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揭晓 |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含专业评论）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主要取得的收获有：第一，发现并发掘了一个连续的地层剖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建立文化发展序列的基础。第二，发现用火遗迹、活动面、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包括动植物的遗存，这些丰富的发现在同一平面上，存在共存关系，我们可以借此分析当时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等问题。第三，这一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尤其是技术特征十分清楚的细小石器的发现，为石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为学界更好地理解人类史前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打开了一个窗口。第四，遗址所展示的文化连续发展的过程，展示了西南地区人类适应发展的过程与东部地区史前人类这一阶段的发展是不同的途径。牛坡洞遗址的发现，是从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中期，从狩猎采集经济到农业社会的一个个案，遗址所展示出来的连续性，可以清楚地透视其发展过程，为我们认识史前文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国家的功能“在祀与戎”，文献记载西汉早期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人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祭祀五帝系统，并将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此后汉代皇帝曾先后十八次郊雍，这些都表明在秦汉时期祭祀制度在国家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发现了大量与祭祀相关的遗存，确认了这里是西汉初期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场所——北畤，是首次在秦都雍城附近发现的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时代较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祀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既往雍城未见郊外畤祭遗址的空白，进一步明确了雍城遗址的空间布局，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这一重要历史过程中的祭祀制度、政治制度、礼制文化等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确认很重要。虽在《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有记载，但不能确指其具体所在，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城址予以确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通州区、北京市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国也有重要意义。过去对汉代的都城遗址做了长期的工作，而对汉代县城遗址则做的很少，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遗址除发现大量汉代遗物外，还发现有少量的战国燕文化的遗物，在进一步的工作中，应予注意。

对路县故城遗址建议实施整体保护，制定保护规划，长期进行考古工作，以了解汉代县城的功能布局，城市制度。用城市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全面勘探，重点发掘，实施多学科协作，全面收集相关文献资料，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保留一片绿地，惠及人民大众。目前要申请市保单位，并准备申请第八批国保单位。

现在北京市政府已决定调整规划，整体保护路县故城遗址，这是“制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好事。这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定要认真做好！

“夺得千峰翠色来”，便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誉越窑秘色瓷的著名诗句。越窑在长达数千年的生产时间里，最引人瞩目的是“秘色瓷”的生产，古代文献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和赞誉。同时，其含义和生产情况也始终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后司岙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秘色瓷的生产有了详细而直观的了解。首先，确定了秘色瓷的生产地点在今上林湖的核心区域的后司岙遗址，产品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可以完全对应。其次，秘色瓷的生产从晚唐大中年间到五代中期。第三，后司岙窑址是一处生产水平高超的窑场，秘色瓷是其中专门用于贡御的产品，同时还生产民用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晚唐五代时期瓷器贡御方式的实例。第四，在生产工艺上，秘色瓷的成功烧制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使我们了解了贡御瓷器在生产上不计成本，精工制作的生产方式。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项考古工作在方法上的创新，一，窑址的发现，是先期进行了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这是比一般发掘更高一等级的系统性的考古工作，在勘查了上林湖地区一百多个窑址以后才确定了秘色瓷的生产地点。二，水陆考古相结合，对今天已成为水库的上林湖进行了详尽了水下勘探，弄清了窑址所在位置当年的自然地貌，为探讨原料的来源和产品外运提供了重要资料。三，面对海量的人工制品，在发掘中如何处理出土资料，尝试了九宫格发掘方法和三维化全纪录的方法。这些都是陶瓷考古工作中的有益尝试并居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宋元明时期村镇遗址的考古工作引人注目，如包头燕家梁，叶县文集，云阳明月坝等都有过万，乃至2万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说明城市考古工作从都城、地方的府州城向村镇遗址延伸的趋势，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运行有重要的意义。但相关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主动的、目的明确的、以聚落考古或曰大遗址的考古思路来组织发掘的工作以青龙镇遗址为代表。对遗址采取网格化管理，思路明确的逐年推进，在大面积勘探的基础上重点发掘，目的是揭示唐宋江南村镇的发展变化。从目的、思路到方法都是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工作的积极推进。至今，已清楚了遗址的范围和地层，发掘了以建筑基址为代表的大批遗迹，特别是隆平寺遗址的发掘，弄清了民间建造性质的塔基结构和建造方法，出土了重要的文物，并推定其在港口运行中具有灯塔的功用。青龙镇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出土的大量瓷器证明了这是一座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唐宋时期集散的货物来源明显不同。使我们认识到同时期在扬州、明州两大港之间的吴淞口还有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为解决长期以来使学界困惑的晚唐到南宋时期某些外销产品的输出路线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相关的成果还使我们接近于得出这是一个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专门港口的结论，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成果。

做陶瓷考古的学者有一个认识：改写中国陶瓷史要靠山西地区瓷窑遗址的发掘。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山环水绕的地方，通过不同的山口道路分别与河北、河南、陕西的重要制瓷传统相关联，又在山西内部使这些不同的生产传统相融合，碰撞出创新的火花。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山西地区的陶瓷考古工作比较零散，系统的、成规模的发掘工作近乎空缺。河津固镇窑址的发掘是在先期开展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的基础上，选定核心区域的窑址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发现了重要的遗迹，特别是从作坊与窑炉的分布上，可以看到成组的对应关系，是在同时运行的，这是探讨古代手工业生产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珍贵资料；以往很少发现，也还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第二，出土的宋金两代丰富的遗物，使我们对山西地区宋金时期瓷器的生产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看到，河津窑在生产和装饰工艺上与两个地区相关联，即通过晋城与河南焦作地区关联，通过长治与河北磁州窑关联。发掘出土的瓷器面貌十分丰富，釉色多样，装饰丰富，质量也有精粗之分。以往从考古遗迹中出土的和国内外博物馆及民间收藏的，不大清楚产地的一批瓷器，现在可以使其认祖归宗了。

桂阳有千年矿都之美誉，是清代铸币金属原料铜和锌的重要产地之一。在桂阳县仍存在数十处古代矿冶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详细调查，选择了桐木岭和陡岭下清代炼锌遗址进行了发掘。

发掘的重要收获是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的矿冶考古新突破。通过对遗址的全面调查，确定当地采用“以矿就煤”的生产模式来降低冶炼成本；通过对遗址中心部位冶炼平台的整体揭露，完整复原出冶炼场址的功能结构布局。这对于认识古代手工业场址的功能分区、工艺流程、生产规模、工人的生活及生产力状况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桐木岭遗址出土了国内迄今发现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炼锌槽形炉及相关遗迹遗物，可全面复原当时炼锌工艺流程；发现的硫化锌矿焙烧炉及焙烧工艺系中国古代炼锌史上的一大技术进步；遗址中还存在铅、银、铜等其它金属冶炼的活动，多金属一体冶炼是中国矿冶考古的首次发现，说明对矿石的综合利用程度进一步提高，凸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