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中国进入康熙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号称“盛世”的时代。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雄心勃勃地开展对外交流。也许并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带来的近代科学知识曾引起过康熙皇帝的极大兴趣，蒙养斋正是在此背景下设立的。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学系韩琦教授对这段中西交流的历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格物穷理院”与蒙养斋——17、18世纪之中法科学交流》一文详细梳理了法国皇家科学院与康熙设立的蒙养斋之间进行的科学交流活动，对于我们理解康熙时代以及中国近代科学的曲折发展历程很有启发。特此转载，以飨读者。本文原刊《法国汉学》第四辑，1999年。10月26日晚，文研院将举办《康熙与路易十四》观影会，该纪录片以影像的方式展现了这段历史，敬请期待。
“格物穷理院”与蒙养斋
17、18世纪之中法科学交流
康熙时代（1662-1722）是继明末之后，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又一个高潮。受杨光先反教案的影响，康熙亲自向传教士学习，组织编纂《律历渊源》（包括《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这些重大的科学活动，是康熙政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康熙同时，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雄心勃勃，想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和中国建立更为直接的交往，并进行各种科学考察活动，以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出于对西学的爱好与政治的需要，康熙利用这种机会，通过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和法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根据多年来在国内和欧洲新发现的大量史料，本文将力图阐述康熙时代科学活动的缘起，探讨法国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当时曾译为“格物穷理院”）在17、18世纪所从事的科学活动，及其和“蒙养斋”（1713年由康熙在畅春园建立，专门从事天文观测和西方科学著作的编译）科学活动之关系，试图透过对这两个科学机构的比较研究，分析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和当时政治、社会和科学状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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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数理精蕴》
清康熙年内府铜活字本
故宫博物院藏
科学学会的成立是科学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 17世纪下半叶，在欧洲的一些重要学术中心，在一批从事科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倡导下，不约而同地成立了各种模式的组织，这些组织和政治现实密切相关。 其中法国皇家科学院是最具创造性的一个学术机构，它是在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伯（J.-B. Colbert，1619-1683）的赞助和支持下于1666年12月22日成立的。 在柯尔伯的领导下，国家权力得到了加强，重商主义使法国更加繁荣，法国文化的发达更使整个欧洲羡慕不已。 在皇家科学院成立之前，已有一些非正式的学术圈子和学会为设立皇家科学院进行了宣传。 和英国皇家学会不同，法国皇家科学院以国家利益为重，除致力研究科学之外，还效忠于国王，科学院被看作皇家的合作集体。
科学院直接依赖于柯尔伯，由他替国王负责科学院的事务。 柯尔伯矢志不渝，一生为法兰西和路易十四效力。 在科学院初创的十余年内，不分国籍，网罗了惠更斯（C. Huygens）、卡西尼（G. D. Cassini）、罗默尔（O. Romer）作为院士，又请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作为通讯院士。 此外，还吸收了本国杰出的科学家作为院士，从1666—1683年，象毕卡尔（J. Picard）、腊羲尔（P. de la Hire）、奥祖（A. Auzout）等著名科学家都进入了科学院，群贤毕至，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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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参观皇家科学院》
Sébastien Leclerc制，1671
法国国家图书馆
