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午后，在北大中文系吴晓东教授的《二十世纪外国小说》课上，张哲坐在开着暖气、挤满了人的教室里，闷热的空气令人昏昏欲睡。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分析小说的色彩描写时，吴晓东抬手开始板书。昏沉间，张哲一抬头，看到的是暖色的斜阳穿过窗户打在黑板上，半明半暗，“半江瑟瑟半江红”几个字，刚好被光影分隔。那一瞬间，他感到“被文学的美击中了”。
“可惜比起读书，我更想赶紧投身于那个奔涌的时代。”1999年参加高考的张哲误打误撞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度过了四年愉快的本科生活。毕业时，感受到“全球化的图景正徐徐展开”，他没有对未来做太多细致的规划便一头扎进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从电视台到报纸，张哲做了近10年新闻人后，转头去读了政治学博士。原本笃定不搞理论、不做学术的他，2021年博士毕业后却从美国布朗大学回到北大成了社会学系的老师。如今，他有了幸福的家庭，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张哲调侃自己，“这是一个逐渐靠谱的过程”。
他身上有一种冒险家的松弛感——不对未来做太长远细致的规划，接受各种偶然性，让生命用一种比较自由的方式舒展。但他也承认，这样的人生折腾了些。“如果遵循现在主流的那种态度，很有规划地去生活，人生可能会顺遂很多。”然而即便如此，张哲从不觉得自己哪一步算是走错了，因为，“是过往的经历总和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模样”。重要的是，自洽就好。
△张哲在北大上课（图/郭雅颂）
△博士毕业时的张哲
北大张哲：不要畏惧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采访&文字 | 郭雅颂
“我当年高考有点误打误撞，没被第一志愿录取，被调剂到了中文系。不过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所以在中文系的四年也很愉快。”我们的采访从张哲的本科时代聊起。瘦，高，挺拔的鼻梁，这是张哲给人的初印象。交谈起来，你会发现他没什么距离感，几乎有问必答，说到有趣的地方会被自己逗笑，有时候还会贴心提醒：“咱们敞开了聊啊，怎么写你再斟酌”。 中文、新闻、政治学、社会学，学生、记者、学者、老师、班主任......他的经历太丰富，以至于我们忍不住问：为什么这么跳脱？他习惯把答案归因于时代风尚，“我们是心里装着‘诗和远方’的一代”。1999年，张哲意气风发从西北来到北京上学。彼时，随着21世纪的画卷徐徐展开，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不断加深。在他的本科时代，中国成功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新浪、搜狐等中国初代互联网巨头接连在纳斯达克上市，好莱坞电影、美剧、星巴克等大量涌入视野，“全球化”成为了一种真实的生活图景。出国旅游、读书不再向上一代那么遥远，大城市的房价也还没有那么高不可及。对未来，年轻人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情绪。“开放不断扩大，经济不断成长，各种可能性和机会不断涌现，尤其还上了北大，只要别太出格，你就不用担心因为错过了一个机会而错过整个人生。”在徐徐展开的新世纪里，生活好像会天经地义地越来越好，一代人超过上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当年的大学生对职业道路的规划、对自己生活的规训，都没有那么紧迫。”这股松弛劲儿让张哲和他的同伴们在燕园里肆意生长。他参加北大剧社、五四文学社，写自己想写的诗和剧本，遵循兴趣选课，他不是学生骨干却十分热心肠，经常在系里一些重要活动中帮忙。本科毕业时，怀揣用文字推动社会改良的理想，张哲选择成为了一名记者。当时，如果想继续读书，保研深造的赛道还不算太拥挤，但他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说来惭愧，还没到大四我就决定不再继续读书了，新事物在耳边层出不穷，我只想到社会上去。”不过，一年多后，他又改变了主意，“突然想出去看看”。再一次，他没有太多深思熟虑便辞去了当时的工作，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促使他做决定的契机多少有点草率，“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大三考的GRE成绩快过期了，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出去读个书。”辞职后，张哲用一个月突击了托福考试，然后在截止日期比较晚的学校里挑选，匆匆忙忙完成了申请。幸运的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给了他offer。“这个学校我其实完全没听过，但他们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性价比很高。”就这样，有点稀里糊涂，带着重在体验的心态，张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异国求学之旅。两年时光飞逝。2007年，张哲硕士毕业回国后进入《南方周末》，一待就是六七年。其间，他偶尔也做编辑，但大多数时候是在一线做记者，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包括官员、学者、企业家、NGO组织，还有大量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会再到美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开启学术生涯。
△本科毕业时的张哲（后排左一）
