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小熊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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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回来的男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视角记述二战前后日本生活史的著作。
书中主人公小熊谦二（作者的父亲），出生于1925年，十九岁被征兵送往中国东北，后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严酷的西伯利亚劳动了三年。活着返回日本后，谦二在不断更换工作时，染上当时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人生最失落的光景在疗养所中孤独地度过。失去半边肺叶的谦二，以三十岁“高龄”重归社会，幸而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得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升为银发族后，他甚至与身在中国延边的“原朝鲜日本兵”吴雄根共同成为原告，向日本政府发起战后诉讼赔偿。作者以平实的叙事和开阔的视角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同时融入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史”。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三章：西伯利亚。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天第五十二大队的第三、四中队，以及大队本部的俘虏们共约五百名，终于抵达赤塔第二十四区战俘营第二分所。两天之后，谦二正好满二十岁。
一个已经在车厢内过世的俘虏，由同伴们扛着他的遗体，一路运送到战俘营。这位死者在战俘营全员的目送下，包着席子由推车送往墓地。
后来，因为劳动日益繁重，饥饿感也愈来愈强烈，大家不再有余裕举行这样的葬礼。深秋之后流出传言说，每当有人死去，守灵时大家会供上一碗插着筷子的白饭，但第二天天亮时白饭就会消失。饥饿与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之冬，已经悄悄降临。
每个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样
日本战败之后，遭苏联带走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员（“满铁”职员、“满洲国”官吏、警官、军属等），人数上有各种说法，但大致有六十四万人。分散收容于西伯利亚（约四十七万二千名）、外蒙古（约一万三千名）、中亚（约六万五千名）、苏联欧陆部分（约二万五千名）等处，约一千二百处战俘营，以及约一百处监狱与其他特殊战俘营。分布幅员宽广，东起堪察加半岛，西至第聂伯河，北到北极海沿岸，南至帕米尔高原山麓西部。
理所当然地，俘虏们遭遇的折磨也因地区而有所不同。西伯利亚需面对零下四十五度的极度酷寒，中亚得面对四十度的高温炎热；湿地区域会遭遇大批蚊蚋，干燥地带则得忍受口渴，俘虏们被迫面对各式各样的苦难。除此之外，还得在饥饿之下开采矿山、铺设铁轨、进行土木工事与采伐森林等重度劳动的工作。
赤塔是赤塔州首府，也是铁路与道路干线集中的要冲所在。既是帝俄时期的流放地，也是苏联军队外贝加尔山脉军团司令部的军事重镇。俄国发生革命后的内战时期，曾遭白军占领，日本为了干涉革命政权而出兵西伯利亚时也到过此地。谦二曾经在赤塔郊外亲眼见到过往日本军第五师团建立的纪念碑。
赤塔市郊的松树林中有两栋并排的建筑物，据说被当作日本与“满洲国”的领事馆来使用。
那是西洋式的雅致建筑物，外出劳务作业时经常会经过。过了一年左右，才听说那是领事馆。
回国之后，曾读过在该领事馆工作过的人所写的回忆录。接近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拿着双筒望远镜从这个领事馆向东侧监视西伯利亚铁路的军用列车。回忆录中还写到日方在战争期间从领事馆开汽车到城市内搜集情报，结果遭苏联的汽车紧紧尾随妨碍、最后被挤到砂地的道路上陷在路中的困窘情境。赤塔市中心街道虽然是石板路，但稍微离开市区就都是砂子路，还记得当时我们连走路都感到相当辛苦。
俘虏的战俘营依据地区进行区分，在赤塔周边有第二十四区（赤塔）与第五十二区（卡达拉）。根据日本厚生省撤退援护局的统计，第二十四区中的三十四个分所，共收容了“一万人以上”，而死亡者约有三千二百人。被带往西伯利亚的约六十四万人当中，通说死亡人数超过六万，但这有许多派说法，正确的数值至今依然不明。
谦二等人拘留于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日常起居大致如下：从早上六点起床开始，起床的信号已经不是钟声，而改以铁锤敲打一段挂在卫兵所的铁轨，借此发出的响声叫醒大家。
起床吃完早餐，七点半到八点左右，为了出发进行劳务作业，会在出口整队成五列。从秋天到冬天，西伯利亚这个时刻既黑暗又寒冷。
在卫兵所前排列整齐，警卫兵为了确认人数开始计算。可是因为苏联人没有背诵九九乘法表的习惯，不采用列数乘以列数的点名方式，而以五个人五个人加算的方式计算。因为实在冷到受不了，只能一直踏着脚保持列队状态。当时内心不断想着，这些家伙怎么头脑这么差。
接着分配各作业班的任务，出发进行劳务作业。来到战俘营最初的任务就是维修战俘营。这个木造的战俘营虽是为了大量收纳俘虏而搭建，但设施建制并不完善。大家持续修盖厨房，整修卧铺，还更进一步在战俘营周围搭设栅栏。
最初的工作是搭建栅栏把自己关起来。可是周遭都是严寒的荒野，没有食物便饥饿到体力不支倒地，不管有没有这道栅栏，脑袋中根本没想过能够逃走。二战结束后有读过一些人的故事，说他们自战俘营逃脱，那是受惠于相当良好的条件与自身拥有强健体力。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就这么逃回日本国内。大家都在脱逃途中被捕。
经过了约二十天的整备作业后，开始派遣大家从事各种劳役工作。
工作分配，由苏联交代给日本的大队本部，然后层层移交给中队、小队、各班。班长再从二十名左右的班兵中，指名几个人为一组，分配工作。今天去那边执行土木作业，明天去那边从事农务，有各式各样的派遣，指定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内容。