柯尔伯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对有特长和优点的学者都表示兴趣。科学院不仅吸收了冉森派成员（Jansenist），并且吸收了一些柯尔伯政敌的朋友。通过限制个人的荣誉，科学院希望在公众的眼里获得整体的地位，并且把院士组织在一起，促进合作的空气。总的来说，从创建之始至柯尔伯去世，已实现了这一目的。
1699年皇家科学院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国王颁布了新的章程，给科学院以相当的责任和地位。 在这些章程中，科学院被规定为皇家的机构，由国王的大臣直接管理。 国王保留对新成员选举的批准权，对科学院官员的任命，同时负责保证实验的基金、成员的养老金以及参加会议的补助。 反过来，科学院应保持和法国及国外的其他科学团体的不断接触，与所有科学信息保持同步，阅读和讨论重要的出版物，重复在其他地方进行的重大实验。 在比尼翁（J.-P. Bignon, 1662-1743）的指导下，1699年的章程有了许多革新，通过这些章程，科学院的规模得以扩大，并得到了国王更多的支持。
改革还包括人事结构的一些调整，成员被分为三种类型。 其中作为18世纪科学院核心的是“职业”院士，作用最大，也最为积极，人数略多于50人，他们参加两周一次的会议，处理学会的事务，负责杂志的出版，科学院是他们活动的中心。 这一组中，最高一级的是永久秘书，由于职位的重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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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伯肖像
Philippe de Champaigne绘制，1655
大都会博物馆藏
由于民族的原因和反传统的倾向，科学院的刊物都用法文出版，拉丁语不再作为法国的科学语言。 起初，学会的杂志由历史和纪要两部分组成，历史部分刊载一些非院士的普通文章。 1720年，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即为杰出论文设立了奖金，这一措施从非学术的科学团体吸引了许多优秀的文章，科学院并把获奖文章刊登出来，这为科学院之外的学者撰写的科学作品的发表开创了先例。 从1750年开始，出版《数学和物理纪要》。 一旦科学院成为一个代表皇家的学术机构，便产生了磁力般的影响，每一位有抱负的科学家，都希望通过科学院的批准以获得公众的承认，并藉此进入科学院。 反过来，科学院通过设立严格的标准，也把专业规范加给其他的学术团体，并在本国寻求最佳的天才学者。 为此，科学院能够改善自己的标准，获得更多的特权，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学术机构。 科学院也有一些其他方法，逐渐控制了许多法国科学著作的出版，如《天文年鉴》从1679年以来每年出版，1702年后由科学院出版，被天文学家、船员、大地测量员广泛使用，1766年，范围扩大，也出版一些短篇的天文学论文。
皇家科学院创建之初，致力于一些重大的项目，如帮助解决在海上决定经 度、测绘法国地图、建立用于喷泉的水力学理论、有关军用目的的力学著作的编纂等问题。 后来，偏重于解决具体的问题。 奥祖是最初刺激柯尔伯对创建科学院兴趣的人之一，他努力强调天文学的实际用途。 法兰西新图的制作与在海上精确而迅速地定出经度是当时的两大难题。 在开始大地测量之前，天文学家应首先找到一度经度的长度，以此作为随后测量的标准，这样就给出了计算地球大小的必要信息。 为促进与重商主义相一致的法国贸易，并为海军恢复生气，对天文学予以重视是可以理解的，而皇家科学院中花费最巨的莫过于天文台的建设。 从17世纪末叶至18世上半叶，法国科学家在科学院的领导下，从事于全球性的项目，如世界范围内的天文观测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为提高精度，他们孜孜不倦，乐此忘疲。 巴黎天文台的科学家为制定更精确的天文表而费尽心机，从当时看，法国天文学在观测规模和精度上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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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67-1668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从法国科学院刊物的文章看，科学院组织从事的科学活动主要包括：天文观测、磁偏角记录、动植物考察等。 天文观测是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如日食、月食、木卫、北极高度的观测，主要用以求出经纬度； 彗星、水星凌日等重要天文现象的观测，为制定彗星轨道提供数据，为天体力学服务。 主要利用法国天文学家的最新成果来进行天文观测，如通过观测木卫来决定经度，使用的就是卡西尼的木卫表，这是法国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成果。 法国科学家的辛勤观测，丰富了天象资料，大大有助于天文观测精度的提高。
18世纪，法国人在航行调查方面也颇有建树。 17世纪末，虽然航行从属于宗教和经济的目的，但每一次远征对更多地采集数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有的旅行者，特别是耶稣会士对科学的进步提供了许多服务。 无论旅行者的目的如何，他们都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报告。 这种风尚来自对异域的迷恋、对新知识的渴望以及潜在的殖民主义倾向。 旅行记不仅仅涉及自然史，对地理学、制图学也极有意义，众多的旅行文献对解决主要的科学争论非常有益。
