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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季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再次看到同学们找工作时的样子，不禁感慨万千地想起自己毕业时的事情。但当看到某地到美国耶鲁大学等常青藤学校去引进人才去做基层直接做平常公务员要努力很多年才能当上的职位时，脸上不禁莞尔，眼前不禁一惊，心中不禁一颤。这个新闻不是个例。随便一搜，便可以看见国内很多地方在引进各大名校的人才，而以北大、清华的博士最受欢迎，他们大致也可以享受类似的政策，要么直接到市级部门当副职，要么就是直接去县上当副县长。头几年的“焦三牛风波”很有代表性。焦三牛生于1989年，是清华大学本科生，2011年7月才参加工作，2011年12月即进入副县级岗位，担任甘肃某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后来，诸如有清华大学28岁博士出任福建晋江市副市长、27岁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博士研究生一毕业担任龙海市副市长等一系列案例。要做到副市长对于普通公务员而言，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根据《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第八条的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焦三牛根本没有5年的工龄和2年基层工作经验；同时不具有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经历。为什么从科员直接到副县级，越两级报考呢?为什么就清华大学的毕业就能报考副县呢?按照该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的解释，这是按照该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县级领导职位人选公告规定，“211”大学毕业在本地工作2年以上和清华大学毕业在该市工作的，可直接报考副县级领导职位。针对为何只有清华大学的才能直接报考副县级岗位，工作人员解释称，由于该市地处西部，人才资源极为匮乏，因此，该市市委组织部与清华大学建立了人才合作机制，这才会有不少清华大学毕业生毕业后选择来该市工作。这个解释虽然看似合理，但仍让人难以完全“服气”。文凭不等于水平,学历不等于能力。学历只能证明你接受过高等教育,能力怎么样？要靠到社会上去打拼和实践来证明。当年，民国政府的高官们，有几个不是欧美顶尖名校的博士？不是照样被打到了台湾？ 那么多博士，面对抗战，谁能够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样的文章？谁能够预料到国民党三年之间兵败如山倒？在我看来，在我国的政治层级当中，高级别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战略能力；县处级到省部级这个级别，最重要的是协调能力；县处级以下的公务员们，最重要的是专业能力。如果把初出校门，还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名校毕业生们直接忽略党政专业能力的培养，直接送上领导岗位，恐怕不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而更像“揠苗助长”“纸上谈兵”的老故事。正因为有如此的考虑，总书记提出，要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多经风雨见世面，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锻炼提高。诚然，善于在外寻找和吸引人才，是一种开放的人才观，但过于迫切地要给名校学生压担子，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陈旧思维。但是我们的一些地方领导，就是喜欢大动作、大项目，而“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就是典型的大手笔工作，场面大，动静大，意义大，档次高，因为这能体现公关能力、组织能力和强大的人脉，更是年终总结中不可或缺的工作政绩。如果让本地的和尚念经，工作性质就完全变了，不过就是一项可以忽略不计的常规工作，体现不出领导的综合能力，也不算工作业绩——这恐怕是此类工程不可明说的一个原因。不久之前，山东某市规划局城市规划展览馆在招聘的播音主持岗位时，明确要求应聘者要有博士学位。有人质疑，为什么播音主持岗位不要求普通话等级等专业技能，而是要博士学位呢？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却说招聘根据岗位需要而定。就播音主持专业特性而言，是有技术门槛的，实践性，实战性很强。招聘展览馆解说员，非但不要求普通话等专业技能，却格外青睐博士学历，很明显，岗位实际需求和单位要求南辕北辙，这是单位不考虑岗位实际需要而想当然靠主观臆断来招聘的表现。换句话说，是不是只要是博士，即使操满口方言甚至结巴也可以胜任此职位呢？甚至个别地方领导，自己当年没有认真读书，但对学历的崇拜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不但自己的秘书是博士，连办公室收文件的都是博士。个别领导之间，也存在“学历攀比”的现象，不但自己要拿个硕士博士学位，而且还攀比秘书是不是名校博士，因为这样说出去有面子。在中央部委，博士的聚集地一般是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专业性极强的部门，他们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关系重大，影响深远，需要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完全可以理解；但基层主要是政策的执行，要靠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博士的优点在于研究能力，二者之间匹配吗，他们真能马上就当好领导吗？曾有一句很经典的俏皮话我至今印象深刻：“博士学历就像夹在脚趾间的一粒米，不拿不舒服，拿了又不能吃”。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国家博士的一些尴尬。特别是文科博士，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鸡肋”现象。