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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现场
在进行为期一天半的汇报演示后，4月12日下午，评委会经过评议和无记名投票，产生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等十个项目当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致辞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表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经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在这二十七年中，工作在不断进步，评审体制也在不断完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地参与，各个方面都有了重大的进步，比如这次新媒体的参与，在评审之前吸引了上百万人参与，这是前所未有的。
宋新潮对入围终评的25项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性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四点想法和建议：首先要突出考古，通过科学的考古工作才能获得重要的发现，发现应有高度的科学性；其次，要强调多学科的结合，让考古发掘有更多的成果产生，这既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研究和保护的需要；第三，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同样需要学术研究，这是考古学家的社会责任；最后，考古发现要积极和社会共享，让公众考古的理念在考古学界得到普及。
宋新潮最后强调，“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做出了一种表率，希望将来的考古工作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能够更好地和民众及社会各方面分享。大家一起来促进学科的进步，也促进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现场交流热烈，严谨中有激情
25个项目的汇报人给观众带来精彩的考古发现，更带来新方法、新技术的全方位运用，吸引了现场评委和专家的高度关注，提问不断。评委们纷纷提出带有学术意义阐释性的点评和提问，形成热烈的交流互动。
这次汇报会的另一大特点是汇报人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在严肃的学术汇报中也充满激情，在介绍发现和研究的同时也讲述了发掘中的一些感人事迹，尤其是带动起当地人民对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热情，激起考古人的“诗和远方”，这种激情也感染了在座的听众。
媒体和社会关注度空前高涨
终评会吸引媒体程度超过往年，多家媒体到场报道并抓住各种机会采访评委和汇报人。终评会吸引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北京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新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腾讯网、人民网、新京报、环球时报英文版等媒体记者到现场报道。澎湃新闻、上海第一财经等外地媒体也专程到会报道。中央电视台特地在其官方平台进行直播，国家文物局微博微信、中国文物报、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网、“挖啥呢”等媒体都进行微博直播和微信推送，在线文博特意对汇报会全过程进行了微博视频直播，这些都引起了网民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此次终评会的社会参与度也空前高涨，参加终评会的社会人士大大超过往年，不但有年轻学者、在校学生，还有许多考古爱好者，有的甚至从外地专程赶来听会。现场座无虚席，部分观众站着或席地而坐。
终评会评委由专家库通过抽签方式产生，21位评委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文物报社和人民日报等单位。
终评会后，主办单位还将组织进校园进社区等宣传推介活动，普及考古知识，培养文保意识。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按年代早晚排序）
泉水边穿越万年前的古营地和遗珍
发掘单位：
宁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青铜峡市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
彭菲
在遗址发掘出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的三个文化层位，揭示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序列；获取逾万件的石制品，包括各类细石器、精美的小型两面器和形制多样的石磨盘-石磨棒；还发现数枚直径不足 2毫米 的串珠，小巧、精美，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旧石器时代装饰品中的最小者，在昭示制作者独特的匠心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的同时也彰显了发掘工作的精细、缜密。在最早的层位揭露出一组条带状分布的柱洞，是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首次发现的房屋建筑遗迹。在同层还发现多处具有结构特征的火塘，与同期北美古印第安人用于加工食物、具有多层结构的火塘十分相似，表明先民对火和热能具有了娴熟的控制利用能力。这些遗物和遗迹描绘了一幅贺兰山脚下的古人类群在喷涌的泉水边构筑营地、佩戴串珠在篝火前歌舞与生息劳作的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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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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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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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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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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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远景
跨越万年的记忆