战俘营就像把俘虏当作劳工，派遣到各企业去，本部则类似独立计算酬劳的劳工派遣企业。依据当地的各种企业团体的要求，把战俘营的俘虏当劳役派遣，提供使用。各企业团体依照苏联的劳动规定计算薪资，支付给战俘营。战俘营将俘虏的餐费、照明与瓦斯等燃料费、医疗费用扣除后，剩下的才发给俘虏们。整体的运作体系大致如此。但扣除的餐费与其他费用所占比例甚高，只有一部分拥有特殊技能的俘虏，从一九四七（昭和二十二）年之后，才能真的领到劳动薪资。
在苏联不只有日军和德军的战俘，连苏联内部的政治犯与一般囚犯也被当作劳动力来使用。日本从明治时期之后也曾把囚犯当成劳工来利用，如果没有这些囚犯的劳动力，就不可能出现北海道的道路建设与三池煤炭的开发。虽说如此，但苏联活用囚犯劳力的规模，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据说一九四九年当时，在苏联的“奴隶劳动者”共超过一千万人。谦二等人也被编织到这个体系当中。
这个系统与其他国家处理俘虏的状况相当不同，但日军从将至兵都不理解国际法。以谦二的例子来看，他被当作劣等劳工使唤，根本没有依照正常规定支付酬劳，所以也没想过自己可以领取劳动薪资。
有很辛苦的工作，也有很轻松的工作。采伐树木、在风吹日晒的荒野进行土木作业等，属于辛苦的工作。读过其他战俘营回忆录之后，才知道这还是比开采矿山或铺设铁道来得轻松些。
至于轻松的作业，大概就是温暖的室内作业或是农务作业，因为庄稼长得好，就可以收成马铃薯，获得食物。最好的工作，大概就是前往苏联军官的家中，帮他们丢弃冬天结冻的生活废水。赤塔没有上、下水道，生活废水全都倾倒家中，冬天很快便结冻成山，所以必须在春天融化腐臭之前，把这些冰块敲碎，丢进河川里，这就是工作内容。工作轻松，又可以从军官夫人那里获得食物。类似这种“爽缺”，大家都想做。
会周济食物给俘虏的俄国人，大多是女性，特别是阿姨们。许多人也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与孩子。这些阿姨一定会问俘虏“几岁啦”，以只字片语的俄文回答说“二十岁”后，对方便悲伤地摇着头说：“年轻呐！”，“爸爸或妈妈都还在吗？”被这么一问时，内心不禁悲从中来，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景况。
送到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人员，是奉天第五十二大队的第三中队与第四中队。大队长是植苗驹雄上尉，大队副官是隈部会上尉，几乎所有的管理业务都由隈部上尉执行。少校以上的军官另外收容于军官战俘营，所以此处以上尉为最高阶军官。谦二隶属的第四中队第二小队中队长为浦山上尉，小队长为田下中尉。
只不过，在大队的军官们，大概只有半数是现役军人，其他都是日本快要战败时，召集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算是应召的预备役。
中日战争开始之前，日军预算有相当限制，因此员额也不多。大致由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现役军官，以及甲种合格现役兵组成，士兵服役两年后便可退伍。类似谦二这种体质不佳的第二乙种体格的士兵竟然也受到征召，代表当时战局已经相当严峻。
随着战局恶化，一些已经退伍的士兵与退役的军官，又再度被征召加入部队。这些人较为年长，被再次征召之前已经过着一般的社会生活。受到“彻底动员”集合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谦二隶属的第五十二大队军官中有许多都属于此类再度征召的军官。大队长植苗上尉与大队副官隈部上尉，是原隶属机场大队的现役军官，但第二小队长田下中尉，则是一九二○年代军事限缩时期的短期志愿军官，后来成为预备役；当他成为“满洲国”侨民之后在当地受到征召时，大约四十多岁。
第四中队长浦山上尉，原本是女子学校的英语教员，后来负责管理位于奉天的战俘营。第四中队的第一小队长也与第二小队长一样，同为被再度征召的当地日侨居民。第三小队长为现役中尉，第四与第五小队长皆为二十岁左右的少尉军官。
而且，因为日本战败，日军全员都形式性地升了一级军阶。谦二因此成为一等兵，田下小队长从少尉升为中尉，浦山中队长从中尉升为上尉。对于这样的升等，大家都称“波茨坦中尉”“波茨坦上尉”等等。
在奉天临时编成的第五十二大队，抵达战俘营之后才完成整编。谦二所属约有二十名班兵的班，大概有以下成员：首先是班长高桥，他是现役军曹，曾待过从华北移防东北的部队，是拥有战斗经验的老士官。日本战败后，他与那些遭“彻底动员”的人一样，暂时离开了军队，但又在奉天受到征召并被送往西伯利亚。
班里面有丸谷伍长，他是当地征召的日本侨民。丸谷伍长周遭还有五六名住在奉天的日本侨民好友，大家都是当地征召而来。另外班内还有两位《“满洲”日日新闻》的记者，也在当地受到征召前来。
班内尚有一名原本应该是中尉的人，却隐瞒过去，以一等兵身份入队。这位佐桥原中尉，趁着战败后的混乱离开部队，在过去身为他部下的丸谷伍长家中“接受寄居照顾”。
另外，有一位与浦山上尉一同在奉天战俘营工作的日裔第二代、叫作饭冢上等兵的原翻译，也成为俘虏进到这个班来。他出生于洛杉矶，回双亲故乡广岛短暂停留时，却因战争爆发无法返回，之后还受到征兵的召令。但上级将他从普通部队中调出，送到奉天战俘营去当翻译。饭冢虽然有时候不太能准确掌握日语的情境，不过在战争初期日军占领新加坡，俘虏了白思华中将（A. E. Percival）与温莱特少将（J. M. Wainwright）时，他曾经担任过他们的翻译。他还说“白思华很小气”。
在大队本部里，也有一位出身夏威夷的川村伍长，是略为年长的原翻译，现在则担任炊事班长。如前所述，浦山上尉担任过女学校的英语教员，现在是饭冢与川村的长官。
在黑河执行物资搬运作业时，加入了另一位山本翻译，他担任对苏军的联络职务。传言山本曾在中国东北的公司从事贸易相关工作，所以能够讲俄语。五十岁左右的山本个性温和，是一位深受敬重的“人望者”。
翻译这种工作，为了迎合苏联方面，可以把俘虏们想表达的意思略过不译，但山本却很忠实地翻译。通过他的口译，供食与劳动条件有很大的改进。虽然他是非常温和的人，但如果苏联方面有蛮横的举止，他也会委婉地训斥对方，详加说明应有的正确做法。这位“人望者”绝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但任谁都会对他敬让三分。
这些人的经历，都是谦二在战俘营里闲聊中听到的，缺乏资料佐证。高桥军曹历经什么样的转折才来到奉天集合，又或者佐桥中尉为何隐瞒身份埋没人群中，这些事实都不甚明了。