两种类型的远征尤其令大众感兴趣，一个是大地测量，另一个是天文测量。 1735年，派出了两支队伍，去测量一度经线的长度，以解决由牛顿理论引起的关于地球形状的争论。 18世纪60年代，两次派出大规模的调查组，观测金星的运行，以精确测定太阳系的范围。 这两件事都大大吸引了公众，进一步提高了科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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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99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科学院建立初期，对解剖学、昆虫学很感兴趣，此外，植物学研究也很时兴，尤其是在“国王植物园”集中了一批杰出的植物学家，他们和来华法国耶稣会士植物学家也有密切的来往，耶稣会士向植物学家寄赠了大量中国的植物种子，有的还在“国王植物园”引种，如北京地区最为常见的槐树种子，18世纪40年代被寄到巴黎，在那里生根发芽，至今生长茂盛。此外，18世纪40年代，对贝壳和石头的学问也风靡一时。在启蒙运动时期，科学不可逆转地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院及其院士们在这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初年，由杨光先挑起的反教案，使耶稣会士在中国苦心经营的传教事业变得前景黯淡。 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被监禁，一些教徒被杀，传教士被关押在北京的就多达三十人，这次反教运动，波及全国，影响深远。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这个紧急关头，凭藉良好的科学素养，博得了康熙帝的信任，使这场历狱得到平反。 从17世纪70年代起，传教士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康熙对那些有科学特长、能担任修历重任的耶稣会士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在当时，南怀仁感到人才缺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没有新的耶稣会士到来，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因后继无人而终成泡影，南怀仁为此忧心忡忡。 1678 年8月15日，他写下了著名的告欧洲耶稣会士书，印刷后寄回欧洲，呼吁增派耶稣会士来华。 此信反响很大，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与此信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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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象台》
南怀仁设计天文台
杜赫德，《中华帝国通志》，1735
台北故宫博物院
几乎和南怀仁的呼吁同时，巴黎天文台台长、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向柯尔伯建议，希望派遣耶稣会士到东方去进行天文观测，并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观测计划。 大约在1680-1681年，这个计划由柯尔伯、卡西尼、天文学家腊羲尔和耶稣会士洪若（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进行了商讨，内容包括在东方的不同地区，直至中华帝国，进行各种观测，以取得不同地区的经纬度和磁偏角值。 卡西尼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介入这一计划，表明科学院对洪若等首批来华耶稣会士的重视。
从当时的背景看，仅靠科学院的科学家去完成观测任务，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在远东，耶稣会士已有较大的传教范围，加之他们在学校里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这是天主教其他修会所不能企及的，因此选择耶稣会士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就成为法国科学院首先考虑的对象。 事实亦将证明法国耶稣会士很好地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科学使命。
此外，法国耶稣会对耶稣会士来华执行科学院的观测任务也抱有较高的热情； 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耶稣会士也早有到中国传教的愿望； 加之动身以前，法国与暹罗关系密切，暹罗国王对传教士优遇有加，更增加了法国派遣耶稣会士到中国的信心。
但是，首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并非一帆风顺，1683年，柯尔伯去世，使此事耽搁了数年。 从开始准备到抵达北京，共花去了近十年的时间。 1677-78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在巴黎停留，与洪若有过两次会面。 1684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与南京人沈福宗到达巴黎，9月15日在凡尔赛宫受到了路易十四的接见，此事曾轰动一时。 柏应理还把南怀仁的一封信交给了洪若，以上这些频繁接触，都促成了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最终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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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银镀金简平地平合璧仪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宫造办处制作