好不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却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了竞争力。这个时候，各个地方自己却去当了“冤大头”，许以各种职位各种好处。我们国家有着很重的学历情结，很多单位用人有唯学历的“传统”。无论是升职还是求职，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学历和文凭，以证明实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历崇拜”。 自从恢复高考以来，我们已经历经了“唯学历论”——“唯名校论”——“唯洋文凭论”几个阶段，而对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能力，未予更加关注。这也是唐骏们利用国人崇尚“洋文凭”心理的现实动力。面对浩浩荡荡的“海归”潮和留学潮，这些踊跃归国的“海归”们的文凭究竟成色几何？学历泡沫多重？
当学历成为职场敲门砖、商场常备药、官场强心剂并和成功捆绑共生时，有人用学历证明能力，也有人投机取巧追逐伪造的高学历。君不见，一些不法分子在重点大学门前大量兜售各种假文凭，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被迫去买假文凭；一些高校大量举办研究生班，降低标准批量授予很多有一定地位的学员以硕士头衔；个别官员或企业家没有严格考试、没有撰写论文，却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固然与个人道德有关，但病根在于人才标准。在现行人才标准下，人们想的不是拼成绩、比贡献，而是拼学历、比职称。近些年，“学历至上”、“学历崇拜”主导下的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已呈现蔓延之势。但是像被人誉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很可能会因为没有一纸学历而在21世纪的中国找不到工作。“墙外开花墙内香”。问题是，在一些地方，引进的博士们被“拉大旗作虎皮”、装点了门面以后，成长进步又成为一个问题。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许多地方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那就是本地的人才即使本领再大，也难得到重视，而对外外的人才却百般欣赏。反之，当本地的人才一旦提出调离时，才觉得该人才有用，于是卡住不放；而当外面的人才调入本地以后，似乎他们的光彩也慢慢消失，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任用。有的博士到了基层，过去的光环便不在了，有的和当地干部一样喝酒打牌，有的循规蹈矩，有的怨天尤人，时间一久，就“泯然众人矣”。有些单位领导从小团体利益出发，甚至凭个人好恶决定人才的去留升迁。对本单位根本用不上或一时用不上、而其他单位又急需的人才卡住不放；对业务专业突出、棱角太分明的人才存有成见，即使工作职位急需也架空不用，造成了人才的闲置性浪费。久而久之，来的人才便有“只恨苍天不睁眼,使我蛟龙困浅滩”的感觉，产生去留之惑。“学历崇拜”不但浪费人才，还必然导致“学历腐败”。如果把学历等同于人才，无学历则不是人才，就很容易导致钱学交易、权学交易和文凭商品化，致使假文凭泛滥成灾，成为社会的公害。当年，湖北某市商业银行原副行长李晓彤，被该市以优秀高端专业人才从广东引进，后因涉嫌受贿罪被一审判处6年有期徒刑。司法处理过程中，一位债主起诉追讨李所借的70万元债务，无意中发现他的姓名、年龄、北京大学博士学历均涉嫌造假。李晓彤何以如此胆大包天？为何能顺利走马上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只重学历不重学力、只重文凭不重素养、只重完成当地政府的高端人才引进计划的指标而不重人才的遴选的政绩工程在这里。如此一来，经济学理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就大行其道。子虚乌有的“洋学历”排挤按部就班获取的本土学历，泡沫丰富的高学历驱逐真材实料的低学历或无学历人士。三国时期，人才辈出，群星闪耀，英雄的传奇，智者的比拼，都使“三国”这段历史充满了智慧与传奇。当时，诸葛亮对识人用人提出了七条标准，后人称为“七观法”，主要内容是：“问之以是非以观其志；穷之辞辩以观其变；咨之以计谋以观其智；期之以事以观其信；临之以利以观其廉；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告之以祸以观其勇。”这七个方面，既要求德，更注重才，德才兼备，全面考察，细读之下，颇多教益。“知人之事，自古为难”。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用人是一门学问，要看准看真实属不易。陆游对人才的培养和放手使用是直抒胸臆：“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宵战风雨”，主张对人才要在实践中培养。“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主张，考量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多方听取意见，尤其是注意分析那些不同的意见，全面反复地比较衡量，不能只看他的长处，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人大教授彭剑峰说：“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方式引进人才本无可厚非，只是目前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些问题。人才引进，第一不要搞面子工程；第二不要搞形式主义，要关注价值创造；第三要提供能为人才发挥能力的场所和环境。”这句话算是点到了要害。对于基层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渴求人才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眼光过高，反而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不得不承认，要从每一个为政者的心里，从选人用人制度上解开由来已久的“名校情结”，摒弃盲目的“学历崇拜”，还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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