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的编撰与写作并不简单地就是在内容上包含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而是一种站在特定的理论角度上的对古往今来政治思想的体系性学理分析，其编撰目的并不是要把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展示在一个博物架上，而是要在一种新的角度上进行积极的学理性的知识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版本的通史性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都是一种特定理论角度的解读、诠释和分析性整理，都内在地体现了一种理论性学理诉求，也都包含着特定的逻辑化了的知识体系，服务于特定的目的。①一般来说，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通史性著作大多较为简练，篇幅较大的著作也在百万字以内，但从民国时代产生的几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性著作来看，其学术个性均甚为鲜明，而鲜明的学术个性则主要根源于其所体现和包含的学理体系。各个版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在某种程度上都以拥有特定的政治学知识为基本前提，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概念及观念体系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诠释和逻辑分析，简编性通史著作的个性多半来自著作人对政治的系统性看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学习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学理上的合理性，完全依赖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正当性与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类著作编撰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中断，也就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其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是一个标志性存在，在大陆地区的政治学界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是，刘泽华先生的研究方法却与徐大同先生有所不同。刘泽华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却并不是一种演绎性的推理路径，而是从有效解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出发，经验性地分析政治思想家的具体问题，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现象，整体性地理解和解释历史中的政治与政治思想，关注中国特定政治理论的阶段性与完整性，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王权主义学派”。②《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出版就是“王权主义”观点的详尽展示，呈现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另一种写法。本文以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品读为基本线索，探讨一下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写法与体例问题，就以归纳推理方法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形态的整体性解释、解读，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想法与建议，并顺带地谈谈研究方法与思想资料选择与解读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怎样体现“通史”之“通”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核心是追求和实现“通”，“通史”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就在于“通”，而“通”则是相对于“隔”而言的。一般来说，政治思想通史编撰中的“隔”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编撰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既缺乏解释性的体系性理论话语，也不能发现和整理出研究对象自身所固有的特定的逻辑联系或关系，从而将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做成了流水账式的史料长编或概念的博物馆式罗列。第二是编撰者的理论割裂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及内部有机联系，编撰者或者是从演绎性推理出发，以历史哲学的方式将思想资料挂在历史发展的线性延续中，并将思想资料标签化或脸谱化，忽略了特定时代中政治思想家的原始问题与原始话语的体系性解读，导致了研究与著述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产生了理论解释上的“隔”；编撰者或者不能正确认识政治、政治思想与历史运动的关系，或者不能正确充分地把握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思想的时代整体性，或者不能准确地解释不同历史时代政治思想在逻辑上的关联性，如此等等的原因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通史的“隔”，或是割裂性的隔断，或是浮光掠影的搁浅。通史编撰突破“隔”的利器唯有求“通”，而“通”在政治思想通史编撰中则表现为理论通、时间通和空间通。所谓理论通，一方面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必须有比较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缺乏完整系统的政治学理论话语体系及相关知识，就不能真正合情合理地理解和解释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概念、判断与命题等；另一方面是指政治思想通史中的概念、命题与判断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关系或联系，不论是同一个时代的概念、命题与判断，还是不同时代的主流性概念、命题与判断之间，均存在着客观上的逻辑联系与关系，这种逻辑关联更主要地表现为民族性政治思想方式的完善与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日益成熟。