清宫旧藏
1684年12月20日，洪若、白晋、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张诚（J.-F. Gerbillon, 1654-1707）等四人被皇家科学院任命为通讯院士。行前，他们携带了科学院赠送的大量科学仪器。为避免和葡萄牙“保教权”的冲突，洪若等六名耶稣会士被授与“国王数学家”的称号。
“国王数学家”中洪若的科学素养最高，来华前即因擅长天文观测而享誉法国，他曾为稣会士天文学家巴蒂斯（I. G. Pardies）编辑出版星图。“国王数学家”由洪若带领，于1685年3月离开法国动身前往中国。同行的人当中，还有舒瓦西（F.-T. de Choisy），他出身于贵族，和路易十四的弟弟一起度过了童年。他在船上所写的日记，非常生动，记录了他们在船上的一些活动，如他写道：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六位神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学习天文学，他们在中国个个会象南怀仁那样。”在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这天早上（1685年5月8日），洪若神父开始讲授一堂天体的公开课。……当他成为大官，中国皇帝面前的红人时，我将可以说：“就是他教给了我有关天体周日运动的知识。”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洪若科学水平的由衷钦佩和赞赏。日记还对白晋等人的性格、特长做了详细的描写，读来生动有趣，如见其人。海上漫长而单调的旅程使航船成了很好的学习课堂，耶稣会士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能在中国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做准备。他们由海路转道暹罗，搭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经中国沿海北上，于1687年7月23日到达宁波。他们到达宁波后，就把路易十四的信件递交给浙江巡抚金鋐，但受到了阻挠，未能及时到达北京。《熙朝定案》对此有记载：
礼部题为报明事，该臣等议得浙江巡抚金鋐疏称，西洋人洪若等五名由暹罗附粤商王华士之船到浙，……洪若等人不便久住内地，应交与该抚发出边境，令回伊国，嗣后凡海内贸易客商，应行严禁携带外国人员，如违禁将外国人员携带入内地者，严行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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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 《大西利西泰子传·验气图说》
梵蒂冈图本 Borg. Cinese.350
当南怀仁听说法国耶稣会士已经到达宁波之后，于9月15日写信给在热河的赵昌，让皇帝知道这些人是他的耶稣会同伴，带来了珍贵的科学仪器和书籍。《柔远特典》也记述了法国耶稣会士进京的详细经过：
礼部题为报明事：该臣等议得浙江巡抚金鋐疏称，西洋人洪若等五名由暹逻附粤商王华士之船到浙。据称欲往苏杭天主堂探望同教之人，如肯容留，情愿长住内地等语云云。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题，九月初六日奉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礼部谨题为请旨事，先经奉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钦此钦遵。咨行该抚去后，今准该抚所送洪若、李明、刘应、白进、张诚并伊等所带浑天器等共计大中小三十箱等因到部，相应将洪若等交与钦天监问明，果否通晓天文历法可也。为此请旨。
与此同时，洪若等人曾试图利用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通过他向浙江的官员赠送望远镜与钟表，以达到准其入京之目的。经过南怀仁与殷铎泽的斡旋，他们终于在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并很快受到康熙的召见。经过挑选，白晋和张诚被留在北京，其他几位法国耶稣会士则允许到其他地方传教。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中法科学交流的序幕，也为18世纪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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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 《易考》（二卷）
梵蒂冈本 Borg. Cinese.317
洪若到达宁波后，由于浙江巡抚的刁难，一直在那里停留了半年多而未能成行，在此期间，写下了许多信，透过这些信，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耶稣会士和法国学术界的密切交往。
