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共享单车的靓丽身影就出现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这种时髦的出行方式，给民众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迅速引起轰动的舆论效应，甚至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至少五次提及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代表委员们更是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
企业自发的创新逐利行为，何以成为引发社会热捧和吐槽兼具的现象级存在？因为共享单车提供的恰是解决公众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公共服务。正因为这种公益性，具有商业属性的共享单车注定不能只算企业账。政府介入监管，提供配套服务，甚至开展共同合作，背后涉及的财税账值得盘算。
1 规范账：管理成本有增有减
自2016年底以来，国内共享单车突然火爆了起来。仿佛一夜之间，各大城市路边就排满了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
北京，是共享单车企业的一大逐鹿重地。“方便，到哪儿一掏手机一扫码，走了。还能随骑随停！”3月20日，在北京街头，多位受访市民告诉记者。记者从单位楼下出发，随意步行10分钟，沿路都能看到扫码骑车的公众。在某地铁站出口处，五六辆共享单车周围甚至站了八九个举着手机的人。一些曾经的“汽车族”也成为共享单车的拥趸。“太火了，经常还骑不上呢！”市民汪先生说。
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共享单车的出现让已经逐渐开始退出交通工具舞台的单车，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随之而来的，除了便利，还有问题。
这些每天趁着夜色大批量涌入城市各区域间的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城市交通里难以忽视的存在，使城市空间管理变得更加困难。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初，仅摩拜单车和ofo两家企业在北京已投放单车就超过20万辆，且数量还在不断攀升。而共享单车随时取用、无桩停车的特点，也导致乱停放、乱占道现象更加普遍。
呼吁政府介入的声音开始高涨。
“不光是用户呼吁，我们也头疼停放管理问题。”摩拜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比如，与上海普遍实行的“非机动车停车白线”相比，北京目前在停车架、行道树间等，都可以自由停放自行车，造成自行车停放相对混乱，也使得部分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人员拒绝共享单车进入。
从目前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来看，政府对这一新生事物整体态度是支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交通部部长李小鹏点赞共享单车。他表示，共享单车是城市慢行系统的一种模式创新，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但与此同时，各地政府要有作为，加强规范和管理，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在较早出现共享单车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也表示，共享单车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用规范来促进共享单车更好发展，这笔管理账并不好算。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同样在增加。
比如，如何解决呼声最高、急需解决的乱停放问题。尽管国内部分城市已建立非机动车辆停放点或者拟建计划，但单车数量众多，现有公共停放区域很难满足需求。这就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管理。
今年1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与摩拜单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将石景山区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共享单车精细化运营与管理的样板城区。由政府提供更多停车空间，企业派专人管理。区政府也会鼓励环卫、交通引导志愿者等在工作之余主动引导用户将车辆规范停放。海淀区、丰台区和朝阳区等区政府或相关街道也先后采取了类似管理办法。
丰台区西罗园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了让共享单车便捷和有序两大矛盾点有效解决，他们下了不少力气。目前，该辖区内共规划点位40个，均配上明显标识，并有专人管理。所有点位规划以大数据提供的开锁率为依据，均由该街道和共享单车公司共同商定。
再比如押金问题。记者了解到，目前共享单车品牌基本都需要缴纳押金（ofo公司与芝麻信用合作推出的信用免押金，目前适用率不高），其中摩拜等企业押金高达299元。然而，消费者对于押金去向和用途并不了解，目前只有摩拜单车称与招商银行签订了资金监管协议，其他单车运营商并未明确说明。一旦平台将资金挪作他用，将面临大面积的押金退还兑现危机。
“一旦发生投资失败、卷钱跑路等情况，怎么办？”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律师志愿团专家李晓霞表示，目前国内对共享单车押金的金融监管仍是盲区，资金的安全性无法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她认为，政府部门需要规范共享单车的市场准入，加强对共享单车押金的金融监管，让消费者消费无忧。
管理成本增加还体现在一些岗位的工作量变大了。
在北京海淀区工作的城管小陈说，共享单车的快速兴起，对城市的道路通行能力提出挑战，对城市综合管理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并没有接到通知阻止共享单车停放，所以还是配合的。但如果出现乱占道或遇到投诉，就得处理。”小陈说，自己和同事经常要花时间将凌乱的单车摆放整理好。而在南京市3月17日发布的《促进网约自行车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已经明确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车辆乱停放问题。
一些城市走得更远。
今年3月3日，成都市交通委员会发布全国首个《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试行意见》。意见明确，企业是共享单车投放和经营的主体，政府承担的是服务、规范监管职责。随后，上海市出炉首个共享单车团体标准讨论稿，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此次的标准，为整个共享单车市场的规范化运营做出了表率。2017年可能迎来共享单车监管年。而北京市方面也表示，今年交通、城管等部门将联合出台北京市统一的共享单车规范管理办法。3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已率先推出共享单车管理举措。