都是闲聊时谈到进入军队前大家从事什么，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事情。不过大家最热衷的话题仍然是食物。“回到日本内地后想要吃什么”啦，“乡下红豆汤与御膳红豆汤有什么不同”啦，大概都是这类话题。而且这种闲聊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之后，稍有余裕时的事情，最初的那个冬天大家都累垮了，回营舍只想睡觉。
苏联方面也针对俘虏进行身家调查，特别针对原关东军特务部队出身的人，都会进行严密的监视。不过根据谦二的推测，“一般部队的人，即便伪造自己的军阶，只要不影响整个管理运作，苏军也不怎么关心吧”。谦二自己也仅在抵达战俘营时接受过一次身家调查，之后完全没有追踪调查。
第五十二大队因为是混合编成部队，所以混杂了各式各样的人，不过也因为这种多样的编成，此处的上下关系不像一般军队那么严谨。日本战败之前才征召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许多彼此都认识，名义上挂着士官或军官，但分配食物与劳役时，并没有发生蛮横或偏颇的状况。“不管是轻松的工作还是辛苦的工作，能够赚点好处或没啥好处可捞的工作，身为班长的高桥军曹，都尽量做到公平分配。”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军官们也是收容在其他建筑，拥有不同的待遇。不过这是因为苏联遵照过去于一九○七年批准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海牙第四公约）规定，军官与士兵享有不同待遇，而且不可驱使军官进行劳役。
因为不懂国际条约，当时感到很不公平，不过除此之外，因为自己所处的战俘营并没什么阶级差别，这算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在其他的战俘营，新兵不管粮食或劳役分配，都处于最差状态，许多人都因而死亡。
虽说如此，战俘营的人际关系大致还是相当冷酷淡薄。即便视同一班的班兵，因为大部分人白天没有一起作业，大家感情没那么好。加上该队内没有阶级与类似部队的固定上下关系，“不得要领”的人，劳动作业手脚缓慢的人，就容易被当作“包袱”。
例如在一九四七年夏天，我们被派遣至某丘陵地带达三个月，执行树木采伐劳务。两个人一组以锯子伐树。每一把锯子的锐利程度不同，判断错误选到钝的锯子，就难以砍断树木。那些懂得选出好工具的人、有体力的人、灵巧的人等等，到现场时就会组成团队。而像我这种既不得要领、又没有体力，而且不具技能的人，只能与状况差不多的“残渣”们组队。当时与我组队的是同样来自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新兵，两个人同样既没体力又不得要领。有能力的团队总是能够达成规定的作业量，我们却老是苦于达不到规定量。三个月后回到战俘营，大家都说“你瘦了好多”。如果这发生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大概早就死掉了。
度过了最初的冬天后，俘虏中具有经验及知识的人，开始担任电工、木工、理发师等技术职位，这些工作大多在室内，苏联方面也因为技术劳动者不足，对他们颇为礼遇。技能职务的业务达成率较体力劳务高，一九四七年以降有些人已经可以领到薪资，也有人能到赤塔市内的市集购物。
为了能够从事这些职业，有不少虽然没有经验但手脚灵巧的人，靠着自学与能力也成为临时的技术人员，他们被通称为“西伯利亚木工”“西伯利亚泥水匠”等。谦二说：“在战俘营内，原本就有一些过去从事泥水匠、木工与农民等各式各样职业的人。”
这些技能对俘虏生活也有所帮助。谦二所待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左右曾经发给大家苏联从中国东北掠夺来的带壳稻谷。俄国人没有稻米脱壳与精米的知识，因此把工作委托给俘虏，而出身农民或木工的人们，以大棵松树做成磨臼，还制作了将米壳吹走的手摇风扇机。俘虏们在出品率上做了点手脚，成功增加产量，之后大概三个月期间，大家几乎都能吃饱。
但反观谦二，过去不过是个下级事务员，刚满二十岁，既没有特别技能，也没有农业或土木工作的经验，而且办事往往都不得“要领”。
那是一九四七年春天，我被派到面包工厂运送燃料时发生的事情。类似这种有好处可捞的工作，在中队中大家都是照顺序轮流担任。面包工厂里大多都是中年女性，俘虏中办事机灵又得要领的家伙，会用俄语隔窗叫唤：“女士，快给我！”女人们就会丢出一些面包。我对这种事情充满抗拒感，所以完全办不到。俘虏同伴都期待出这项差的人可以偷拿一些面包与小麦粉，当作“土产”带回战俘营。我大概只能把面包切成薄片塞在衬衫里带回来，顶多只能分配给两个人。
有些人竟然能从工厂带回两公斤左右的完整面包，他们把面包装入袋子后挂在脖子上，垂下来藏在外套的衣摆内，回到战俘营身体检查时，面包连着外套整个脱下，骗过苏联士兵的眼睛。甚至还有把小麦粉藏在帽子里面躲过检查，在战俘营内烤来吃的人。拥有在底层累积的经验与生活能力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缺乏经验的谦二，屡屡遭遇失败。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在户外作业途中找到了一处长有茂密野生灰菜的地方，他特别把早饭留下来与灰菜一起丢进饭盒中煮，却过于苦涩无法食用，只能哭着把饭菜都倒掉。煮灰菜时得先去掉苦味才能食用，这种乡下出身的人都知道的常识，谦二却完全不懂。
理所当然，俘虏们的劳动欲望并不高，工作效率相当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开始，开始建造砖造集体住宅，从马铃薯田整地开始，全都靠人力作业，一直到谦二一九四八年夏天回国时，该建筑还仅搭到二楼。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日本俘虏在俄国建造歌剧院的节目，我个人不太相信这种表面上的说法。恐怕俘虏们只是曾经在该处工作过而已。后来日本的经济与技术获得国际上的好评，俄国方面才做出这种“日本人搭建”的传说吧。
不过上述带有某种幽默或余裕的状态，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以后的事情。“最初的冬天实在非常难熬。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例子，大概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国家应负起的责任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处于最恶劣状况下的不限于谦二所处的收容所，几乎所有拘留回忆录都有相同的记载。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有几个理由。