2021年，张哲从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毕业。时间倒回6年前，2015年，张哲以34岁的“高龄”开启博士生涯。在那之前，他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读完了一个一年制的硕士项目。“真的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生道路。”张哲自己也感叹，“当同龄人正在事业上高歌猛进的时候，我又重新拐回学校去读书了。”而且，通向博士学位的道路也比预想中更困难。 最初几年，他形容那是一种特别具象的憋闷感受，“好像在水下，难以呼吸”。一方面，他明显感觉到脱离校园已久之后的陌生感；另一方面，学术新手的身份转变也带来了很强的挫败感。“当时可能有一种心理，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我以前写一篇文章有上百万阅读量，结果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学术菜鸟。”除此之外，语言也是很大的障碍。他本来觉得自己英文还不错，结果“学术英语和平时看小说和电影的英语完全不一样，在学校每天需要接触大量的英文文献，写论文、作报告，上课发言，真的非常吃力。”直到上了足够多的课，读了足够多的书，他才渐渐感到，自己逐渐能浮出水面喘口气了。他举了个例子：“有些文献，你在这门课上因为偷懒或者精力顾不上没读，到了另外一门课发现还是得读，最后被推着，终于把这些最主要的东西都补上了。这时候你才能听到一个人名，再读到一篇新的文献，很快能知道把它放在头脑中学术拼图里的什么位置上，心里就踏实多了。”这个浮出水面的漫长过程，当然有自己的勤奋与用功，但也离不开父母的、妻子的，以及各种community（社群）的支持。“我们这批非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特别依赖线下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结，尤其在国外。如果当时没有当时这些联结，我会更艰难。” 渐渐充实的生活、越来越多的朋友，缓解了做学术的孤独。读博期间的暑假，他还常常到新疆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做田野调查。感兴趣的东西、学到的知识跟具体的人和事情关联起来，支撑他跨过那些“很痛苦”、“不想读了”的念头。“读博这件事一点都不松弛”，张哲说，“它是需要决心的。”直到今天，他仍会反复劝告后来者，一定要是因为热爱、而不是因为盲从去读博。“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而且其中很多艰难的、煎熬的情况只能是在一种比较孤独的状态下去独自应对的。可能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执着可以成为隐约的光亮，在最黑暗的时候引领你走出去。”可是，为什么选了一条从新闻人到政治学博士的艰辛道路呢？他的回答是：凭直觉。
△张哲在布朗大学政治学系
△张哲与妻女
“其实我人生许多比较大的选择都没有经历深思熟虑的规划，基本上是凭直觉去做的。”张哲坦言，哪怕是读博这件事，一开始，也并不在某种精密计算中。反倒是博士阶段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校里的种种制度，重新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有规划的人。
“学校是一个非常讲计划的地方。一年级完了有二年级，寒假完了有暑假，什么时间过资格考试，什么时候开题，什么时候答辩，什么时候找工作，都是按部就班的。”
渐渐的，在张哲本不太有规划的人生中多了许多他愿意用力执行的长远规划。这与他此前的生活态度相比多少有点大相径庭。要知道，他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村上春树那样自由的作家。“我特别向往那种生活作息：每天四点起床，写作到上午九点，一天的工作差不多就完成了；然后再去跑步，下午就可以喝啤酒、听音乐、随便读读书。太美了。”
遗憾的是，他没能变成村上春树。“我发现一个性格懒散的人没办法成为自由作家。我每天都可以去公园跑十公里。但跑完我就累了，并不想写作，只想喝啤酒了。”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哲也被自己逗乐了。
异国他乡的环境，低效率的自由写作叠加传统媒体的衰落，张哲一度陷入迷茫。思考再三，他决定重新回到学校。因为随着经历的丰富和累积的思考，他逐渐明确了自己对族群政治、民族主义这些领域的兴趣。
功利的眼光看，张哲比较晚才进入高校，开始写学术期刊的文章“攒工分”，好像是走了不少弯路。但回忆当初，他依然感激新闻业的历练：“记者可以让你接触大量的人、不同的故事、积攒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对信息收集、写作能力的训练......不管你是否认可推动社会进步这种宏大叙事，这些训练对于个人成长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总体而言，张哲觉得自己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他一再强调自己的经历完全没有什么特别不可思议的地方。“在我北大的同学群体中，我见过太多光彩夺目的人和绚丽耀眼的人生。我属于那种非常不起眼的…即使是这点人生弯路也完全不算什么。”也因此，当有人试图从他的经历中去提炼一些东西，比方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人生的容错率超出你的想象”，用以宽慰当下的年轻心灵时，他及时叫停了。
“千万别总想用自己的经历去教别人做事，太爹味了哈哈哈”，有时候他的聊天风格真的非常贴近Z世代，“并且在人生的容错率这个问题上，我也不觉得自己哪一步算是走错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你不太好说人的选择是错了还是对了，毕竟人生不是拍电影，不能NG重来。”
