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本书第一章开头，黄仁宇从万历十五年三月二日一个早朝的乌龙事件讲起，笔锋所至，作者一边叙述历史，一边又漫不经心地解读历史背景。
接着镜头对准万历皇帝本人，黄仁宇耐心地描写万历皇帝八岁那一年冠礼的流程，以及他登上皇位之后所面对的各种礼仪性事务。这些看似枯燥的文字，将皇帝由高高在上的符号，变为普通的人。读者在这些日常琐屑的礼仪事务背后，能看到传统中国的治国理念：“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为此，朝廷要作出表率，而皇帝又是朝廷的表率。
值得一提的是，著作文笔甚佳，但出版颇为曲折。黄仁宇最初写这本书时，并没有那么讨喜。当年（1970年代），他用英文写成，先在美国出版。出版学术著作的高校出版社认为，该书应该交给商业出版社，商业出版社认为应该交给高校出版社，互相踢了好多轮皮球。[1]
高校出版社认为，本书既不是断代史，也不是专题论文，缺乏分析与解剖。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虽然其中的宫廷恩怨有一定可读性，但因为涉及中国的财政与思想，显得太学术了。最终在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排除成见，决意出版。[2]
这本书中文版的面世，也是历经波折。[3]但当时谁也想不到，这本看上去“不伦不类”的书，若干年后会大火，而且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之作。当时被出版社嫌弃的写作手法，反而成为了一个经典案例，冠以“欧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以通俗化书写策略撰写学术著作的时代性”，以及领先于当时中国汉语学界的“前卫性”，[4]推崇备至。
二
《万历十五年》将明代官场规则寓于叙事之中，育良书记读来应该有滋有味。
例如，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当时官场惯例，张居正必须离职回乡丁忧守制。但张居正改革正如火如荼，他最后接受了万历帝“夺情起复”的要求。朝臣听闻愤怒不已，集体参奏张居正。
在这里，黄仁宇介绍了明朝集体上书的“成例”。即最初往往由职位较低的官员用委婉的文字上奏，接着上奏的人，再越来越把文字引至激烈方向。皇帝会因震怒而处分上奏之人，但高级官员就会以公意所在为由请求宥免，并发表“公正”的意见。整个过程也许会有少数人“牺牲”，但揭发纠举的目的达到了。
《万历十五年》还把明代政治斗争写得绘声绘色。如内阁首辅申时行在张居正死后几年里一直被攻击，称他是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黄仁宇将这种攻击概括为“去皮见骨”，即攻击者往往从小事开始，引起文官注意，假以时日，积小事为大事，无关紧要的小节变成了大的道德问题。这个过程与前述集体上书的“成例”一样，往往也从小人物挑起，直到时机成熟，大人物才出马。
黄仁宇对文官内部“小集团”的分析，恐怕最能让高育良书记产生共鸣，《万历十五年》说，如出生在同一省一县的官员，就是“乡谊”，同一年中举人或进士的，就有“年谊”，有婚姻关系的，就是“姻谊”，多种“谊”构成了文官的派系。派系内部，则构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同年进士与举人，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考官则是终身恩师。各派系主要人物（后台老板）有提拔新进的义务，同时还能协助解决内部的困难与错误，被提拔与被帮助者，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
读到这里，育良书记估计会想起他的“汉大帮”吧？
三
育良书记毕竟是汉东政法大学政法系主任出身，当过教授，读这本书，相信没人怀疑他的学术追求。《万历十五年》的确寄予了黄仁宇的学术旨趣，富含深刻的“大历史观”，凸显作者对明代行政机制的洞察力。
黄仁宇认为，明朝本质上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而成的集合体，这个庞大帝国以农业为基础，以道德与礼仪代替法律，以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
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并非刻意拼凑，他们都是黄仁宇关心的明代官僚制度的一环。
这个官僚制的特点之一是，以道德代替法律。官僚无论是在皇帝扮演的“活着的祖宗”，还是在张居正所作所为带来的非议，抑或是李贽因为“欺世妄言”而殒身的情况下，都以维护道德的名义进行，判断是非标准的是善与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特点之二便是，文官集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从小熟读“四书”等儒家经典，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往往形成巩固的政治集团，一旦联合起来，连皇帝也往往无可奈何。
特点之三，官僚制政治上十分保守，这让财政与经济制度变得僵化。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固定，国家没有一个中央层面的财政统筹，由遍布全国的各种短途运输线来支撑地方财政开支。而文官集团的目的就是使行政问题简化，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这里，很想让育良书记谈谈感想。
四
让我们把视野拉回到书中具体的“人”，高育良书记一定对张居正与申时行印象深刻。
两位首辅因其迥异的行政风格，命运十分不同。前者厉行改革、敢于打破官场的颟顸风气，后者则是对官场规则了然于胸，一心充当和事佬，所以被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群臣攻击张居正，主要是攻击张居正在道德上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攻击其政绩。
张居正的失败，是忽视了文官的双重性格，“虽称公仆，实系主人”。一方面有很多官员凭借特权，引用私人，谋取私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官集团牢牢把握住仁义道德这面大旗，张居正太过急功好利，要用一套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儒家的伟大精神，所以很容易授人以柄。
而申时行则认为由于形格势禁，所以他用调和折衷的方法解决问题。他任上的行政成就，往往是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如他想推荐被皇帝革职的治河专家潘季驯去治理黄河，当时没人敢给皇帝作坚决的请求，申时行利用与皇帝谈话的机会，插入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旧人”的话，这段谈话经给事中抄写公开之后，潘季驯担任河道总督就成为皇帝自己的主意了。
五
读毕此书，育良书记可能会想起黄仁宇的这么一个观点，即传统中国的结构就是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官员管理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农民，管理技术非常有限，任何尝试运作这套制度的人都会失败，而且惹祸上身。[5]
据黄仁宇自己讲，这本书就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书中的人物，无论是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清官海瑞、总兵戚继光、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都没有好结果。其原因并不是个人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制度使然。
这本书对作者提出的很多问题做了自己的解读，但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读者读完都能结合自身的阅历，再加品味。当然，黄仁宇也强调，这本书的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历史而发，并非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6]
难能可贵的是，《万历十五年》虽然以讨论明代官僚制为重点，但他的落脚点都是在那个时代生活的、有血有肉的个人。正如荷兰著名学者宋汉理(Harriet T. Zurndorfer)的书评所指出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关怀是“人”，黄仁宇是要描写明朝体制之下，那些虽然有创造力，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不能采取有效甚至适当手段的人如何思考和行动。[7]
对此，育良书记与高小凤应当能感同身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