③所谓时间通，就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要关照政治思想研究对象的历史延续性与思想存在的客观整体性，前者是说关注政治思想的历史起源及其最初的形态，而后者则是说要特别注重把握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主流与主题，在准确深刻地把握各个时代政治思想主流与主题的基础上，恰当地处理不同时代之间主流政治思想及主题话语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时间通既要求贯彻把历史发展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将不同时代之间的有机性历史联系充分揭示出来，又要杜绝目的论与宿命论的历史观，始终将历史发展当作是一个经验性的存在，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既是必然的体现，也是必然的补充。所谓空间通，就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要在一个给定的时代中贯通性地理解和解释时代思潮，注重主流概念、命题与判断等的整理与诠释，不仅要注重在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中求同、求通，而且还要能分析出同一个时代中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观点互补。空间上的通主要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社会的有机整体性，这种有机整体性是社会所固有的，因而是历史真实地经验性地呈现出来的，在政治思想领域就表现为思想家原始的问题与命题，只要不忽略思想家的原始问题而对命题做过度解释，空间上的通并不难做到。思想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规律与逻辑的集中呈现，因为思想史“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必然”④，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整体性逻辑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内部规律与客观逻辑。
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在追求“政治思想通史”之“通”上有非常好的表现，其根本则在于编撰者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解释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性理论观点，这个根本性的理论观点支撑着《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宏观体系。《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第一卷是宏观分析的综论，就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些通贯性或普遍性的特点、特质与概念、命题等的分析。第一卷在总体上勾勒了一个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总体轮廓，并以王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通贯性的解释，在通史之通上使九卷本表现出了理论之通的可贵品质。九卷本的理论之通，首先就在于它在概念解释与框架理解上表现出了系统性的通透性强有力解释，提出了一个王权主义的总观点。这个观点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及观念的发展历史，注重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将政治思想的产生及逻辑架构溯源于考古发掘的最早文献资料，从而表现出了追求政治思想通史历史形态完整的诉求，这比仅仅从传世经典文献或春秋后期代表性思想流派开始的写法，更有利于表现政治思想通史在时间段上的完整性。王权主义的观点贯彻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九卷本中还贯彻在编撰者追求政治实践、政治观念与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中国社会的社会运行特点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独特关系，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政治治理传统及相应的政治观念。政治实践及政治观念一方面是特定社会运行体制的派生物，政治根源于社会，一定的社会形态及运行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形态及相应观念，脱离特定社会形态及运行体制，就不能具体丰富而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解释特定社会中的政治概念及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一定的政治实践及政治观念也反过来自觉地影响甚至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及运行机制，政治权力在传统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忽略或低估了传统社会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影响就不能准确地理解与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系列独特规定性。“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于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与作用。”⑤王权主义的观点还清楚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时代政治观念发展的主流，提出了要注重各个流派政治思想在主题与宗旨等上的相同、相通和互补，围绕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发育，展示了不同历史时代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发育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史充满了围绕着特定主题的思想创造，每一次思想创造都是极大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了王权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而王权主义政治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巩固则又反过来加固了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理论通贯性表现在其发展的逻辑上，就是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的主题与话语系统，既有效地维系了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根本性的时代之同、宗旨之通及内容互补，也展示了特定社会形态对政治观念等的刚性需求与要求，思想家们反复讨论和思想争鸣的焦点话题、核心话语及命题结论等也表现出了很高的重复性。