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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刘子超:在世界的裂缝里打捞失落的回声|《当代》文学会客厅活动实录

当代  · 公众号  · 文学  · 2025-03-22 08:30

正文


在世界的裂缝里打捞失落的回声

2024年3月15日晚,作家班宇和刘子超做客《当代》文学会客厅,与《当代》杂志编辑孟小书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对谈。

这两位《当代》杂志的重要作者,一个以小说书写现实,用幽默、荒诞与深情捕捉东北土地上的生存百态;一个行走于世界,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丈量中亚、巴尔干乃至更遥远的边界。他们的作品虽然形式不同,却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边界与故乡。

如何在时代的裂缝中打捞未被讲述的故事?当“故乡”成为异乡,“远方”是否还能提供答案?旅行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故乡?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又在哪里?他们在对谈中围绕以上话题,分享了各自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如何在旅途中拓展边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乡。

当晚活动前,北京的天空飘起雪花。数十位读者冒着风雪来到SKP RENDEZ-VOUS书店,倾听两位作家的分享,并进行了气氛热烈的互动。

文学之路:从“轨道”到“旷野”的抉择



孟小书 :刘子超和班宇是写作风格迥异的两位作家,一个写非虚构,一个主要是写小说。但仔细想想的话,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从他们的身份来讲,之前子超有自己的工作,做记者,班宇之前做编辑,现在变成自由写作者,他们的身份都发生了转变。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放弃以前的工作,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

作家刘子超

刘子超 :对我来说,这个契机其实很简单:我之前做记者,杂志社倒闭了,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只能自己写东西了,被从“轨道”推向了“旷野”。我一直很喜欢写作,差不多从高中时就开始有意识地写东西,想成为一个作家,但之前的心态是想要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摸鱼”,写点自己的东西,并没觉得有能力靠写作养活自己。面临纸媒行业的崩塌,确实在那个时候被推到了一个抉择点,我的同事们有的去互联网大厂做公关,有的自己创业。我的自我定位很清楚,就是一个文学青年,不太可能去公司、去坐班,创业离我也非常遥远,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家待着先写东西。

班宇 :我好像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摇滚青年。我曾编过一些古籍的书,但都是《了凡四训(儿童版)》、《三国演义(大字注音版)》之类,没法跟专业古籍编辑相比。我写作这个事跟摇滚乐相关,开始没想写小说,最开始就是上大学时给音乐杂志投稿,贴补日常开销。那是2007年、2008年,我给一些《我爱摇滚乐》《非音乐》《重型音乐》写过一点稿子,这些杂志当时在报刊亭还能买到,我印象里稿费一般是千字五六十块钱,有一次拿到千字一百块给我乐坏了。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跟音乐相关的文章,采访一些音乐人,编译一些欧美流行音乐的资讯等等,觉得自己好像很难从事一份特别稳定的工作。后来我一边做拼音版的四大名著,一边写音乐评论,媒体已经像子超老师说的,从最后的黄金时期走向没落了,那些杂志渐渐在市面上都看不见了,2015年以后好像就没有一本属于摇滚乐迷的音乐杂志了。我对职业的感受就是好像很难寻找到一个自己真正能认同的身份。包括今天写小说也是。每写完一篇小说,我不会有如释重负或者快乐的感觉,只是感觉我的一项工作结束了,迎接我是下一个;每次开启一篇新小说的时候,我又会特别惶恐,我跟每一个第一次写小说的人一样,不知道这篇小说最后要发生的是什么,会带给我的是什么,能不能写成我想要的那个模样。所以我虽然写了一点点小说,还像卡佛说的那样,是个“新手”。

书写他者:构建独特“坐标系”与捕捉细节之光



孟小书 :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身份”似乎都没有那么确定,都在同时做着很多不同的事。你们写小说,或在旅行中写巴尔干,涉及具体人物的时候,会把自己搁在什么样的位置?觉得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呢?

刘子超 :我习惯把人物放在一个坐标系里面,横轴是那个地方的地理,纵轴是那个地方的历史,这两个轴决定了那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想法。建立了坐标系之后,你就能够把那个人的人生故事、人生选择放到里面去理解,也便于你去分析每天遇到的东西。所以坐标系对我来说挺重要的。我去到当地、产生真实的接触,看到了那个地理样貌之后,坐标系会变得越来越完善。但最初也需要先通过阅读建立一个大致的形态之后再出发。

