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清明节并不平静。
4月3日，美国公布对华基于301调查的产品加征关税建议清单，对中国出口美国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产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通讯、医药和高端医疗设备、机械等多个领域。4月4日，中国做出反制措施，宣布拟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和飞机等产品加征关税，涉及2017年美国对中国约500亿美元出口。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命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4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就中美双边贸易形势举行专题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经济系主任于春海指出，中美贸易摩擦进入新的阶段，实质性行动似乎要出现，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激化。
4月3号，美国公布对华基于301调查的产品加征关税建议清单，对我国出口美国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产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通讯、医药和高端医疗设备、机械等多个领域。
前天（4月4号），中国做出反制措施，宣布拟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和飞机等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25%，涉及2017年美国对中国约500亿美元出口。
事实上，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呈现加剧和激化的势头。因为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经济整体的重要影响，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是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外学术界研究、讨论和争议的重点问题之一。
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针对中国的各种调查、制裁和威胁只是特朗普政府出于短期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策略选择，加之中国具有足够的让美国付出代价的反制能力和措施，因此，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全面激化甚至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
就此似乎很难理解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行动。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界，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行动，对美国国内消费者和众多生产者（依赖于进口中间投入的），会带来负面影响。在考虑中国等贸易伙伴基于WTO规则做出反制和保护的情况下，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可能得不偿失的）。
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些看似极端、不合理甚至是得不偿失的政策行动？有人说这是特朗普的个人特性所致（商人身份、性格和精神等因素），有人说这是特朗普政府目前面临的行政部门的困境所致（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基本都不愿进入特朗普政府）。果真如此吗？真的是这样吗？不竟然！这需要回到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和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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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中呈现新的特点。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不仅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出现绝对下降。这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原因何在？在现有的逻辑和经验中，制造业是能够提供较多的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什么会这样？技术进步、偏好变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是原因所在。在其中，全球化或者贸易的影响是最小的。但是，在政策层面，针对贸易的政策是最可行的。真正需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难度都很大，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立法程序，还受制于财政的能力和空间等问题。相对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就较为容易，在总统或行政部门已经获得的的授权范围内，也不需要财力的支持。
其次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中期选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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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态度与政策措施，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还要回应竞选期间的承诺，是不是兑现的竞选期间的承诺。
第三，美国资本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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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处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必须考虑劳工群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前面所说的，关注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资本的利益。无论是共和党的属性，还是美国整体的竞争优势。一直说“美国优先”，这是什么？美国要素全球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核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是资本这一要素。美国企业在海外当地销售的服务，是其直接服务出口的两倍以上。美国跨国公司来自海外的收益和利润也远高于来自美国本土的收益和利润。如果为美国优势要素获取海外收益创造有利条件？不仅是海外市场的准入跳进啊，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内部的经营环境，诸如市场秩序、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在多变框架下，这些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很难谈出结果，多哈回合的困境就是明证。
如何撬动国内市场准入条件及其内部环境的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是，给予国家整体力量，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贸易保护主义当然是最直接、最可以的手段选择。毕竟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其他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还很高。要获得有利的进入美国市场的条件，就要做出改变。
出于短期中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的考虑，美国政府有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动机。针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常更容易成为政府的选择。特别是危机或经济低迷时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显著缩小，针对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成为美国政府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首选。出于长期经济利益考虑，美国会不断地主动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来试探规则的界限和贸易伙伴的底线，以此来推动和主导国际规则的重新谈判和构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限制进口的政策措施和威胁是最有力的谈判筹码。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必然是一个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对象。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国，美国的第四大商品出口市场、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美国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除新加坡外的最大收益来源。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通过主动发起对我国的贸易调查或贸易争端，不仅是竞选承诺，更有助于在随后的谈判中迫使我国改变市场准入条件和市场规则。
在美国签订的所有自贸协定中，中国都是局外人，并且与其中很多成员国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竞争关系。美国在与相关成员谈判重构规则时，对我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就会成为有效的筹码。
这些好像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是很多人讨论了很多了。这段时间国内外的就很多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无论中国是否采取反制和报复措施），在政治上也是很难得到好处的（中国可以针对特朗普政府的票箱采取反制措施，在现在公布的反制措施中，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
这些看法在自身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特朗普政府政策选择的背后，各种短期经济和政治利益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长期经济利益乃至美国整体战略利益。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莱特希泽对“301调查”结果的评论是，“赤字只是现在，科技才是未来”。
这些都意味着，对长期战略利益的关注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背后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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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美国的核心竞争优势来源于两点，一是作为全球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二是作为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发展战略和开放战略的深度调整，我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将与美国在多个新兴产业上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对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的关注，将会加剧我国与美国在国际治理方面的竞争。对长期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关注，对中美经贸关系及政策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十九大以来，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型开放战略。在长期视角中，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不可避免地将会在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等方面出现激烈的竞争态势。）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净需求国，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守成大国。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能够影响国际秩序演变方向的新兴力量。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及各自的策略选择，无法摆脱多边经贸联系的影响，也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和改变多边经贸关系。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在多个国家共同竞争美国市场的情况下，可以在双边或区域谈判中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转移效应，迫使或引诱谈判对手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国在发起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时，有能力迫使其他贸易伙伴“选边站队”。特朗普政府在针对钢铁和铝实施232措施时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姿态，开始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结盟，或者利用自身力量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在此视角下，就不难理解特朗普政府各种极端的、不合理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政策措施。为了长期经济利益和国家整体战略性利益，需要动用国家整体力量来实施一些极端的政策措施，也可以选择在短期中得不偿失的政策手段，只要能够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因此，目前对于中美贸易摩擦走势及影响的研判可能存在偏差。短期中的经济损失未必能够制约特朗普政府的极端政策选择。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下的“不合理性”，在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取向下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基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在其将经济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时，利用次级制裁措施迫使其他贸易伙伴“选边站队”，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就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长期视角下，中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伸至国际规则、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在特朗普政府倡导的“经济安全即为国家安全”的观念下之下，中美经贸问题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和目的。短期中的经济损失可能难以制约特朗普政府的极端政策选择。无论是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还是汇率手段或者次级制裁措施等，即便在现有国际规则和流行观念中属于“不合理的政策”，在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取向下也成为天然合理的可行选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