这种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之间的话题、话语、概念等的重复，实际上顽固地展示了跨越了历史时代的民族共性，展示这种政治概念体系及推理体系方面的民族共性，乃是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⑥
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都是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既有基于历史条件的诸多特殊性与个性，也有体现历史发展延续性的某种共性与普遍性。如果说政治思想史也是一条波浪壮阔的历史长河的话，那么不同历史阶段上独具个性的政治思维和概念体系就是长河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壮丽波澜，只有连续的波澜才能构成长河，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思维及概念体系实际上排列成了一个连续演进着的政治思想长河。因此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就不仅要让各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充分展示出个性，尽可能揭示各个不同风格与内容的时代思潮的丰富内容与独特魅力，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历史阶段上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的理论联系，展现出历史长河的整体魅力。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追求时间之通，实际上就是要完整展现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既要明了各个历史阶段在整个思想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角色与作用，更要处理好相邻两个历史阶段在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方面的逻辑衔接。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在追求时间之通上无疑有卓越的表现，一方面，九卷本通史从有可靠思想资料的殷商晚期开始写起，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叙说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最简洁形态，甲骨文及《尚书》中的可靠文字显然为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涂尔于所说的历史源头，即历史源头不是真正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而仅仅是一种在历史上可以找到的较为完整的最简单形态，它“首先，应该能在组织的最简单的社会中找到它；其次，不必借用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有可能对它作出解释”⑦。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完全依托上古传说研究思想的拖沓冗长，也避免了仅以思想家著作等文献为研究资料而造成的拦腰斩断，其在理论上的优点与好处依然在理论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九卷本以八卷的篇幅分阶段叙说了从殷商晚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其中先秦、两汉阶段的叙说尤为充分允当，不仅抓住了特定历史时代政治思维及概念体系的特定内容，而且还能站在整个历史场合的高度予以精准的分析，既充分展示了时代性政治思想的个性与精华，精微俱现，也抓住了政治思想在特定历史时代的主题与宗旨，魂魄活现。当然，作为一部思想通史，其时间之通的衡量绝不能只看表现卓越的部分，而要结合各个历史时代的叙说综合进行评判。九卷本中的八卷基本上按照王朝断代分卷撰写，大体相当于政治思想史的断代史，断代史中较好把握和撰写的分卷是先秦和两汉。先秦、两汉的撰写如上所说，堪称是整部思想通史著作的精粹所在。从魏晋开始直至现代卷，则在思想镜像上就显得较为浑浊，或者是拔不出存在于历史中的思想主题与宗旨，缺乏理论上有说服力的宏观把握和分析，或者是无限丰富的时代性政治思想竟只画出了一个粗疏的简谱，或者只是叙说了自己熟悉的部分，缺少对全局的整体性梳理，以至于所呈现的思想镜像在读者看来颇为失真，或者试图详细呈现思想，结果是迷失在了理论的万顷波涛之中，不知所云，不知所之。九卷本作为通史在时代性思潮的把握上未能应通尽通，其原因不一而足，难以细说。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必须要同时观照政治学的观点与历史学的方法，⑧前者作为视角可以确保分析对象的政治属性，后者作为方法则有利于杜绝脱离历史经验的过度解释文献。通史编撰的目的是再现历史，但历史却一去不复返，而任何再现都只能是依托一定史料进行的再现，因为历史的编撰者生活在当代，他就只能用当代人特有的方式与方法解释、解读史料，所以一切经过呈现的历史无疑都属于当代史，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⑨，即是此意。既然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已经渗透进了再现的历史中了，那么经过编撰者再现的历史也就不能进入思想史了，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再现就更其如此。尽管历史是复杂的，但在再现历史的编撰者那里却显然地存在着一个历史的规律与逻辑，而这往往就成了通史编撰的逻辑。如果通史编撰者的历史逻辑充满了现时代的概念，那么他在解释和解读史料的时候就会脱离史料的整体性时代氛围，从而出现通史编撰的空间之隔。常见的空间之隔是由于解释和解读思想史料脱离了思想家的原始问题而造成的隔阂，表现为研究的思路不是优先呈现思想家自身的问题及话语体系，而是以史料解释来进行现代问题及话语的表达，从史料中梳理出现代话语体系及相应观点，并因此而大大地高抬思想家及相关命题等，人为地拔高了某些思想家及概念、命题等的地位。