北京市副市长程红说：“共享单车等的出现，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很大挑战。当发现问题时，政府必须同步创新，让政府管理模式跟上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步伐。”
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看来，还有一笔管理账可以算。目前已有的ofo、摩拜、优拜、小鸣和小蓝等多种共享单车企业，都是分别管理，增加了成本。他建议可以由政府部门牵头，对共享单车企业共同实行牌照管理。这样一来不但能解决数据核查难的问题，还可使共享单车实现科学投放、有序管理。
在管理方面，政府不只是付出者。共享单车火爆，挤走了盘踞多年的黑车大军，这无形中让负责城市管理的部门轻松了不少。在北京市多个地铁口外，多年来屡治不绝的黑车，悄然间被共享单车挤了生意，数量锐减。仅剩的几辆也生意冷清。
“共享单车便宜、方便，还安全。谁愿意再去坐黑车呀？”这是不少市民的想法。劲松城管执法队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我们跟黑车较了这么多年劲，反反复复，屡禁不绝，没想到被共享单车解决了。”
共享单车规范化时代已经到来。如何更好地规范和引导以其为代表的新业态，这本账还可以好好计算。
2 服务账：软硬环境需要跟上
政府能做的远远不只是规范。
骑行爱好者、深圳市君合信税务师事务所所长胡绵鹏告诉记者，近年来政府一直大力提倡绿色出行，自行车用作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本来应该是较为理想的方式，但在大多数城市却并未被广泛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道路规划、配套设施建设和维护没有跟上。
共享单车的大规模出现再次将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
资深交通法律专家、交通部干部管理学院教授张柱庭介绍说，政府对共享单车某种程度上的宽容，实际上就是对其所代表的绿色出行方式的鼓励。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为此优化道路设置，保障非机动车道的连续、畅通。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歌唱家吴碧霞谈到共享单车发展时表示，如今在城市里骑车的感觉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些地方原本自行车道就不多，还出现了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和行人。要让共享单车这一新生事物发展好，需要政府在道路规划设计等方面做细致工作，给老百姓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骑行环境。
“随着共享单车的发展和普及，我相信自行车道标识不清等问题会被解决。”吴碧霞说。
在北京，变化已然发生。
2016年，北京不少市民发现，骑行的人慢慢多起来，路面上的变化也悄然出现。三环辅路，347处机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通行冲突点疏通，全线97公里的自行车道清除障碍，市民骑行全程无断点。二环路、三环路和中心城区很多大马路上都专门为自行车铺设了“红毯”，标明路权。截至当年底，通过彩色铺装等综合措施，北京市共完成150公里市级城市道路自行车道综合治理工作，增设约1200个自行车车标。
同年9月，《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将全面推进自行车网络建设，引导自行车回归城市，五环内治理完善3200公里连续成网的自行车道路系统。同时，优化自行车租赁设施网点布局，使中心城全日绿色出行比例达75%。
今年3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容军介绍说，年内北京市仅交通行业投资任务就达300亿元。
除了道路设施等硬环境建设，共享单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人身安全和法治问题等软环境建设，也成为公众关切的热点。
不久前，北京市民冯先生租用ofo共享单车时摔伤。冯先生认为事故原因系车辆刹车失灵，遂将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等2万元。这也是共享单车惹上的首例索赔官司，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了解到，该案件法院虽已立案，但共享单车作为新生事物，相关的法律条例并未建立。而共享单车企业自身，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方面，大多依赖客服，并没有完善的应急处理机制。
针对这一问题，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教授牛文军、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等都建议，尽快出台共享单车的行业质量标准，对刹车、整车寿命等质量提出具体要求，满足高强度骑行需求，以确保使用人的人身安全。
对共享单车人为恶意损毁造成的问题更为严重。
“晚上下班回家想骑共享单车，虽然路边车很多，但不是脚蹬子没了，就是车座没了、车轮歪了，要么就是被人上了私锁。足足扫到第10辆，才确认是一辆完好的车，可我人都快走到家门口了。”北京市民小曹的尴尬经历，很多人感同身受。
共享单车屡遭“毒手”，如何应对？摩拜公司相关人士介绍说，摩拜已引入信用积分制度，同时加强研发投入，积极开发新型防盗设备。不过，他们同样希望在软环境建设上得到政府的支持。
在上海，摩拜公司与包括杨浦区在内的三个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就包括“对于故意损坏、盗窃共享单车的行为，由公安部门和公司共同打击，并将其纳入征信体系”。在杨浦区，企业还与区政府共同制作了公益广告，向市民宣传文明出行。
由于同时运营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永安行CEO陶安平感受到了损毁率上的巨大落差。陶安平介绍说，公共自行车属于公共设施，而法律规定损害价值超过2000元就会判刑，这使得公共自行车的损毁并不严重，而共享单车则不然。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从法律上对损害单车的人加重惩治引发不少代表委员共鸣。“这方面，国家的法制建设要跟上。”全国政协委员、着名作曲家关峡表示。全国人大代表、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产品工艺研究所工艺员郭云鹏认为，在大力倡导市民共同爱护车辆、文明用车的同时，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规范，强制约束不文明用车行为。同时，将市民不文明用车行为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在共享单车企业眼中，政府的服务账涉及面更广。比如，对企业自身发展的扶持。摩拜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成立以来，公司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多次鼓励和支持。他们希望，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让真正创新的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对此表示认同。王战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我们要使创新确实得到回报，不能让走在前面的企业光冒风险却尝不到甜头。”