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发掘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安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
陈星灿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主要取得的收获有：第一，发现并发掘了一个连续的地层剖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文化发展序列的基础。第二，发现用火遗迹、活动面、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包括动植物的遗存，这些丰富的发现在同一平面上，存在共存关系，我们可以借此分析当时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等问题。第三，这一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尤其是技术特征十分清楚的细小石器的发现，为石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为学界更好地理解人类史前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打开了一个窗口。第四，遗址所展示的文化连续发展的过程，展示了西南地区人类适应发展的过程与东部地区史前人类这一阶段的发展是不同的途径。牛坡洞遗址的发现，是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从狩猎采集经济到农业社会的一个个案，遗址所展示出来的连续性，可以清楚地透视其发展过程，为我们认识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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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洞近景
▲第二期墓葬
▲用火遗迹
▲第一期砍砸器、石核
史前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发掘单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天门市博物馆
上个世纪90年代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城址和聚落群，同时有线索表明这里也是龙山时期整个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遗址。石家河遗址近年来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给我们带来了对这个遗址以及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新认识。第一，在这个遗址中心部位的谭家岭地点，发现了油子岭文化时期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城址，是迄今所知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屈家岭的城址中面积最大的。这就表明，石家河遗址自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这1200年间，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地点，没有之一。第二，谭家岭地点的发掘还发现了龙山时期随葬玉器240多件，其中有很多前所未见造型，为我们认识龙山时代玉文化交流以及当时社会的精神世界带来新的契机，同时也说明长江中游地区直至龙山时代仍然是中国文明起源中不容忽视区域。第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东南角城墙的确认、三房湾城墙缺口发掘的城址南城门、西城壕外印信台地点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多组“套缸”遗迹、城内西南隅三房湾地点发掘到的大量红陶杯堆积及其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谭家岭地点该时期大型建筑遗迹的发掘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石家河古城的全貌带来了更多的证据。
▲谭家岭城垣与城壕 - 复件
▲谭家岭W9镂空玉佩
▲谭家岭W9玉人头像
▲谭家岭W9连体双人玉玦
▲谭家岭W8虎座双鹰
▲三房湾遗址废弃红陶杯局部
原始青瓷在这里诞生
发掘单位：
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 永春县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
羊泽林
原始瓷器的起源，以往主要聚焦在浙江东苕溪流域的生产区域。其实，东南沿海广大的印纹硬陶生产区域，从技术上讲，都有可能创制出带釉的原始瓷器。永春苦寨坑窑址和前两年发掘的辽田尖山窑址印证了这一点。窑址中出土了夏商时期的原始瓷器，与东苕溪流域原始瓷器的创烧几乎同时。区域考古调查发现在周边地区还有十余个窑址，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区域。表明这里与东苕溪一带各自在生产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创制了原始瓷器。苦寨坑窑址的发掘，厘清了这一区域的生产时代，出土了有相当质量水平的早期原始瓷器。产品主要在晋江流域使用，并影响到闽江流域，西周时生产的中心区域转移到闽北地区，以后在与浙东地区的竞争中消亡。苦寨坑发掘中清理了9座窑炉，其中有几座保存较为完好，为土洞式长条形的龙窑，与东苕溪流域是不同的技术体系。总之，福建地区是原始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十分紧密。该窑址的发掘为探索中国原始瓷器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遗迹全景
▲Y2窑炉遗迹
▲原始青瓷尊残片
▲Y5窑炉遗迹
▲原始青瓷圈足
▲有打击痕迹的瓷片
高山之下的皇家祭礼
发掘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凤翔县文物旅游局 凤翔县博物馆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
田亚岐
中国古代国家的功能“在祀与戎”，文献记载西汉早期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人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祭祀五帝系统，并将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此后汉代皇帝曾先后十八次郊雍，这些都表明在秦汉时期祭祀制度在国家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发现了大量与祭祀相关的遗存，确认了这里是西汉初期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场所——北畤，是首次在秦都雍城附近发现的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时代较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祀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既往雍城未见郊外畤祭遗址的空白，进一步明确了雍城遗址的空间布局，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这一重要历史过程中的祭祀制度、政治制度、礼制文化等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血池遗址地貌环境与结构布局图