1687年11月8日，在给皇家科学院写的信中，洪若汇报了当时的科学分工：洪若负责中国天文学史、地理学史和天体观测，以与巴黎天文台所做的天文观测相比较；刘应负责中国通史，汉字与汉语的起源；白晋负责动植物（自然史）和中医的研究；李明负责艺术史和工艺史；张诚负责中国的现状、警察、官府和当地风俗，矿物和物理学（指医学）的其他部分，即白晋研究以外的部分。洪若写信之目的是为了向皇家科学院寻求帮助，以便他们能完成所需从事的工作。在另一封给科学院的信中他写道：
向我们传授你们的智慧；为我们详细解释你们所特别需要的；为我们寄送示范，亦即你们对同一课题将会怎样研究，在科学院为我们每一位配备一名通讯员，不仅代表你们指导我们的工作，而且在我们遇到困难和疑问时可为我们提供意见。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希望‘中国科学院’会渐渐完善，会使你们非常满意。
洪若等人想按照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做法来作为他们研究的指导，所谓的“中国科学院”，实质上是皇家科学院的中国分院，即由法国在华的耶稣会士科学家组成的科学机构，他们来华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中国人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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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原本》
古希腊欧几里得撰写，意大利人利玛窦口述，明徐光启笔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687年11月8日，洪若给卡西尼写信，呼吁寄来更多的天文仪器：
我请求您不要忘记寄给我您认为必要的对天文学的一些看法：日月食的推算、行星的位置等，同时通知我我们所能做的观测，以便阐释我们科学中还存在的疑问。我也请您（寄来）月亮类型的样本，我指的是那些小型的图，您为观测月食所印刷的。
洪若也要求寄在科学院观测基础上刻印的法国地图，以了解各地经度的观测结果。 为了能为巴黎天文台服务，他认为必须在北京安装有同样的天文仪器，来装备北京的天文台，希望科学院能够提供一些神奇的新仪器，介绍一些新方法。 同一天，洪若给科学院的Borelli也写了信：“我将把您的55和80法尺长的美丽的望远镜安装在北京的天文台。 ”
洪若在到达宁波后，又写信给卢瓦尔（François Michel Le Tellier Louvois, 1639-1691），请求政府赠送更多的仪器和书籍，这体现了洪若等耶稣会士对科学调查之热情与周密之考虑，以为他们来华的科学使命服务。 之后，法国科学院指定了一些院士与在华耶稣会士通信，耶稣会士则把一些科学观测报告发回法国，同时回答科学院交给他们的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科学院则经常给在华的耶稣会士寄送科学院的杂志与其他科学书籍，对他们进行指导，还不时把新的科学仪器运到中国，以供观测之用，这种密切交往使在华法国耶稣会士能及时掌握法国科学的新进展。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担负着皇家科学院的科学使命，洪若等人都自称为皇家科学院的“中国科学院”成员，明确说明他们在华的工作是科学院计划的一部分。
康熙时代为何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天算著作？法国耶稣会士是否向康熙介绍过法国皇家科学院及其活动？他们来华的科学使命康熙是否了解？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与皇家科学院的活动有何关系？这是中法科学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将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对此作出解释。
清初沿用明末编成的《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所采用的仍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折中体系。1711年，康熙发现钦天监用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与实测夏至日影不符，于是对大臣说：
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犹之钱粮，微尘秒忽，虽属无几，而总计之，便积少成多，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也。
就此问题，康熙询问了刚到北京不久的耶稣会士杨秉义（F. Thilisch, 1670-1715），他用利酌理（G. Riccioli, 1598-1671）的表计算，所得结果与钦天监的计算不一致，康熙这才知道西方已有新的天文表，因此命皇三子胤祉等向传教士学习，同时，自己也向耶稣会士学习历算知识。1712年，杨秉义和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F. Foucquet, 1665-1741）向康熙介绍天文学。为此傅圣泽开始翻译西方数学、天文学著作，向康熙介绍了开普勒（刻伯尔）、卡西尼（噶西尼）、腊羲尔等人的学说，许多是根据皇家科学院的著作写成的。其中有《历法问答》、《七政之仪器》等天文译著，以及代数学著作《阿尔热巴拉新法》、佛拉哥（A. Vlacq，1600-1666）的对数著作等。