“历史上某位在世无大作为、身后湮没无闻、学术思想又无甚建树的平庸之辈，经我们的研究者之手‘提拔’起来，从而雄踞思想史显赫地位的事例，也的确可以举出几个来。”⑩九卷本通史虽然也得使用必要的现代概念，但却坚持了将史料解读放在古人问题中的历史经验主义方法，不强人就我，而坚持以我就人，贴近历史时代，贴近思想家的问题，贴近思想家的概念体系，注重整体性分析思想家的问题及话语。让史料说话是避免通史编撰空间之隔的一个重要保证。空间之隔的另一个方面是割裂，或者是忽略同属于一个时代思想家的根本相同，而故意扩大同一个历史时代思想家之间的时代性差异，或者是人为地制造思想家之间的命题、判断等方面的对立，把一些声望卓著的思想家从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群体中挖出来，故意让他们做时代的先驱者，比如黄宗羲即是这样被从他的同时代思想家中割裂出来的所谓时代先驱。(11)如此等等的做法都体现了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空间之隔。九卷本通史在空间之通上整体上并未因脱离历史时代的史料解读从而产生空间之隔，这也体现了以注重史料考证和让史料说话的历史学家为主编撰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卓越优点。如果说九卷本在空间之通上也存在有明显缺陷的话，那也不是由于过度解释和解读史料，而是由于一些原本就未能整体性把握作为自己对象的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其病在于未能窥其全豹，有的编撰者只看见了一些大树，而有的编撰者则尽见杂草，均未能见其森林。
二、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对理论、知识及方法的要求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工程，它在整体上对编撰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范围及所掌握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既要处理历史学范围内的规律与法则，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检寻有理论价值的史料，描摹政治理论发展各个阶段的状况、形态及与实践的互动等，总结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分析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位与贡献等，也要处理政治学领域的规律与法则等，特别是政治学研究方法可以使编撰者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政治属性。编撰者只有具有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形态，才能比较充分且准确地把握住研究对象，虽然政治学理论的概念与方法是当代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围着有效分析现代政治现象而诞生的，但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2)现代政治现象将隐藏在历史上政治现象中的复杂性充分展示了出来，所以分析现代政治现象的概念与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并且可以把握到其身上还比较隐秘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离不开比较的视野，特别是当编撰者应用具有一定普遍或普世的概念与方法分析中国政治理论的时候，比较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是，比较通常都是跨文明、跨文化地进行的。这就要求通史编撰者在进行必要的比较的时候，必须具备较为扎实宽广的基础知识，具有较为充分的关于古今中西的政治实践、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等的背景知识，否则就难免不在分析和评价特定思想概念的时候生搬硬套，甚至是“指鹿为马”。任何概念与方法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历史背景而滋生一些独特的本质规定性，而概念与方法在应用的时候又往往超越了它的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由历史背景滋生的本质规定性就容易被忽略掉，而一旦忽略掉了这种本质规定性，概念与方法也就在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本质层面的失真。概念与方法的这种失真一旦出现，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就不得不面临尴尬的“指鹿为马”，在中国古代寻找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家的努力即是如此，只有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才能迈步开始从民本走向民主。(13)一方面，政治思想的历史万分复杂且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政治思想的内涵又极为丰富多彩，因此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者就需要熟悉甚至是熟练地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就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而言，常见而又必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史料考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帮助编撰者充分而准确地在传世文献中辨别真伪，而且还能够及时应用地下发掘的文献的研究成果，如果史料不充分、不准确、不典型，就无法比较准确地再现历史；2.概念分析的思辨方法。该方法一方面有助于编撰者充分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政治思想原始问题的思考路径、思维方式及相关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还有助于编撰者在理论上对不同层次与方面的话语等广泛地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以便能够使再现历史保持其较为完整的形态，不忽略先验主义的政治哲学，也不忽略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及推理方式；3.现代政治学科主流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有助于编撰者具有完整科学的政治思维方式与推理方式，从而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握住研究对象，既要避免将政治现象理解得过于狭隘，导致政治思想通史的肢体、脏器不全，也要避免将政治现象理解得宽而无度，使所呈现的思想世界驳杂无序，杂草丛生。