深圳大学中国交通经济研究所所长韩彪看到了另一面。韩彪说，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不到两年，深圳的单车就可能供过于求。万一企业倒闭，已经变成破铜烂铁的单车怎么处理，自行车生产的过剩产能如何消化？这些市场过热的后遗症同样应当引起政府关注。
3 合作账： 调动民资做好公益
实际上，今天的共享单车，在公共骑行领域还有位“老大哥”——公共自行车。这一由政府主导、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一直喜忧不均。共享单车的出现，让不少人心怀疑问：二者是重复建设还是互为补充？对政府而言，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杭州是国内较早引入公共自行车的城市之一，其目前拥有的公共自行车数量位居全国前列。2016年，在共享单车冲击下，杭州市公共自行车日均租用量仍达31万人（次），最高日租用量44.86万人（次）。
杭州市公共自行车公司总经理陶学军介绍说，经过8年多的发展，公共自行车“小红车”已融入杭州市民的日常生活。截至2016年底，整个杭州市已有3572个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基本覆盖整个城区。因此，杭州市留给共享单车的空间，不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那么广阔。
陶学军介绍说，目前杭州市还是“小红车”的主场，但共享单车已经分流了一部分用户。二者各有粉丝，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好预测。
共享单车的出现，给公共自行车的发展带来了启发与借鉴。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以来，多个较早发展公共自行车的城市，先后宣布升级服务，不但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增加扫码租车功能，还通过增加24小时服务、设立义务修车点等方式优化体验，补足短板。北京、厦门等地还出现了无桩公共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只有相互取长补短，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市民需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表示。
相生相荣的背后，也有城市饱和度等的考量。抛开企业逐利带来的盲目扩张，从政府角度而言，继续花费大量财政资金来按照原有计划投放、升级，是否完全有必要？
记者了解到，作为政府大力推行的公益项目，公共自行车每年需花费千万级以上的财政资金。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有广告贴补、市场化运营等多种形式，公共自行车的建设运营账单，主要还是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承担。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仅2015年全国公共自行车政府招标项目总金额就超过12亿元。
即便是全国少见的能自己“活下去”的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在2012年之前也是连年亏损，经营4年单由公共财政投入累计就接近4亿元。目前，杭州市公共自行车每年运营费用超过8000万元，靠对服务点进行商业开发和出售公共自行车管理系统，基本能收回运营成本。但这一模式在其他地区很难复制。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认为，共享单车的出现，对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在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能方面却提供了契机。
比如，政府在做好管理和服务的前提下，可以把公共自行车的部分需求用共享单车来满足。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公共自行车约为8万多辆，而共享单车仅摩拜和ofo两家已超过20万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郭文圣表示，政府可以向共享单车企业开放城市交通大数据，有助于其合理投放、调配单车，也可以利用共享单车企业的出行数据，为城市道路规划、自行车道设置、推荐停车点选择和公交地铁站点选址提供参考。他建议，未来，政府可以将公共自行车、居民自愿共享单车和城市弃置无主单车等统筹发展，实现“城市大共享”，避免资源浪费。
另一途径是开展合作，同公共自行车一样，共享单车最终走向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这种模式中，通常政府是服务安排者，企业是服务提供者，消费者是服务接受者。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负责人介绍说，共享单车企业对用户需求的把握和“痛点”的关注往往更加敏锐，政府以PPP模式参与智能共享单车行业，将使用和选择权交给市场和用户，就能在降低投入成本的基础上，为百姓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同时，政府也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城市整体规划和地区行业标准的制订上来。
合作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2016年下半年，北京市房山内在辖区内的燕山地区首次投入高度类似共享单车的无桩公共自行车。与摩拜和ofo一样，这一无桩单车也只需扫码就可骑车。不同的是，该自行车在社会资本共享单车要求将车停入白线内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了虚拟“电子围栏”，车辆只能停放在划定的虚拟围栏范围内。
在该项目上，房山区政府采购的车辆来自于一家名为北京途自在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这家企业已经围绕无桩共享单车为政府设计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永安行CEO陶安平表示，这种合作的苗头已经颇为明显，尤其是四线及以下城市，考虑到投放难以收回成本，互联网企业都不愿意投放，这时候政府可能就会介入，以解决城市需求。
“公私‘两辆自行车’若能处理好互补合作的关系，受益的最终还是百姓。”杭州市民小杨说。
作者：李萍 田迎欣 万佳音 叶益豪
来源：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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