王兰生是大学士李光地的学生，精通音韵，因为李光地的引见，与数学家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一起，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旨：“生员王兰生、梅瑴成做人正道，所学亦好，赐与举人，一体会试。”1721年，又赐与王兰生进士。允许精通音韵、历算的人士破格参加会试和殿试，这种优厚待遇，似乎有清一代也不多见，这反映了康熙对编制历算著作之重视。1713年，王兰生撰“历律算法策”，从“西学中源”出发，为康熙时代编修天文历法书籍作宣传，其中称：
从来敬天勤民，莫大于授时，移风易俗，莫善于作乐。夫时纪于历，乐本于律，而历与律之所由成，则皆不能无藉于算焉，此固制作之大要也。愚闻之律历之学，盖莫备于虞夏成周之世者也。其法本创之中国，而流于极西，西洋因立官设科而其法益明。中土因遗经可考，而其理亦备。至于辨中西之异同，考古今之疏密，集诸说之大成，立万代之典制，则未有如我皇上者也。……顾西术之来有年矣，而知之者盖寡，惟我皇上明其理、精其数，而又欲广其传焉，故以之制历而历成之，造律而律定，此诚钦天成俗之大本，而礼乐明备之一候也，敢不述之以为执事献。
正是在王兰生等人的建议下，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二十日，康熙给诚亲王、十六阿哥下旨：“尔等率领何国宗、梅瑴成、魏廷珍、王兰生、方苞等编纂朕御制历法、律吕、算法诸书，并制乐器，著在畅春园奏事东门内蒙养斋开局，钦此。”王兰生“自入蒙养斋，分较《律吕正义》、《数理精蕴》、《卜筮精蕴汇义》，纂辑韵书。”
蒙养斋设在畅春园内，主要编译《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书，是一个临时性的修书机构，即“奉旨特开之馆”，事竣即行裁撤。在此之前，曾在全国征访精通历算、音乐及其他有特长的人才，许多著名学者被吸收进馆，江南武进县杨文言因“颇通才学，兼通天文,”被胤祉召到北京。1706年，“李光地荐苏州府学教授陈厚耀通天文算法，引见改内阁中书，圣祖试以算法。……圣祖命入值内廷，授编修，与梅瑴成同修书。” 1712年，梅瑴成受征汇编《律历渊源》，明安图当时也应参预其事，受征的人聚集在畅春园。在《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编纂时，亦即大地测量期间，传教士经常出入畅春园，受康熙召见，并回答康熙的各种问题，许多在蒙养斋编纂历算著作的人（如梅瑴成、 明安图等）在传教士指导下进行学习和测量。《清史稿》对蒙养斋也有记载：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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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崇祯七年七月（1634年8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北极高度、黄赤距度，于历法最为紧要，著于澹宁居后每日测量寻奏。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比京城观象台高四分三十秒。黄赤距度，比京城高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报闻。
同年，胤祉上奏至各地测北极高度事，并“以《御制律吕正义》进呈，得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著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 ”
编写《历象考成》的其他原因是有人觉得传教士在编撰《西洋新法历书》时“自秘其学，立说复深隐不可解。 ”
上面对《历象考成》编纂的缘起进行了解释，下面将探讨蒙养斋的设立和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关系。
如上所述，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是皇家科学院世界性科学考察的一部分，他们肩负了传教与科学考察的双重使命。 和洪若一样，白晋也抱有在中国建立科学院的设想，到北京后不久他就掌握了满文，他的语言才能与科学素养深得康熙之赏识。 受康熙帝的委托，1693年，他从北京动身，回法国招募耶稣会士来华，充当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 他带了三百多卷中文书，作为赠送路易十四的礼物。 1697年3月到达法国，在法国期间，他撰写了《康熙皇帝》一书，曾提到康熙打算在中国建立一个科学院：
这位皇帝的意图是让已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和新来的耶稣会士在一起，在朝廷组成一个附属于法国王室科学院的科学院。我们用满语起草了一本小册子，介绍了法国王室科学院部分文化职能后，皇上对这些职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平时就考虑编纂关于西洋各种科学和艺术的汉文书籍，并使之在国内流传。因此，皇上希望这些著作的一切论文从纯粹科学的最优秀的源泉，即法国王室科学院中汲取。所以康熙皇帝想要从法国招聘耶稣会士，在皇宫中建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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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定仪象考成》）