政治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化了的社会存在，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形态的相对完整性，不论是分析一个作为个案的杰出思想家的思想，还是分析一个时代的普遍性思想，都需要分析者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与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编撰者的理论素质与水平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编撰成果的理论层次与学术水平。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对于理论则有更为强烈的需求。理论素养与水平不够最常见的结果就是以逻辑明快的现代西方政治概念与术语，比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概念与判断、命题等，其结果或者是将中国政治思想作为西方政治概念的东方演练场，让中国思想家以古典语言回答西方语境中产生的政治问题，甚至让他们遵循西方思想家的思路进行逻辑推理，其结果很难避免概念、命题分析中的乱点鸳鸯谱或指鹿为马；或者是把中国政治思想按照西方政治概念的逻辑零敲碎打地加以切割，在完整的中国政治思想谱系中切割出一个又一个西方化了的政治话题或专题阵地，而在话语阵地的分析中则又肆意地以西释中，甚至不惜曲解古典语言的原始涵义，表面上看似乎是知识概念或史料释读与解释的问题，而实际上问题的根子恰恰就在于编撰者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不足，由于不能准确完整地进行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思考与认识，最终导致其所编撰的著作在相关论述上明显有悖于历史真实，其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在故意搅浑水，比如有些新儒家学者特别着意于阐发所谓儒家宪政论即属此类。(14)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实际上就是在勾勒和描摹政治理论体系的发展史。如果编撰者具有较高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与水平，一方面就可以在一张结构形态完整与逻辑关系自洽的理论谱系中来还原政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进化历程，并能将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政治理论体系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谱系中来加以衡量和评价；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素养与水平的高低既体现在编撰者理论视野中有没有政治理论体系的全牛，即是否能把握住历代政治理论的形态完整性与概念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也体现在其能否恰当地评价不同时代政治理论体系在整个政治理论体系宏观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要求编撰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与水平，惟其如此，才能保证通史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充分关照政治思想在历史上也同样保有的理论完整性，在充分合理地理解和解释概念的基础上，展示其思想内容，完整展现其政治思维方式与概念话语体系，并客观公允地评价其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等。理论素养的提高只有通过系统地学习当代政治学理论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系统学习当代政治学理论知识，了解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命题结构、研究方法等，熟悉不同政治学分支学科的主要知识体系与学术观点，就成了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者的一个重要理论预备工作。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具有给予民族性及特定历史环境等的特殊性，但其政治存在却仍然表现出了一切政治现象所共有的本质规定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理论虽然具有特殊性，却也同样蕴藏着政治理论的一般性，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不仅在于展示历史特殊性，而且更在于揭示历史特殊性中蕴含的政治一般性，而解释政治一般性却非依赖编撰者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与水平不可。
政治思想通史编撰是一个复杂的基础性理论工作。由于是基础性的工作，又具有相当强复杂性和较高的理论性，这项工作对编撰者的知识范围及精准层度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政治理论的一般性来看，古今中西的政治观念体系都是相通的，但从其具体的形态与话语体系来看，古今中西之间的政治概念体系又各不相同，相通而不相同。这就预示着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工作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历史及文化等的比较，比较就意味着必须对相关的政治理论概念体系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此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者需要具备较为充分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知识，缺乏或者这方面的知识不充分，就不能够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思想的诸多特殊性，并不能把握中国政治思想体现政治一般性的诸多特殊方式。