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的做人智慧就藏在一枚铜钱中。
铜钱圆形，内部是一个方孔。做人应当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
清代乾隆年间的纪晓岚认为，做人要“处世圆滑，内心中正，不同流合污而为人谦和”，其实这就是对 “内方外圆”的解释。
“内方”是指做人的棱角，做人有原则；“外圆”是指与人相处的圆润和机巧，与人相处的灵活性，乃是处世之道。
“外圆”，是为了减少阻力，是方法；“内方”，是立世之本，是实质。
如果一个人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只方不圆，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有碍。
但是如果一个人八面玲珑，圆滑透顶，只圆不方，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也必然会使别人心生疑虑，处处提防，最终将众叛亲离。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
大多数的官员都是趋炎附势之人，纷纷说：“大王当然是一代明君了。”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
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为什么这样说？”任座回答说：“大王您获得了胜利，攻下了城池，没有按功劳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
魏王大怒，马上下令，将任座赶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位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为什么这样说？”
这位大臣说：“古人经常说，明君的手下多是些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像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魏王听后，立刻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大多数官员是“只圆不方”的人，没有原则，没有操守，属于世故小人；任座则是“只方不圆”的人，说话不看场合，让对方下不来台，这样的人难免受到挫折，甚至杀身之祸；那位大臣就是“内方外圆”的人了，既没有抵触对方，又帮别人化解了矛盾，让对方很受用。
水没有固定的形态，在方形的容器里就是方的，在圆形的容器里就是圆的，这就是“随方就圆”。
“随方就圆”作为古人做事的智慧，指的是当方则方，当圆则圆，既勇往直前、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圆融自如。
北宋苏东坡早年也是渴望做些“达则兼善天下”的事情的，无奈一生多次被贬谪，所做事功有限。
有一次苏东坡拍着肚子问家人：“你们说，我这肚子里都是什么？”小丫鬟说是诗文，小书僮说是学问。苏东坡都摇头。这时侍妾朝云笑道：“我看老爷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东坡确实是不合时宜的人。当王安石做宰相进行改革时，他是反对派，写诗讽喻改革中的问题，于是被打击，被贬官。
若干年后，司马光做宰相，全面否定王安石。苏东坡却站出来说王安石的政策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是可取的，于是又被打击，贬到了海南岛。
苏东坡自称“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他独立思考、个性强、情绪化、天真、率直、忧国忧民、疾恶如仇、遇不平事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只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晚清的曾国藩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吐露心声：“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
曾国藩同样对于很多官场风气深恶痛绝，但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面上还是要随大溜，一个不字也不讲。
因为曾国藩能“随方就圆”，所以做事成功，成为有大事功的人物。
一根筋，认死理，钻牛角尖，事事计较，处处摩擦，往往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只有“随方就圆”才是智慧与通达的成功之道。
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随方就圆”，就像是四处棱角、静止不动的“口”字，缺失了机动灵活，死板迟钝，难以成事。
善于做事的人，会把那“口”字变成圆圈，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不善做事的人，事后只会留下一个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