清允 禄、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等奉敕修纂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武英殿刻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白晋提到康熙想在中国建立科学院，并附属于皇家科学院，这种想法显然是出于白晋自己的考虑，因为作为天朝大国，康熙绝不会把大清帝国的科学院作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分支机构。白晋完全是为了迎合路易十四的旨意，以满足法国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达到向中国派遣更多耶稣会士的目的。这段话说明康熙对法国皇家科学院是有所了解的，但在1700年之前，由于大批法国耶稣会士尚未来华，康熙时代大规模的科学活动未能顺利展开。
1713年康熙在畅春园蒙养斋设立算学馆，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天文测量，实际上可能受到了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影响，因为当时傅圣泽在《历法问答》中向康熙介绍了法国“格物穷理院”、“天文学宫”（亦即法国皇家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在天文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也介绍了法国天文学家到各地进行测量的情况，书中云：
昔富郎济亚国之格物穷理院中，诸天文士，皆于此讲究，因二道相距之说，各有异同，难以意见断定。然此实天文之枢机，又正不可以无定也。乃于康熙十年时，上请于王，爰差数人，分至古昔天文名家所测候之所，以测验近今之天行，与古昔之天行，有变易否，又且不远万里，使院中名士利实尔，至近赤道下之海岛，名为噶耶那。
因此康熙和皇三子胤祉等人对法国科学院是有所了解的，他们想模仿法国的科学制度，这是设立蒙养斋，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的重要原因，无疑法国耶稣会士对促成中国的科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白晋等人在写给康熙的报告中也曾提及他们来华之目的，以及和皇家科学院、巴黎天文台等学术机构的关系：“在本国临行之时，国王亲嘱有三”，其中有“本国天文格物等诸学宫广集各国道理学问，中国其来甚久，道理极多，又闻中国大皇帝天纵聪明，超绝前代，尔等至中国，若得其精美者，直寄本国，入学宫，垂之不朽。” “天文格物诸学宫”，即指巴黎天文台和皇家科学院等科学机构。
以上史料说明，《历象考成》成书之前，法国耶稣会士介绍了许多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工作，使得康熙及其皇三子胤祉对科学院及其活动有充分的了解，并试图加以仿效。
《历象考成》的成书大概经过了两个阶段，首先在畅春园和全国各地进行测量（如黄赤交角的测定），之后以传教士为指导进行计算和编纂。自1708年开始大地测量至《历象考成》编纂期间，庞嘉宾（K. Castner, 1665-1709）、杜德美（P. Jartoux, 1669-1720）、严嘉乐（K. Slavicek, 1678-1735）等耶稣会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皇三子胤祉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如陈梦雷、王兰生、杨文言等）为其编书，其中肯定包括天文方面的著作。需要提及的是李光地在康熙年间，聘请梅文鼎讲学，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历象考成》的编成创造了条件。 “雍正二年五月十七日奉旨开载纂修编校诸臣职名”中包括庄亲王允禄、诚亲王胤祉；汇编何国宗、梅瑴成；分校魏廷珍、王兰生、方苞；考测顾琮、明安图等十人；校算何国柱等十五人；校录吴孝登等十五人，而梅瑴成、魏廷珍、王兰生等人都可称是李光地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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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漆木质描金花望远镜
清初期，清宫造办处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历象考成》上编“揆天察纪”，共分十六卷，包括历理总论，对天象、地体、历元、黄赤道、经纬度、岁差等天文学的基本概念、常数作了解释。关于岁差，“今新法实测晷影，验之中星，得七十年有余而差一度，每年差五十一秒。”黄赤交角对座标（黄、赤道）换算特别关键，因为当时的许多测量工作都在畅春园进行，因此畅春园纬度的正确测定很重要，“黄赤距纬”介绍了根据多次测量夏至午正太阳高度得出的新的黄赤交角值，即23度29分30秒，《历象考成》据此重算了天文表（如庞大的“黄赤经纬互推表”）。清初采用的黄赤交角是23度31分32秒（《西洋新法历书》），傅圣泽改为23度29分2秒，《历象考成》的值与此值很接近，这说明《历象考成》的编纂和傅圣泽的《历法问答》有很大关系，亦即和法国皇家科学院及巴黎天文台的工作密切相关，因为傅圣泽提到“二道相距之说”“实天文之枢机”，强调了实测黄赤交角的重要性。