首先，日本战败之后，苏联的经济也处于相当窘迫的状态。德苏战争中苏方的阵亡人数，从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说法都有。苏联人口于一九四○年有一亿九千五百九十七万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则为一亿七千三百九十万人，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阵亡者约有三百一十万，约占一九四○年日本内地人口七千三百零六万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苏联领土西侧的工业地带与谷仓地区因为德军占领后采取焦土战术而遭到破坏，虽说苏联最终战胜，但经济状况也陷入穷迫之中。因为阵亡者过多，许多村庄的男子出征之后几乎无人生还。在一九四○年，集体农场的男女劳动力比率大约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则转为一比二十七。
需要将日军俘虏当成劳动力带走，或出现这么多同情谦二这种年轻人的俄国女性，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时代背景。谦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为了作业，曾经与几个俘虏伙伴一同住宿在俄国的某户民宅。一位应该是战争寡妇的女性带着一个小孩，过着二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旧了的那一套，令人惊讶的，真的是家徒四壁，房内没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间竟没有床铺，睡觉时他们只把外套披着躺下。好歹总算还有个壁炉，除此之外就是几样煮饭用的锅与餐具而已。他们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从战前到战后，在日本还没见过这种生活状态。
因为如此，原本应该供给给俘虏的物资，便遭俄国人盗卖。已经不足的粮食与燃料经过盗卖后，送到俘虏手中时数量更为稀少。
送来战俘营的燃料与粮食遭到盗卖，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送往战俘营的燃料与粮食，文件上虽然都记有运送吨数，但货车或卡车的司机会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半路卸下这些物资，剩下的才会送到我们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帮忙运送煤炭，还帮忙盗卖这些物资。俄国人司机利用我们，在自己家与有协议的其他住户处卸下煤炭。至于减少的数量，只要送往目的地工厂时不要减少过多，领取一方也不至于有意见。战争时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为统制经济的缘故，难以取得物资，大家都在盗卖与偷取物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发出过命令，必须送达规定量的粮食给俘虏，但实际状况则如上所述。
何况，苏联这个国家在对日战争时，也掠夺了大量物资。谦二曾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货物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整理工作。
掠夺物资堆积如山。关东军军需物资的电缆线、铝条、电话机等等，由货车整车运来，就这么卸下来堆放着。当我找到装在进货用箱里、多达数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门用把手时，只能感到一阵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吧。
我们也偷走了一些铝条去制作汤匙。当时俘虏的干部曾经交代，如果看到铝条就拿些回来，送到锻造房后，那边的俘虏便铸做成盘子等餐具。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俄国人，大家都把盗窃视为理所当然。
在整理堆积如山的大量物资时，有人就说：“就是靠这些才打赢德国的吧。”苏联士兵做法蛮横，但充满干劲，上级下达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冲劲完成。如果是在日本军队，上级胡乱给了办不到的命令，下级绝对不会有那种干劲去完成。
对照民众生活的窘迫，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也给谦二留下了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东方驻扎着苏联的坦克部队，停驻着体积庞大、炮身修长的T-34坦克。“被派出工作时有机会接近一看，内心觉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坦克不仅小，而且只是用铆钉把铁板钉在车上当装甲而已，根本完全无法战胜对方。”
而且苏联的军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受到盟国美国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苏联军队的卡车时，对于他们使用这么大的卡车感到非常惊讶。前面是两个转向轮，后面则是负重的八个轮胎，在后部车厢下两个一组，共四组。十个轮胎的卡车轻轻松松便爬上山坡，相较之下日本卡车实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经常看到类似的卡车，引擎盖上印着USA STUDEBAKER字样，才知道这是美国援助的物资。“如果没有美国援助，苏联应该会输给德国吧”，俘虏间聊天时经常互相恨恨地这么说。
对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苏联人似乎也充满不满，只是表面上没说出口。
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个表情严峻的俄国人，在我们作业时靠过来攀谈，用俄语说：“斯大林，不好。”他与我们也没多熟悉，会对我们说这些，大概是因为无法与俄国人讨论这些事情吧。在斯大林时代，说这种话如被告密，就会被送到集中营去。
