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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史)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为何没能延续?

环球资讯+  · 公众号  · 军事  · 2017-05-22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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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历史上的大航海家,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名字,尤其是1492年率领西班牙船队远航,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更是为人所熟知。其实,早于哥伦布出航八十多年,中国就出现了一位率领船队劈波斩浪的大航海家。他,就是郑和。

那么,郑和为何会被明成祖朱棣看重,领航出海?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是什么?当时船队中最大的宝船有多大?船队人员又达到了怎样惊人的数字?郑和船队肩负着怎样的政治和贸易使命?七下西洋的辉煌过后,中国为何在大航海时代没落了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七下西洋的辉煌与大航海时代的没落。


郑和,原姓马, 1371生于当时尚被元朝残余势力控制的云南。1381年,明朝平定云南,十岁的马和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到南京,净身成了一名太监。 14 岁那年 和来到北平 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的王府 朱棣 见马和聪明、伶俐,便把郑和留在身边,成为亲信。 1398 年,朱元璋病逝。次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战争中,年轻力壮的郑和追随朱棣作战,数次立功,逐渐成为一位“有智略,知兵习战”的将领。 朱棣登基后,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 ,以表彰他的战功, 并升任内官监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因他小名“三保”,所以民间习惯称作“三保太监”,后来又讹写为“三宝太监”。

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远航,所到国家大多在今印度洋海域,明朝时将这一带海域称为“西洋”,所以民间有“三保太监下西洋”的说法。郑和七次率船队出使,往返时间短者一年,长者两年有余,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并访问了亚非沿海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长时间长距离航海,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船队所到各国多对使团持友好态度,除接受明朝的诏书、礼物并回赠礼品外,还往往遣使者随船到明朝访问。

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命郑和第六次出海,归来时成祖已经去世,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对其父北击蒙古、南拓西洋的事业不感兴趣,但对郑和依然信任,并委以重任。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明宣宗追慕成祖的事业,于宣德五年(1430)岁末命郑和再次统率船队前往西洋各国。此时,郑和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从永乐三年到宣德五年,郑和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了航海事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这次出航前,也许是因为预感余生无几,郑和在刘家港留下了《通番事迹记》碑刻,到福建后,又在长乐立有《天妃灵应之记》碑,分别记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况。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九日,郑和的船队从福建起锚出海,周历了十七国,于宣德八年(1433)六月二十一日驶返刘家港。然而,郑和并没能看到祖国的土地,他于归国途中在古里(今印度的科泽科德)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船队回国后,明宣宗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下诏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达对郑和功绩的肯定和纪念。

宝船模型

从十一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和广东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

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期,被蒙古化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由不足60个发展到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为了阿拉伯海的常客。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就已自成体系。

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和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

郑和船队中最为庞大的宝船,尺寸有多大呢?因为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无法确知,不过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按照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有136米,宽约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20橹,排水量超过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当然,对于木船的尺寸能否达到如此巨大,学界还有争论,不过即使保守估算宝船的排水量为2000到3000吨,也堪称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海船了。郑和下西洋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余艘。除宝船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

宝船模型

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其中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和医务人员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如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二万七千八百余人”,永乐七年第三次下西洋“二万七千余人”, 永乐十一年第四次下西洋“二万七千六百七十人”。

船队人员的所有开支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以两万七千人为例,每人每天的饮食需要为粮食 1 公斤,水 3 公斤,蔬菜瓜果 0.5 公斤。仅在海上十天的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糧食 270 吨,饮水 710 吨,蔬菜水果135 吨。仅此一项十天的饮食耗费总计就要超过 1000 吨,平均每天 100 吨。而郑和船队在海上的航行动辄数月,物资消耗一项的数目就可想而知。七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要两三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两万七八千,仅仅饮食消耗一项,数目就很惊人了。如以七次下西洋、每次来回两年、海上航行时间六个月每次为例,七次下西洋仅仅海上饮食消耗 126000 吨。

根据《武职选薄》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四万,少则一万。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五万到十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几十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而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三年的人口是五千一百六十一万,则全国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与下西洋有关。

朱棣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登基不久,就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呢?

从明代开始,就有对郑和动机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靖难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告终,成祖对这个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郑和去海外搜寻。另一种观点认为,成祖抱有“天朝上国”的理想,派遣郑和远航,是为了向南洋各国耀武扬威,展示一下肌肉,逼迫他们来朝贡。《明史·郑和传》说: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这段话就是对上述两种说法的综合。

其实,早在宋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的贸易就非常活跃,也不时有官方的通使往来。至明成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从元末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具备了发展海上交通、开展海道贸易的基础。郑和每次航海归来,都会带回大量香料、染料、宝石、皮革等异国特产,这些特产有的是所谓“贡物”,但主要还是贸易所得。

据史书记载,当时,郑和的船队在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了一座仓库,“立排栅如城垣……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番,当时泛指外国或外族,番货,也就是外国货。从船队的“番货”需要专门整理分装,可见,郑和的航海活动具有很强的海上贸易色彩。

此外,郑和的航海活动也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一两黄金可以折换四两白银,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一两黄金可换五两白银,金银比价变动很小。然而,等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的永乐十一年(1413),一两黄金已经可以兑换七两五钱白银,而且不久后就变成了一两黄金兑换十两白银,这显然是国外白银经由海上贸易大量流入明朝国库的结果。因此,明中期官员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当然,郑和的七次出海远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孙明宣宗的意旨“通使西洋”的,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不会是单纯的海上贸易活动。第一次出航,周历十余国,所到之处,郑和都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船队回国时有各国使者随船来访,外交色彩很浓厚。此后的航海活动,也有送使者回国或赴某国公干的,将之称为外交活动,应没有问题。在旧港,郑和还打击过当地的海盗,为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这又是一种军事行动了。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既是遵从明朝皇帝意志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进行访问的外交活动,也是官方经营海上贸易的一个缩影。郑和凭借其杰出的个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国内的丰富贸易资源为背景,在外交和贸易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来华的各国领导者中,事迹尤其显著的,有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岛)的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和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这两位国王都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率家属和大臣渡海来华的,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热情接待,却不幸在中国因病去世。成祖对两位国王的后事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官员致祭,而且命有关部门为其营护丧事、建造墓茔,对去世国王的家人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两位国王的墓地现在仍受到良好的保护,是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友谊的历史见证,而缔结这份友谊的使者,则应当首推郑和。正因如此,《明史·郑和传》对郑和的外交活动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郑和确实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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