作家班宇

班宇 :这让我联想到了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以前也是搞乐队的,是一个又年轻、又帅的贝司手,90年代末上过电视台,陪歌星一起录MV。他对音乐的兴趣有一段时间骤减,开始研究“古着”,卖衣服什么的。有一天我去他家看他从海外淘回来的带着弹孔的德国军服,他说了一句老沈阳话,让我特别惊讶——他跟他女朋友说“你把我那身叶子拿过来”。在90年代中期沈阳做生意那些人,管衣服叫“叶子”,“我回家换身衣服”叫“我回家换身叶子去”。谁在换叶子,其实是花。那些人是很骄傲的,内在的感受是“我是花”,所以我要换一身一身的叶子来装扮自己,重新表达自己。

刚才提到写作者的身份,写小说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就是在换一身“叶子”,小说里写的不只是跟你性别相同的人,也不见得是跟你经历相似的人。理解这些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认为往往不需要为他建立一个人物小传——哪年生的,小的时候经历了什么,读了个什么样的中学,中学生谈了什么样的男女朋友,给他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可能都不需要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小说里面锚定一个人物的核心就是细节。

比如刚才说我那个朋友,他说“我换身叶子”,这个细节对我来说就够了。回到子超老师说到的坐标系上面,一个人把衣服说成叶子,一定是在1995年前后做过服装生意的人;如果我想写他是一个沈阳人的话,在那个年代做服装批发,离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五爱市场,东北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里面全是风云儿女,从他的形象和基本的人生脉络会感受得到,这些人最开始都是起早贪黑,三点开始上行,“上行”就是开始出摊位,等铁岭、开原、抚顺的人来上货,大家都拿着现金,这些拿着现金上货的人,每个人又有不同的故事。一个人的形象在小说里面能直观地感受得到,他可能是一个配角,但是这个人如何说话的,如何想问题的,会有什么样大致的命运的曲线,我是有数的。通过细节,他的穿衣打扮,他的某一个用字,或者是一段人生经验,都可以达成这样的效果。

旅行与创作:即兴“探案”与未知的魅力



孟小书 :你们是如何寻找故事的?

班宇 :我现在生活中一大困惑就是朋友们知道我写小说之后,会在餐桌上说“哥们儿我给你讲个故事,写到小说里保证老好看了”。我当时就想把耳朵捂起来,我说我一点都不想听,我想保持我小说的原创性和纯粹性。他们的讲述往往也非常精彩,但我始终觉得那个是别人的故事,好像跟我想的是有差别的。但是毫无疑问,我会受到其中某一个桥段的触动。比如小说《逍遥游》,就是我听说的故事,一个女孩的父亲骑着三轮车,东北叫“倒骑驴”,带着她去做透析,遇到一个老同学。老同学说你家环境这么困难了,给我个手机号码我帮助帮助你。那个父亲说,我让她拖累成啥样,我能拿出手机?就是这样一个细节,就让我觉得这对父女好像真实地站在面前。

班宇《冬泳》,发表于《当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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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超 :班宇老师写的是他生长的那个环境,很多东西其实不用去听,就会有那个经验,比如从“叶子”那个词,就能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份,通过小说家的想象,那个人的形象会越来越丰满,具体某一个故事反而会限制想象力。对我来说不一样,我写的大部分是异域,这个地方你需要去了解,不仅仅需要了解,你写的东西还要让读者能了解,你要有一些背景介绍,让读者理解你写的是什么。不像对于90年代的东北,大家会有一个背景性的认知,我写的很多地方,巴尔干也好,中亚也好,大部分读者没有这个认知,需要你提供。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为了了解那些东西,当然不得不去听他们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虚构”跟“非虚构”之间微妙的不同吧。

孟小书 :那什么样的人会有故事呢?

刘子超 :旅行写作跟爵士乐有点像,很多时候是即兴的。就像爵士乐手在演奏时要根据现场的节奏和氛围即兴发挥一样,在旅行中,很难确定说你在这儿会碰到什么人,找到什么故事,这个太难了。大部分情况就是你看到这个人,要尽量在有限的交流过程中,通过观察对方,对他形成判断,首先是他愿不愿意交流,其次他的故事是不是打动你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根据这些信息问你感兴趣的东西,慢慢把他的故事拼出来。

孟小书 :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是最值得被书写的?他们身上发生的什么事是你最关心的呢?

刘子超 :其实任何事都值得书写,关键看怎么书写。文学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跟历史不一样,历史写的都是王侯将相、大人物的东西,而文学关注的恰恰是史书上可能不会出现的小人物、普通人的故事。而普通人的故事不论发生在哪个地方,本质上他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都有相通之处。只要你带着那种同理心或者共情心观察他,其实就写这么一个普通人、这么一个普通的故事就够了。但重要的是,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故事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一种质感来,这个是难点,而不是说这个人非得有多么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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