此外，苏联方面对于接收俘虏一事，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等战俘抵达之后才开始整备战俘营即是一例；且不仅发生在谦二的战俘营，在其他各种回忆录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苏联在没有做好接受俘虏的准备下，便强制带走这些人，当作本国的劳动力。
俘虏们在战俘营虽然有领到冬季衣物，但其实这些是苏联军队从日本军掳获的防寒衣物与防寒靴，在西伯利亚根本不够保暖。
日军的冬季衣物跟苏军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为了防滑在靴底打上铆钉，但寒气却会随着铆钉直传脚底。苏联的防寒帽都有两层，日军的仅有一层。苏联人常说，在西伯利亚如果额头受寒，就会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着这种装备与苏联军队作战。日军曾经出兵西伯利亚，理应学到一些经验与教训，真搞不懂军部的人究竟在想什么。而苏联方面似乎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从隔年起，大家都想换用苏联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据谦二的说明，最初的冬天，户外作业时不断出现人员冻伤。但从第二年起，根据哨兵所的温度计，早上六点如果温度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户外作业，苏联方面也开始再三注意预防俘虏冻伤。“恐怕俄国人也没想到，日本士兵如此不耐寒，竟然造成了这么多人牺牲。”
在这种准备不足与恶劣的待遇之下，自然出现俘虏们不想劳动且效率低的结果。根据苏联内务省预算收支统计，由俘虏劳动获得的收入，不仅无法维持管理费用，一九四六年度还出现了三千三百万卢布的赤字，必须由联邦支出预算来弥补。
提出这个数字，并非想为苏方辩护。毕竟当苏联决定利用俘虏进行强制劳动时，就应当负起责任，但苏方却未做好接受俘虏的准备，也没有劳动计划，在这种情形下移送六十万俘虏，只能说是异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其导致的结果，除了俘虏非人道的处境之外，还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即便俄国人个人不带恶意，国家仍难辞其咎，必须负责。
部分俄国历史学家曾经提出，“与遭德军俘虏的俄军受到的虐待相较，苏联对日本人俘虏的处置已经相当人道”，或者“关于俘虏待遇，因为苏联并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内瓦公约》，所以无须遵守俘虏规定”等见解。根据苏联中央政府的指示，给予俘虏规定量的粮食，支付他们薪资，甚至有俘虏能到市集购物，这些情况确实可能存在，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日本俘虏境遇悲惨、被当作奴隶使用的理论根据。
不过同样，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日本方面。虽说大日本帝国统治朝鲜时出现赤字，但这并不能当作是日本曾在朝鲜施予善行的根据。而日军在亚洲各地掠夺当地居民的物资，加上轻视补给与管理拙劣，最终责任仍应落在把战线扩大到与自己国力不相称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线的士兵们不怀恶意，国家仍责无旁贷。而与上述俄国方面历史学家相似的发言，是否也存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中？这点诸位不妨试着思考看看。
饭盒是活命的基础
在这种状态下，被摆在窘迫的苏联社会最底层的俘虏们，他们的生活也达到一种极限状态。根据谦二的说法：“完全就是活在原始时代。”
抵达战俘营时，谦二还穿着日本军服，身上带着的物品只有饭盒、水壶、用旧的军用毛毯以及背包中稀少的日用品。虽说是日用品，但既没茶杯也没牙刷或餐具，连换穿的内衣都没有。
当时带些什么东西，已经不太记得，但有军用袜与裁缝袋。裁缝袋是外祖母小千代在我入伍时让我带在身上的，后来起了非常大的功效。因为没有任何换穿衣物，衣服破了就得自己缝补。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寒冬中，衣服穿不好是会要人命的。缝线没了之后，就从不穿的军用袜上拆线来用。
特别是缝衣针，在战俘营算是贵重物品。一九四六年夏天之后，有些手巧的俘虏会利用打火石自行制作，也有人利用得到的铁丝磨针。不过将铁丝磨尖虽然不难，但该如何在后端打洞让线穿过，却没那么简单。因为自己带着针线，所以无须苦恼这些问题。
破布也算是贵重物品。衣服破掉时，如果不加上一块补丁就直接缝补，很快又会再度破裂。可是可以当作补丁的破布在战俘营中难以找到，大概都是大家外出作业时，与其他可能对生活有帮助的东西一同捡拾回来。
另外在谦二的杂物背包中，除了几件仅有的物品之外，还有一面日本国旗。那是入伍的时候特别配给的物品。在移送往西伯利亚途中，谦二一直把这面“日之丸”国旗“当作洗澡时的浴巾”来使用。
那面“日之丸”，在抵达战俘营约十天后，就被苏联兵没收了。苏联士兵之间一直认为日本士兵带有值钱的物品，不断以检查的名义进行没收。
原本他们也是穷人，拥有的东西大概不会比俘虏多。当我们外出劳务作业时也发现，苏联境内的人们似乎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甚至有些苏联女性还穿着从中国东北运来的日军军服。没收“日之丸”国旗也不是出于思想上的考虑，大概只是被他们拿去当成围巾或头巾吧。
我们这边对于没收，也不会去联想什么思想问题。不少日本军的军官回忆录中写过自己的手表被苏联士兵拿走，我从开始就没戴表，毕竟新兵连看表的时间都没有。
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中有两幢木造建筑物。谦二等人入住的兵营是天花板较高，类似仓库的平房建筑物，里面大约收容了五百人。另一幢建筑则有大队本部、厨房、医务室、食堂、苏联方面的办公室等，是一幢较小的建筑。但谦二一行人刚到此地时，只觉得这些建筑物“就像废弃物放置场一般”，根本不具备任何功能。因为食堂无法使用，用餐时都将杂烩粥装在木桶中，拿到兵营内分配。
谦二入住的兵营中备有让俘虏们睡觉的木造居住空间。完全没有个人空间，只有像“养蚕架”的大型三层床。俘虏们便挤在上面，爬上去后若不盘腿坐着，头会立刻碰到天花板。兵营中的照明，只靠着一颗无罩外露的电灯泡。