▲经局部解剖发掘的“坛场”结构
▲符合古文献记载的“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之“坛场”地貌特征
▲实用原大车四马长方形深竖穴祭祀坑
▲明器化原大车二马长方形竖穴祭祀坑
▲呈现规律的玉器“四组合”
首都地下的千年县城
发掘单位：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通州区文化委员会
项目负责人：
孙勐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确认很重要。虽在《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有记载，但不能确指其具体所在，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城址予以确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通州区、北京市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国也有重要意义。过去对汉代的都城遗址做了长期的工作，而对汉代县城遗址则做的很少，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遗址除发现大量汉代遗物外，还发现有少量的战国燕文化的遗物，在进一步的工作中，应予注意。
对路县故城遗址建议实施整体保护，制定保护规划，长期进行考古工作，以了解汉代县城的功能布局，城市制度。用城市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全面勘探，重点发掘，实施多学科协作，全面收集相关文献资料，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保留一片绿地，惠及人民大众。目前要申请市保单位，并准备申请第八批国保单位。
现在北京市政府已决定调整规划，整体保护路县故城遗址，这是“制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好事。这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定要认真做好！
▲路县故城城址平面示意图
▲胡各庄村墓葬群航拍全景
▲南城墙南侧剖面夯层
▲陶豆
▲瓦当
“千峰翠色”的故乡
发掘单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负责人：
沈岳明 郑建明
“夺得千峰翠色来”，便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誉越窑秘色瓷的著名诗句。越窑在长达数千年的生产时间里，最引人瞩目的是“秘色瓷”的生产，古代文献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和赞誉。同时，其含义和生产情况也始终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后司岙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秘色瓷的生产有了详细而直观的了解。首先，确定了秘色瓷的生产地点在今上林湖的核心区域的后司岙遗址，产品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可以完全对应。其次，秘色瓷的生产从晚唐大中年间到五代中期。第三，后司岙窑址是一处生产水平高超的窑场，秘色瓷是其中专门用于贡御的产品，同时还生产民用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晚唐五代时期瓷器贡御方式的实例。第四，在生产工艺上，秘色瓷的成功烧制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使我们了解了贡御瓷器在生产上不计成本，精工制作的生产方式。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项考古工作在方法上的创新，一，窑址的发现，是先期进行了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这是比一般发掘更高一等级的系统性的考古工作，在勘查了上林湖地区一百多个窑址以后才确定了秘色瓷的生产地点。二，水陆考古相结合，对今天已成为水库的上林湖进行了详尽了水下勘探，弄清了窑址所在位置当年的自然地貌，为探讨原料的来源和产品外运提供了重要资料。三，面对海量的人工制品，在发掘中如何处理出土资料，尝试了九宫格发掘方法和三维化全纪录的方法。这些都是陶瓷考古工作中的有益尝试并居于领先地位。
▲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远景
▲窑址航拍全景
▲窑址发掘现场及激光三维扫描
▲秘色瓷薰炉
▲秘色瓷盏与盏托
▲秘色瓷净瓶与装烧匣钵
中国古瓷从这里出海
近年来，宋元明时期村镇遗址的考古工作引人注目，如包头燕家梁，叶县文集，云阳明月坝等都有过万，乃至2万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说明城市考古工作从都城、地方的府州城向村镇遗址延伸的趋势，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运行有重要的意义。但相关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主动的、目的明确的、以聚落考古或曰大遗址的考古思路来组织发掘的工作以青龙镇遗址为代表。对遗址采取网格化管理，思路明确的逐年推进，在大面积勘探的基础上重点发掘，目的是揭示唐宋江南村镇的发展变化。从目的、思路到方法都是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工作的积极推进。至今，已清楚了遗址的范围和地层，发掘了以建筑基址为代表的大批遗迹，特别是隆平寺遗址的发掘，弄清了民间建造性质的塔基结构和建造方法，出土了重要的文物，并推定其在港口运行中具有灯塔的功用。青龙镇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出土的大量瓷器证明了这是一座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唐宋时期集散的货物来源明显不同。使我们认识到同时期在扬州、明州两大港之间的吴淞口还有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为解决长期以来使学界困惑的晚唐到南宋时期某些外销产品的输出路线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相关的成果还使我们接近于得出这是一个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专门港口的结论，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