可能有点宿命论，但的确如此。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但生活必须正着被经历。在非常了解他的人眼里，张哲的“一路折腾”只是对生活和更广阔的世界始终好奇并愿意无数次地尝试和探索罢了。
“他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热心、友善，愿意广泛地交流思想，传递和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他的师姐、多年挚友、中文系1997级校友姚静仪这样评价张哲的个性。
“我们那一代人相信功不唐捐，就是无论做什么，只要你去做，不问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好的。”如果非要说他的折腾、草率、绕弯路是一种不靠谱，那么在姚静仪看来，“只要有决心和信念，相信经历过的都是财富，谁说不靠谱的行为不能实现靠谱的成长呢？”
读博的最后一年，回国工作的想法在张哲心中越来越明确。“2020年疫情的时候，在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往返变得非常困难。当时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我关心的人和事情都在中国。如果让我留在美国隔空做研究，那么我的研究会变得非常离地，我很难找到其中的价值感。”后来，一直在学术上与他保持沟通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鼓励他回北大，到社会学系做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于是，张哲做了充分的准备，递交了申请材料，参加了学院的面试以及在线试讲等各种考核，最终顺利收到了录用通知。“我很感谢北大的包容，虽然我是学政治学的，但是我关心的议题、研究的方法和社会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学校并没有在教育背景这一块很严苛。社会学系也给了我一个相对宽松的做研究的环境。”如今，走在熟悉的北大校园里，常常会有一些时刻，让张哲觉得好像跨越时空与过去的自己重逢了。比如在农园食堂偶遇曾经中文系教过他的老师，他会走过去打招呼，跟对方说，“我是您当年的学生，上过您的课，费了很大力气最后只得了83分，我到现在都记得”，然后师生两人一起哈哈大笑。教学相长。回到北大做老师，张哲觉得最欣慰、最有意义的就是被学生启发的那些时刻。“今天的孩子虽然有很多很具体、很迫切的任务要完成，但他们依然关注公共议题，心怀远方与更大的世界。”当同学们踊跃讨论、积极提问的时候，张哲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一直以来十分珍视的，人与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让他近乎本能地想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传递给学生。他的助教、社会学系2023级博士薛雯静觉得，张哲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要把课讲好的意愿，因此愿意付出很多心思去设计每一个细节。“怎么从内容上吸引学生，怎么在互动中加入一些属于自己的小幽默，还有考核形式如何做到公平合理......”在2021年北京大学第二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张哲获得人文社科类的一等奖。
△张哲的教学水平获得认可
有时候，他的考勤方式也很别出心裁。他曾在《民族研究导论》的课前用小纸片让大家填空，“请写出中国56个民族的名字，知道多少写多少，这是一次不算分的小测。”最后，他依据纸片的回收情况得到了学生的出勤情况。课后，他还统计了大家答对的数量，在下一次课上给前几名的同学赠送了课程相关的图书。课堂之外，张哲作为班主任也十分用心，既是一个大家长，尽可能关心关怀每一个学生，积极参加班级组织的秋游登山等集体活动，又是老学长，用自己的阅历与经验指引学生成长。他会邀请校外嘉宾为同学们开讲座，分享各行各业的趣事，开拓大家的眼界。他是大家喜欢、尊重、信任的“哲师”。“其实有时候我对他们是管得比较多的，或许是因为年龄到了，我现在会觉得用一种比较严谨的、不那么草率的态度去生活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也会把这些想法传达给同学们。”张哲说。但同时，张哲一直跟他的学生强调，不要畏惧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丰富的人生。“读博士、做公务员、进互联网大厂，抑或全部放下去大理过一种嬉皮士的生活，你永远不会知道另一种选择会不会更好…我们遇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就好像一株植物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空间里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阳光和温度，也会有阴霾和暴风雪，但不论如何，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模样。” “我觉得哲师的所有经历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养分。中文系的出身，然后做记者，出国读书，这些正是他人格闪光点的来处”，社会学系2023级本科生李明隆说，“他让我们有勇气来回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愿意投入精力的地方，只要你认为它是有意义的。”
△张哲带学生在大凉山做调研
△2024年7月，张哲带学生在新疆思政实践期间与北大社会学系系友祖力亚提座谈合影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排版&责编 | 郭雅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