兵营中有两组三层床，一组可以睡上一个中队，约两百人。每个卧铺分给七八人使用，每个人大概只有五十厘米宽的空间，肩并肩便会互相挤碰，所以俘虏们彼此都头脚交错着睡下。
卧铺由圆木背板组装而成，背面摇摇晃晃，这种只是由背板排列而成的三层床并不牢固，只要一个人翻身，周围其他人的背板都会跟着摇晃。虽然集合了大家手边有的毛毯铺上，冬天仍冷到无法忍受，必须穿着外套才能入睡。谦二一开始睡在卧铺的第三层，后来搬到第一层，上层的木屑与灰尘老是灰扑扑地不断落下。
西伯利亚的晚上，温度会降至零下四十五度，如果没有暖炉便无法存活。战俘营的兵营虽然也备有壁炉，但又小又缺乏燃料。他们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每个人拥有的寝具只有一张毛毯与一件外套，感到寒冷的时候，得靠着旁边俘虏的体温彼此取暖。
服装就那么一套，无可替换。最初的冬天为了御寒，会将装水泥的纸袋切出可以伸出手脚的洞后穿上取暖。纸具有隔热效果，多少能够保暖。袜子破得很快，需要拿破布等物品包缠以防冻伤。
赤塔没有上、下水道，俄国人也从流过市镇南边的河川汲水使用。先以大桶到河川装水，再以双马车载往市镇巡回分配，各个家庭以此作为生活用水。在战俘营也设有大桶存水使用。家庭用水的废水都丢在家中，但隆冬时节往往迅速结冰。
因此水也属于贵重物品，如果没水，俘虏连脸都没办法洗，喝的只有早上提供的热汤。第一个冬天只能任头发与胡须不断生长，得等到翌年夏天较有空闲时，才能到赤塔南边的河川去清洗内衣。谦二说最初的冬天没有清洗过衣物的记忆。虽然如此，因为湿度很低，几乎没有流汗，加上营养不良导致新陈代谢缓慢，几乎也没什么体垢。
因为只有一套衣服，所以开始出现虱子。星期天是唯一不须劳务作业的日子，因此上午除虱子成为例行公事。在谦二所在的战俘营，虽然没发生过因虱子传染斑疹伤寒的状况，但其他战俘营的确有许多俘虏因传染病倒下。
抵达战俘营没多久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完全没有通告的情况下，大家都被赶出户外，在不安中，被带到一处公共澡堂。该处有一个大型热气消毒室，将俘虏们脱下的衣物进行灭菌消毒，同时大家也利用水龙头流出的一点热水擦拭身体。但因收容所的卫生环境并无改善，所以这种除虱作业也只有短暂的效果。而且当大家回到战俘营，立刻发现所有行李都遭苏联士兵翻搜过，钢笔等值钱物品都被拿走。“自己的东西几乎都没被偷走，不过兵营整个被翻得一团乱。”
谦二的视力大概只有0.5，进入军队后经常需要看清远处，因此他戴上了眼镜。但在西伯利亚时眼镜破了，之后便没有眼镜可戴。不过，谦二说：“这种事情还算不上辛苦，比自己视力更差的大有人在，也不记得听过有人抱怨不便。”
在战俘营最初的两个月，饮食几乎都是由水与高粱做成的俄罗斯麦片粥（Kesha）。谦二说它是“粥的亲戚”。其他的食材还有稻米、小米、玉米等，谦二说：“大概都是从中国东北来的战利品，毕竟自己也在黑龙江畔帮忙装卸，亲眼见过。”第二年开始，除了谷类的杂烩粥之外，也会放入咸鱼一起熬煮，有一段时期还出现过支援苏联的美制腌牛肉罐头，最初的冬天完全没有这类物品。
进入一九四六年之后，除了早餐与晚餐的杂烩粥之外，还能领到黑面包作为外出劳务作业时的午餐。但因早餐分量很少，大部分时候会把黑面包与早餐一起吃掉。有时想忍耐着不吃，但禁不起诱惑心想咬一口就好，最后终究停不下来，全部都吃掉了。
杂烩粥由俘虏们组成的炊事班调制，大家各自拿着饭盒去盛领。苏联方面并未提供餐具，俘虏们拿着自己带来的便当盒，以及外出作业时偷来的铝条、木片制成的汤匙食用。灵巧的人制作的汤匙相当好用，连黏在饭盒上的如糨糊般的部分都可刮起，但谦二的汤匙却只是个像小破片那样的东西。
饭盒是活命的基础，什么都可以舍弃，但大家绝不会放弃饭盒，甚至到了自己要回日本时都还想带着回家的程度。其中有些人回国后也一直保存着自己的饭盒。第二年开始配给美国制的腌牛肉罐头，大家也拿着空罐当餐具。前往苏联军官家中帮忙清扫排水时，经常会清出空罐，有不少人也会捡回来当餐具使用。
日军的饭盒有被称为“single”的单层式，以及可以放副食称为“double”的双层式两种。两者的容量有差异，不管如何公平分配食物，总会有差异。在一些西伯利亚回忆录中可以读到，许多俘虏会敲打饭盒底部使其隆起，希望多少增加饭盒的容量。
谦二待的战俘营，关于粮食配给采用了一套自己的方式。大家不是拿着各自的饭盒去盛粥，而是集合大家的饭盒后，全部分盛好，再分配给每个人。
分配餐饮时，大家眼睛都睁得像铜铃那么大。所有人的餐盒都聚集在一处，接着由炊事班运桶子来到小队上分配杂烩粥。虽然分配时都尽量公平，但所有人都张大眼盯着，因此总会有人抱怨分配少了，在食物分配上，纷争从未少过。春天之后想办法偷了些苏联的物资，替每个人都做了铝制餐盘，大家都有了相同的餐具。毕竟不让大家自己从炊事班手中拿到粮食，纷争永远不会结束。
即便如此，在谦二战俘营的俘虏们，并非维持原本部队的形态，而是混合编成的联队，所以粮食分配算是相当平等。依照原部队编成进入战俘营的部队，军官或士官们手中握有粮食配给的权力，下级士兵特别是新兵—往往最后才能领到食物。这种状况也成为俘虏间“民主化运动”抬头的背景，这会在下一章中说明。
对某位青年的追忆
如前所述，死在列车上的俘虏，全员都还目送他到墓地安葬。但之后俘虏们便不再有这样的余裕。
随着气候逐渐严酷，大家也开始了帮火力发电厂挖掘沟渠的作业。火力发电需要从河川汲水，煮沸后推动发电涡轮机，但在水循环期间取水沟与排水沟会冻结。为了让水能流动，必须挖掘沟渠，打碎结冰。为此当地动员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五百名俘虏中的三百名，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持续在野外进行作业。
大家在河边的土地上以铁制圆棒敲击冰块，但是土壤与砂砾混合冻结，状态就像混凝土一般坚硬，不管怎么敲打，一天顶多只能敲出十厘米左右。零下四十五度时，没有什么湿气，呼出的水蒸气立刻冻结，变得如钻石粉末一般。在荒郊野外极度寒冷下作业，加上空腹与营养失调导致的寒冷与疲劳，陆续造成了人员死亡。
为了抵抗饥饿感，有些俘虏之间会利用一点杂烩粥，洒上不知从哪弄来的食盐就这么食用，想要享受仅有的一点吃饭乐趣。为了促进食欲，需要把味道调浓一些，这种状况下变成营养不良加上食盐摄取过量，许多人都因此出现浮肿症状。
某次当大家列队进行户外劳动，通过赤塔中心街道的某餐厅前时，有人发现厨房流出的排水沟中，混着冻结的面包屑。当时俘虏同伴为了面包屑离开队伍，却遭监视士兵怒斥，谦二看到这一幕，内心倍感凄凉。
在这种状况下，另一个痛苦的回忆便是上厕所。因为房舍内部没有厕所，所以即便是在夜晚，也得走到户外。从房舍门口到厕所大概距离五十米，那只是挖掘了一条细长沟渠的露天厕所。