同时，由于编撰赖以进行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方法多具有西方政治话语的背景，隐形地体现了西方政治理论的视野、立场与方法，因此在编撰的过程中，就非得要发生将中国政治思想的脚伸到西方政治概念的鞋里去的情况，但这种以西纳中的方式或结果是不是很合适呢，这就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合适与否的关键也就是对来自于西方的鞋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政治通史编撰赖以进行的基本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完全脱离历史背景与过程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此完整准确地理解作为分析工具的基本概念虽然说乃是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基本前提，但却又不能不在历史比较中进行，最常见的比较分析就是用民主的概念工具分析和衡量民本。比如黄宗羲政治思想中的政事堂何以不能等同于责任内阁制，他所谓学校又何以不具备议院的性质等，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西方政治制度知识，比较地进行分析，才能得到合理说明。(15)比较中得出的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比较中才能得到解决。这就要求编撰者对古今中西的历史要有较为充分的了解，特别是要充分了解与西方政治基本概念血肉相连的西方政治制度史，当然更要充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了解中西政治制度史学越是充分到位，就越是能够准确地评价不同时代政治思想的地位、角色、作用与影响等，就越是有利于编撰出高质量的政治思想通史。研究政治思想而缺乏政治制度的相关知识，就容易将政治思想研究变成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手道”，要么是一厢情愿地在其中寻找现代政治观念的源头活水，要么是武断地判定某某人的政治思想研究开始迈步走向现代政治，或者是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把政治思想通史在过程上呈现为一个从原始儒家开始的退化史，突出强调原始儒家而贬低、排斥和否定其他学派，迷信先秦而鄙薄秦汉以来。制度和概念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在思想史研究中被忽略了，开展制度与观念的互动研究既特别有利于概念涵义的澄清，也特别有利于弄清楚思想变迁的根本性动力。西方政治史的知识不仅可以给我们充分地展示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历史起源与发展、演变等，而且还活生生地展示了一幅政治概念怎样随着制度变迁而变迁的图画。没有一个概念是脱离特殊而完全抽象的，任何概念都是历史而具体的。社会历史是具体展开了的思想逻辑，而思想则是社会历史在理论上的概括集中，开展社会与思想的互动研究因而也就具有了历史地看待思想和系统地看待历史的认识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16)既然一切概念都是历史而具体的存在，那么中国政治概念的分析就当然不能忽视政治制度等与概念密切相关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中蕴含着政治概念的具体的历史。又由于政治作为一种将社会各部分自觉联系起来的黏合剂，无疑是人类社会有机联系的集中表现之一，因此关于社会的广泛系统的知识储备，将非常有利于准确深入、细致合理地理解和解释政治概念等，而知识范围与深度等方面的局限则会明显地影响到政治思想通史的质量与水平。
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在研究方法上颇有讲究。这是因为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综合性基础工作，不仅要服务于一定的理论性需求，完成自己研究理论与积累、创新知识的基本使命，还要面向解释结构复杂的大众，如果其研究方法相对于一部分人存在明显瑕疵，那么它的积极社会影响力也就会大打折扣。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首先表现在学科研究方法上，即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越来越要求具有关于政治研究的学科视野与方法，它的核心是比较完整的政治观，它的主干则分散在几个主干的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政治学的学科方法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与有机整体性，复杂的政治现象要求研究方法的这种整体性，研究方法整体性的水平与程度往往体现了学科工作者的综合实力与理论影响力。现代政治方法支撑着现代政治学充分展现了政治学的专业性与丰富面，而现代政治方法同样可以在理论上充分展示政治思想史上的理论如何面对、展示和解释政治现象的复杂与丰富，现代研究方法可以展示古代简单方法不能解释和解释的问题，并因此而能够了解古代理论的问题与话语体系，合理地评价古代诸多理论的优缺点及局限性。缺少现代政治学的完整而系统的学科方法，一方面容易将原本复杂的政治概念与命题等作简单化处理，另一方面也会看不到思想史的复杂与丰富。另外，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还要特别强调回到历史现场的概念与话语的系统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回到历史现场就是注重对概念、命题、判断等的历史环境与语境的分析，将政治思想史上的概念放到一定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和语境中，联系上下文，联系同时代共性的话语、话题等的讨论，做到历史地看待和分析历史上的概念、判断与命题等。概念、判断与命题等产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语境中，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语境中发生涵义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环境与背景等的分析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西方政治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与语境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国内学者也探讨了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一些重要概念在涵义上发生的重大变化。(17)在概念与话语的分析中，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还要注意概念与话题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这里所谓系统性与完整性是站在思想家自身的立场上，考虑的是思想家自身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不是编撰者理论逻辑的系统与完整。