有单开一页的英杰，连记载的祖先都是存疑的。
譬如，家谱上写：二世祖李天赐（听起来像快手的主播），被追赠为懿祖先皇帝，生二子——虎、乞头。
我家族这一支由「乞头」而来。
然而官史记载中，李天赐生了三子：李起头、李虎、李乞豆。
哪有「乞头」啊？
如果是「起头」误写为「乞头」，《新唐书》写到：「其后无闻」。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没听说过他有后代。
结合家谱上标注「李乞头」的官职「后魏定州刺史」，倒是和历史中的「李乞豆」就对上了。
我的大致猜想是，族谱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历经印刷、材质的变迁，以及战争与破四旧等社会动荡的影响，或有誊写错漏在所难免。
重点是——从后魏的始祖李熙到我这四十七世的李焕新，脉络是圆上了。
我试图从这家谱中找到一个答案——家族的迁徙，我如何成为了一个苏北人？
我在二十一世祖「李浩」那找到了最初的地理信息——湖广等处儒学提举（注：元朝官职，从五品）。
再次出现地理信息便是二十六世祖「李贞四」那一栏看到的——从土山迁居句容十字街小巷口。
句容在长江南岸，现归江苏镇江代管。
可中国「土山」的地名太普遍了，考虑到迁徙的难度，采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史方法，我认为「土山」便是现在徐州邳县的土山镇。
至此，我似乎有个画面出现在脑海里了——先人们从湖广而来，元朝进入江苏，从四战之地徐州到长江南岸逐步靠近我现在的老家。
果真，查至二十八世祖「李惠明」处，见一重要信息：元中书将士郎（注：大概八九品），明初迁居涟水北乡李家庄。
我便豁然开朗——在我记忆里，家族近三代确实就是生活在「涟水北乡李家庄」区域。
然而，这已经是一个不在现代行政区域规划体系里的地名了。
写到这，我就不由得另开一笔——那些被文件搞到面目全非的家乡源流。
譬如我是灌南县人，一个1957年才批准设置的地方，从别处切来几个乡镇，拼凑而来。
往上数两代，家乡归属涟水县，涟水县又是民国三年得名，在此前漫长的历史中，它叫「安东」。
从风俗习惯及方言体系来讲，老家也更靠近现在归属淮安的涟水县。
而2001年之前，淮安还叫淮阴，韩信在的时候就是淮阴。
所以，在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中，一个族群是失语的，是被人为割断了与历史的联系。举一个令人丧气的例子——一个灌南县人想了解家乡的历史，翻看县志，1958年之前是空白。
说回「涟水北乡李家庄」，代入明初的语境，就不得不翻译一下了——安东北乡。
先人们为何在明朝初年从背靠长江的鱼米之乡来到江苏鄙视链的末端呢？
我又翻看了安东县志，记载到：安东北乡有硕项湖，民间流传「水牛化龙」的故事。
而根据明代文献《复初集》的记载，湖中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
万历八年，一篇游记描述了硕项湖的壮丽景观。「湖面跨越三个州邑，周围环绕百余里，产出丰富的嘉鱼，富饶无穷。湖水广阔浩荡，宛如吞吐着日月，隐现在天地之间。这里的渔商烟灶密布，被称为东鱼昌，寓意着鱼的丰产与昌盛。」
原来先人们只是从一个鱼米之乡换到了另一个鱼米之乡。
然而家谱里不曾记载的是，他们来到这里的一百年后，黄河夺淮，裹挟泥沙，淤塞河道，苏北人的苦难正式开始了。
壮美丰饶的硕项湖，在清康熙末年面积减少了约50%。而到了1760年编绘的《十三排图》上已经没有硕项湖的踪迹了。
也许家族的故事可以这么讲：从句容而来的异乡人，选择了乐土，开垦田地，聚集为李家庄，泛舟湖上，日出捕捞，日落而息，服膺自然的破坏力，看着它破败，看着它干涸，看着它从湖泊变为腴田，每年都要做河工，每年都修大堤，每年都要提防大洪水，却又倔强的不停地繁衍生息。
这就是苏北周口河边一个小村落李姓家族的沧海桑田。
我写下这些是受到小红书最近发起的「我的家庭简史」活动的启发。
去年4月，77岁的山西代县上高陵村村民张福青走了。正驾车采风的小红书网友@蔡山海 被老人葬礼的锣鼓声吸引，偶然记录下张福青晚年在自家砖墙、窗棂、门框上写下的文字，从生活琐事到「宇宙到底有多大」等追问。
这深情而又沉默的老者传递了「生命在场」的能量感染了无数网友，其中就有我。
我又看到一则笔记——《山沟的故事，我若不写，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我们这个家族像一小窝蚂蚁一样，毫不起眼。」
可蚂蚁最为值得称道的就是强悍的生命力，绝大多数人的爷爷属于「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里的后者。
一段并不值得歌颂的人生，一个按部就班生生不息的家族，记录的意义在于——我们想严肃对待那些平凡的过往，被时代或自然摆布的命运，这份塑造的力量滋养着未来，尤其当你凝视的时候。
家乡的硕项湖，1760年就消失了。而如果用最小地理单位介绍我，我是一个硕湖人。
硕项湖消失了，近年来家乡政府又开挖了一个，还运营成了景点
硕湖的名字也从行政体系里消失了。
整个家族里，大概也只有我有闲心、有能力从一本250页的家谱里勾勒出一个浅浅的家族史。
这些父亲、爷爷都不曾讲过的事，或许也不知道的事，我写下来，它就不会消失了。
我去年回到老家，把几个堂弟叫到一起，李焕新、李焕鹏、李焕然、李焕哲，一字排开，四十七世合了个影，发到家族群里。
「这鼻子一看就是一家的。」
他们说。
我趴在离开三十多年的老宅的窗口，想到1990年的那个午后，有几个老头走过，而我有了个坐标一样的名字。
思考题：你研究过家谱吗？你认为个人史、家族史有记录的必要吗？
你还以看：
王星被解救，但常识仍困在牢笼
张朝阳的浪漫务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