营养不良后变得尿频。如果身体状况再差些就会拉肚子。最糟的时候，还没走到厕所就会尿出来。夜晚大家都频繁起身去小便。就算睡觉的时候，也会发生营养不良的人的尿液从木板搭组的上层卧铺缝隙中漏下来的状况。
自己也曾有过每隔不到一小时就得去厕所的经验。兵营内有轮值站岗的人，站岗者身上拿着从大队本部领来、未遭苏联军队掠夺的手表，就站在壁炉旁看守。我问了轮值那个人才知道，距离自己上次去厕所还不到一小时。
在零下四十度的夜晚走出户外，并不会感到寒冷，而是感到疼痛。不过去露天厕所只露出屁股，因为屁股是圆的，还不至于冻伤。会遭冻伤的是突出的如鼻子或手指部分。如果鼻子冻红了，不小心翼翼取暖回温，鼻子就会掉下来。
堆积在厕所的排泄物立刻结冻。如果放任不管，冻结的排泄物便会堆成小山，甚至扎到屁股。之后这些冻结的排泄物就会溢到踩踏的地板上，整个地板都是冻结的大小便。半途漏出的小便也会立刻冻结，体力不好的人，踩上这种冰便会滑倒。营养不良后会出现夜盲症状，走到暗处更容易跌倒。
上完厕所后也没有草纸可以擦拭。大家原本以为“俄国人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本来就不需要厕纸擦拭。过一阵子我们的大便也会变硬，也就不需要擦拭了。战俘营并非特例，当时俄国人的厕所普遍都设在屋外”。话虽如此，“最初的冬天实在辛苦。拉肚子的人，只能以手边的衣物或破布擦拭屁股”。
在这种情况下，因营养不良与过劳，人员陆续死亡。“有时会发生早上大家起床时，才发现某个人死掉了的状况。不过只有最初过世的人有葬礼，之后大家为了自己活下去就费尽心思，根本没有余裕去理会别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俘虏们在战俘营迎接正月。根据《“赤塔会”会报》中原军官俘虏们写的回忆录，他们当天早上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庭院，朝着皇居方向唱颂了三次万岁。
可是谦二说“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军官们即便外出劳动，也只是负责监视，生活比较轻松，可能还有那种余裕。不过那大概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不过是想念日本，依照着大战前的习惯做相同的事情罢了。就像新年初次到神社参拜一样。第二年之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举动了。
这个正月，谦二记忆最深刻的是前往探望营养不良的俘虏好友“京坂君”。京坂是驻扎新京第八航空通信联队的新兵，与谦二一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于东京入伍，接着直接送往中国东北。在队上大部分都是较年长且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的状况下，谦二与京坂因为年龄与境遇相近，进入战俘营之后成为好友。
谦二本人几乎没有写下任何西伯利亚时期的记录。他唯一写的一篇，就是对京坂的回忆。下文就是一九八○年代时，他发表于居住的新兴住宅区自治会志上的文章：《对某位青年的追忆》，《紫阳》第二号，一九八六年。
昭和二十年八月。我以现役新兵的身份，待在中国东北牡丹江近郊之处，日本对苏联无条件投降后我成为战俘，十月下旬遭遣送至西伯利亚东部的赤塔战俘营。
正如大家经常看到拘留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照片一般，大约五百人如沙丁鱼一般拥挤，睡在三层的通铺上。
对于未知的未来充满了精神上的不安。不仅得负担重度劳动，而且粮食不足，大家几乎都处于饥馑状态。一天比一天冷的空气，预告着即将到来的酷寒，简言之，那是一种接近恐怖程度的寒冷。望乡、饥饿、寒冷。仅靠着“或许某天仍可回家吧”这样的期望支撑着自己的生命，活过每一天。
十一月下旬，已经出现了好几位死者，另外有几十个人也奄奄一息。与我同期的京坂君也开始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他开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队出发作业，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场地时，他必须牵着我的手前进。不这么做的话，在天转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会滑倒。那段期间他的脚开始水肿，每每悲伤地对我说，他的脚套不进鞋子，我总是努力帮他把脚塞进鞋子，打理整齐。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终于开始出现失禁症状，上头免除了他的劳动，让他进入医务室修养。虽说如此，自然没有任何医疗处置，只是放任他休息睡觉而已。
新的一年到来，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这天苏联也休假，当天午后我前往探病。病房中排列了七八张病床，壁炉中燃烧着稀少的煤炭，根本提升不了温度。溢出的水在地板上结冻，三层玻璃窗除了中央部分，全都结了一层厚冰。我从窗户向外望，看到了俄国人的大人小孩走在路上，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炊烟。现在我处在一个遥远的世界，这里没有所谓家庭这种东西。
看他衰弱的程度，任谁都知道大概来日无多，我与他说了什么话，几乎都忘记了。当时也没有任何好消息可说，无非就是说些老套的安慰话语罢了。
可是他却双眼看着不知名的远方喃喃自语，说出“现在，日本也在过正月吧”“好想吃麻薯啊”这两句话，至今仍然残留在我记忆的片隅当中。
几天后他过世了。我自己也因为连日的重度劳动，加上寒冷与四五天的腹泻，变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几日什么时候死的？过世时大概是什么状况？我究竟问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记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如这段文章所写一般，此时谦二也因营养不良，开始出现腹泻症状。一月开始的发电所壕沟挖渠作业中，他也发生过拉在裤子里、直接穿着脏裤子回到战俘营的状况。至于弄脏的内裤，只能靠着火力发电所排水沟的温水勉强洗净。