一般来说，完整呈现思想家自身的理论体系，要求在研究方法上要自觉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史料的选择与释读，切记史料相对于释读者的两重性，即一方面释读史料的时候未能充分展示其历史真实，使得释读史料获得的信息小于其所承载的历史真实，“不管史料如何丰富，也只是保存了客观历史的部分片段或痕迹”，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史料释读的时候镶嵌进了过多的释读者的意思，导致史料释读出来的信息大于史料承载的历史信息，因为“不管史料记载如何凿凿有据，但它毕竟是当事人或传述者主观反映的记录，除了一些简单的记述如人物的姓氏乡里，生卒年月、事件的时间、地点、典制的名称沿革等(尽管这方面也有不少讹误)比较容易确定之外，很难说它就完全正确地记录了客观历史的真实过程，由于当事人和传述者的阶级立场、个人感受、认识水平和条件等的影响，总要在所作的历史记述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一些外在的成分和主观的因素”(18)。第二是要充分准确地了解思想家的概念与命题等，特别是对思想家某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观点务必要条分缕析地做多侧面的深入分析，比如对黄宗羲人性论的分析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明夷待访录·原君》开头所讲的那几句话，完整解读黄宗羲关于人性的诸多论述，就很容易判明她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性善论者。(19)
三、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著作体例与写法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体例的通史性著作所在多见，然而绝大多数都是通史的简编本，部头较大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均出自刘泽华先生。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于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在思想内容上起自殷商中后期而截止到鸦片战争，在比较完整的形态上讨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分析视角及理论观点上颇有创造，在国内外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鉴于内容上局限于古代的遗憾，刘泽华先生又编撰出版了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分析视角于理论观点大多延续了三卷本，但在编撰体例上又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方面，九卷本单独设立综论卷，集中讨论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视角及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整体性、宏观性、独特性等问题，并试图在理论上描摹出一个结构性的关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全牛；另一方面，九卷本将殷商中晚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划分成了八个阶段，每个阶段撰成一卷，每卷则自成一体，以便各卷能够完整而有特色地呈现各个历史阶段政治思想的内容、贡献及影响等。这种编撰体例一方面受到了学术界已有通史著作的影响，比如综论单独设卷就与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将绪论单独成卷颇为相似，另一方面在各卷的划分上则既明显受到梁启超关于时代思潮等论述的影响，又颇为深刻地受到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对中国思想史各阶段划分的影响。当然，九卷本与三卷本之间在历史阶段划分上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果从追求内容合理的角度来看，原有的三卷本再增加综论卷及近代卷、现代卷而呈现出六卷本的体例可能是更为优越的一种选择，起码在体例上是如此。九卷本相对于完善后六卷本而言，在体例上有两点不足：第一，各卷在内容上虽然相对完整，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个性色泽，较充分地展现了各卷编撰者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但各卷之间在内容及思想逻辑上则明显地不衔接。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各阶段在内容及逻辑上是相互衔接的，(20)因此各卷在内容上的过于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割裂思想史整体性及历史连续性的嫌疑。第二，各卷的相对独立性较强还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轮廓及内部逻辑构造，以致不能有效地将各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安放在中国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应逻辑位置上，而三卷本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比较理想地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将三卷本完善、增补为六卷本仍然是一个较好的体例选择。
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体例通常都是分卷、分篇、分章，大致来说都属于章节体，学案体相对比较少见。但现代章节体的主流都适当地吸取了传统学案体的一些优点，在章节安排上通常都以著名思想家为标题，以至于常常把政治思想通史编撰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家经典概念与命题等的展览，从而在体例上限制了对政治思想整体性与时代性等一般特性的呈现。刘泽华先生从《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就注意到了从整体上分析中国政治思想的共性普遍特征，注重对共同概念、命题、判断等的深入分析，注重对特定时代共同话题与思想命题的剖析，注重对政治思想做整体性理论框架的分析，从先秦诸子共同的话题、观点及命题中总结出了诸子政治思想的共性特质及理论追求，从而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育与发展作为先秦诸子政治文化的归宿与集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则进一步完善了对先秦政治思想的分析体例，加强了对诸子政治文化的总结性分析，勾勒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态势、趋势及理论成果。