《历象考成》下编“明时正度”，包括日躔、月离历法；月食、日食历法，以及五星、恒星历法等共十卷，主要介绍各种天文数据及表格的用法。此外还有日躔、月离、五星、恒星、黄赤经纬互推等表共十六卷，在每一表前说明用法。《历象考成》在天文体系上仍沿用第谷的体系，只是反复进行观测，提高了精度，并改进了一些天文数据，使得日月食的预报更为精确。由于《历象考成》在理论上没有多大改进，因此在日、月食的预报上，误差仍然不小，其缺陷很快被后来负责钦天监工作的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发现，这导致了《历象考成后编》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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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1602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综上所述，蒙养斋的科学活动和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这两个机构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又有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它们的共同点是，蒙养斋和皇家科学院都得到国家的支持。 法国皇家科学院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天文观测，以确定经纬度、绘制地图，推动了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 蒙养斋设在皇家花园畅春园中，又由皇三子胤祉亲自领导，这说明这一机构创建伊始就打上了皇家的色彩。 在传教士的指导下，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活动在中国也得到了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康熙时代的大地测量和法国的科学活动密切相关，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是皇家科学院科学考察活动的一部分，没有科学院的全力指导，这种科学考察活动是不能圆满完成的。
法国皇家科学院设立了院士制度，招聘外国科学家，以推动本国科学的进步，这是法国在17、18世纪科学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讯院士的设立，也促进了法国科学的发展，他们被派到国外进行动植物考察和天文观测，以收集更多的科学数据，并寄回欧洲。 而蒙养斋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虽然从全国各地招聘了一批学习历算的人才，由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在畅春园和全国各地进行观测活动，但没有太多的计划性，除了经纬度测量之外，很少进行其他天文观测，也没有吸收法国在天文学方面的新进展，特别是在木卫观测方面的成果。 清廷也没有建立院士和通讯院士制度，没有一定的奖励机制，对有功人员给予较高的荣誉。 雍正继位之后，蒙养斋的科学活动就不再继续下去。 法国皇家科学院负责科学出版物的审查和优秀论文的颁奖，使得科学院在公众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而康熙时代根本没有定期刊物，也没有设立论文奖，科学著作也不能得到广泛流传和普及，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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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徐扬 《日月合壁五星连珠图》（局部）
纸本设色， 48.9 x 1342.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科学近代化是中国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话题，明末以来，随着和西方交往的增加，给中国人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徐光启组织的《崇祯历书》的编纂活动，是对西方科学的积极回应。 但是，清初由杨光先等挑起的反教案，使许多天文学家被杀，造成学习西学的热潮陡然降到了最低点。 1688年，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给中国科学近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君主，路易十四主动和康熙通信，想建立联系，但我们尚未发现康熙和路易十四的直接来往。 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两国确实发生了许多科学方面的接触，促进了中国科学的进步，但法国科学并未完全被中国人所接受，只在宫廷流传。 作为康熙皇帝，他一心想以朝廷自己的力量，来编纂历算书籍，以达到造就人才摆脱西洋人控制之目的，这也是当时设立蒙养斋，投入如此大量人力、物力的重要原因。 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可谓轰轰烈烈了一阵，而以偃旗息鼓而告终。 这一悲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蒙养斋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历算书籍编竣即被撤消，因此康熙时代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并未能使中国科学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