到了二月，腹泻状况愈加严重，在苏联军医的判断下，他被免除了户外劳动作业，但还没到必须入院的程度，所以谦二留在战俘营兵舍内休养。同样留在兵舍的俘虏伙伴，劝诱他一起在营舍内翻找粮食。外出作业的俘虏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给的黑面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谦二受不了引诱，也加入他们，找出这类食物吃掉，但却留下很深的罪恶感。
如果是偷苏联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却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户外劳动仅是暂时性的措施，没多久谦二又被赶出兵舍，继续执行沟渠挖掘作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谦二很可能会步上与京坂同样的命运。
不过这时候，谦二的幸运派上用场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很快就开始改善体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苏军的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开始担任第三任的战俘营管理长官。谦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长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长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务。恐怕是因为物资盗卖事发，上级察觉管理体制不完善，所以才出现人事调动。俘虏同伴间有人看到前任所长被铐上手铐带走的情况。亚夫马德林通过翻译对俘虏们发表训示，表明将改善至今为止的违法情状。确实，在那之后粮食分配的状况有所好转，当时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还提供超过规定的粮食量。
我自己能够活下来，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进入了混合编成的部队，在战俘营当中相对没有位阶差异；另一个就是战俘营体制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战俘营位于苏方军团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镇内，因此情况很快地有了改善。远离城镇散布各地的战俘营应该会出现更多的死者吧。
谦二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在偶然之间凑齐的关系。他并不认为能活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力好或者足够“用心”、拥有惊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认为死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并没有什么特征或倾向。例如精神上较衰弱、入伍前从事什么工作等，我不认为是这些条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毕竟军官们无须劳动，因此士兵这边死者较多，这是摆明了的事实，任谁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据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手记，有许多人描述，记得年轻时太过无所事事引发了焦躁感，或者因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几乎发狂等回忆，但谦二却如此表示：“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光是要活着就耗尽心力了。那种抽象性的思考，应该是原本就属于更高层级的人，或者只有无须户外重度劳动的军官们才会有那样的想法吧。”
不只是西伯利亚拘留的经验，关于战争体验的记录，不管是学徒兵的，还是预备军官的、高阶军官的等等，大多是拥有学历与地位优势的人所撰写的。这些记录自然是贵重的文献，但同时也是站在特定立场写下的。生活缺乏余裕，识字能力低落的庶民，并没有留下自己描述的历史记录。
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虏人数，相较之下非常少。根据大战之后由俘虏们组成的同友会杂志《“赤塔会”会报》所载，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该所死亡人数“约四十五名”。谦二回忆道“记忆中应该更少一些”，不过四十五名死者，大约占收容人数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亚的拘留战俘大约有六十四万人，其中死亡人数大约六万，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谦二的战俘营不见得如他所说拥有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随着冬季过去，发电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的作业改为整理掳获物资或帮忙苏联军官家庭进行排水整理等较为轻松的工作。战俘营的待遇也逐渐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战俘营兵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力得到扩建。三层卧铺改为两层，居住环境较为改善。不过，同时期也开始设置三重铁丝网、配有探照灯的卫兵楼等设施，警戒变得更加严密，但至少此后这个战俘营再也没出现过死者。
当大家精神上开始多少有些余裕后，关于可以归国的希望性观测、谣言，便开始四处传播。户外作业时看到载着俘虏的卡车，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就说那会不会是移送日本人归国的车辆？类似这种穿凿附会的传言，不断在战俘间扩散。可是，距离谦二实际回到日本，仍有两年以上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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