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基本沿袭了三卷本的诸多说法与体例，抓住时代性的共同话语及思想主题，对重点思想家进行个案剖析，点面结合，对先秦及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分析具有相当强的典范意义。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在体例的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如何有利于点面结合、深入系统地呈现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全牛，既要分析经典著作家的经典思想体系，详细深入地呈现严密的思想逻辑，因为它集中典型地体现了时代思潮的深度与精度，表现出了卓越的创造性，并深刻系统地影响了它所在的历史时代，有的思想家甚至在体系性上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体系的整体性逻辑架构，有的思想家则呈现出了高超的智慧，他们提出的一些命题与判断等具有跨越时代的普遍借鉴价值；又要有利于展示和呈现中国政治思想的共同性主题、发展节奏及整体性结构等，政治思想通史所以要注重呈现思想的共性，就是因为一般性东西通常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性地位与作用，往往一般性共通东西给了经典思想家一个表演的范围，经典思想家再卓越也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时代，而且经典思想家只能是深刻地系统地典型地代表他的历史时代，而绝不是超越他的历史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在体例上时常要同时关注经典思想家的个性与政治思想时代性、民族性等的共性，经典思想家的个性越多，创造性越卓越，通常他所表达和呈现的共性也就越多，因而他的思想意义与价值也就越大，所以只有把思想家的思想放在共性所展示的思想框架下，才能得到较为充分妥当的理论说明，也才能真正揭示思想的意义与价值，而时代性与民族性等共性也只有通过经典思想家的命题才能够得到充分呈现。这就不仅要求政治思想通史的各卷都要有一个综论性章节，总体性描述、概括编撰对象，呈现特定的共同的时代性政治问题及话语体系，分析总结本卷政治思想在理论上的贡献与影响、不足等，特别要在理论上妥善处理好本卷内容在整个政治思想通史中的地位、作用与角色等；而且还要求各卷在体例安排上要注重以思想家真正关注的思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完整呈现思想家原始的概念、命题体系及逻辑。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的写法自然要多样化、多元化，但不论怎样的写法都应该受限于它的理论目的与表述对象。作为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程，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必须首先考虑知识论意义上的合理性，即它必须优先考虑挖掘和整理传统中国的政治知识体系，(21)展示它的内容，揭示它的特点，呈现它的逻辑，评判它的优缺点，在历史的研究中进行批判地反思与继承等。因此从写法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需要妥善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想的个性与共性如何协调统一，怎样通过个性的话语来揭示思想的共性，怎样让思想的共性展示在思想家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中。客观地说，这种内容表述上的要求自然需要落实在著作的写法上，具体来说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回到思想家的思想现场，揭示思想家所处时代所面临的基本或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揭示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在思想家所处具体历史时代的发展态势与趋势等，每个历史时代都有一种理论上的态势与趋势，而这种态势与趋势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了思想家可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精度，并决定了思想家提问和回答的方式及相关答案的理论可能性等。第二条就是要避免从单纯思想资料出发，避免通过对有关思想资料的抽象分析与揭示，简单地得出一个无限抽象的普遍结论，概念、命题与判断不能脱离思想家关注的特定思想问题与政治立场，因此以思想家关注的原始问题为中心，就变得异常重要，而以思想家原始的命题来做线索也就成了政治思想通史写法的一个基本要求。第二，怎样将政治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地联系起来，既充分展现其阶段性的理论成果与贡献，也很好地体现政治思想通史的历史连续性与理论整体性。这一方面要求政治思想通史在各阶段内容的撰述上要注重抓时代的思想主流、抓思想的理论重心，抓时代的理论全局，既充分合理地呈现时代独特的政治疑难或基本问题，又呈现围绕基本问题出现的诸多理论表述，特别是呈现一定历史时代共同的概念体系及其推理逻辑，在呈现一个相对独立的时代性政治理论时要务求深入、典型、完整；另一方面，又要注意贯彻政治思想通史著作的整体观，注意将各个时代的政治理论问题与话语体系放在整体的政治思想通史发展逻辑中来进行分析，既要注重在理论上做不同时代相关理论的比较分析，又要在比较中揭示理论与命题等的相关演进如何促进了政治思想理论的深化与升华。第三，妥善处理好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及话语体系的历史具体性与民族普遍性的关系。这就要求在编撰体例上注意给特定时代所产生的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思想创造留下表达的余地，比如汉儒创造生成的天人合一、大一统及纲常伦理等就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上具有相当持久的社会及历史影响；(22)另外思想家所创造的反映民族特性及思维方式的一些概念与命题等也具有一些跨越时代的民族普遍性，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概念、命题与判断构成了民族性的思想精华。但要切记分析和继承所谓思想普遍性的时候，还是要首先进行历史的批判分析，因为任何普遍的思想都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首先是体现着过去的社会历史性，表达着过去社会对人们的某种普遍性要求，因此即使普遍性的理论内容也唯有经过了批判性的历史分析，才能淘洗出民族思想的精华，而断然不能被抽象地直接继承。
本文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本期编辑：执金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