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制作 | 假艺术节 （下同）
2004年，比利时的头号虐童恶魔马克·迪特鲁（Marc Dutroux，又译：马克·杜特鲁）以谋杀罪、奸淫幼女罪、绑架儿童罪、走私毒品罪和贩卖人口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Marc Dutroux 的案件调查审理过程跨越近十年，耗资超600万欧元。除了十恶不赦的变态罪犯之外，比利时当地公检机构在办案过程中的疏忽与懒惰，也是媒体与舆论苛责的焦点，成为欧洲近现代史上令人讶异和心痛的司法丑闻。
2016年，瑞士导演米罗·劳在比利时根特焦点剧场 CAMPO 的委约之下，完成了根据 Marc Dutroux 案件真实采访素材改编的小剧场作品《轻松五章》，从七位小演员的视角，捕捉事件背后更宏观的话题：一个国家的堕落和它的偏执。
《轻松五章》剧照
大约一百年前，著名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了《五首简易小品》（Five Easy Pieces），来教小朋友弹钢琴。在米罗·劳的作品中，儿童在荒谬的政治和情感中进入无底洞般的成人世界。他希望通过作品去抛出的问题是：在剧场中的儿童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极端情况下的权力与屈服、戏剧和表演以及模仿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能了解多少？
FF:
假艺术节
ML:
米罗·劳
FF:
你很倾向于跟非专业或缺少表演训练的演员一起工作。在《轻松五章》中，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儿童。这个临时的剧团是如何组建的？
ML:
《轻松五章》的制作方是比利时根特的
CAMPO
剧院。这间优质的剧场，非常擅长与儿童共同创作。过去十年中，
CAMPO
曾邀请众多知名导演和艺术家团体，与当地的儿童和青少年一起完成了不少呈现给成年观众的作品。
举个例子
由英国和德国创作者组成的表演艺术小组 Gob Squad，2011年在比利时根特剧院 CAMPO 的委约下，创作完成了以素人儿童演员为主导的优秀作品 Before Your Very Eyes。
在演出现场，这些没有过多舞台经验的孩子们集中在单面透明的匣子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而他们却看不到观众）。面对眼前的空间和预先摆放好的镜头，他们直截了当地以未来视角演出，时不时向自己提问，对时间和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自然、诙谐又不失温暖的解读。
ML:
因此，当我们为《轻松五章》进行公开选拔时，收到了将近100份申请。我和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去跟他们单独面试，并选择了我们最喜欢的七位小演员。他们是申请者中最聪明、最有魅力和最有才华的。
《轻松五章》剧照（下同）
FF:
《轻松五章》首演以来，赞美和批评不断。你跟你的团队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曾料想到作品会引起广泛讨论？
ML:
《轻松五章》的创作素材来自比利时曾经的头号虐童恶魔马克·迪特鲁（Marc Dutroux，又译：马克·杜特鲁），他是二十年前，整个欧洲几乎无人不晓的罪犯。对比利时来说，马克·迪特鲁的案件是整个社会的“伤口”。所以在开始创作时，我们就知道作品一定会引起讨论。不过，当时的舆论中，以负面的声音居多。那些还没有看过作品的人们，认为用孩子演绎世界的残酷，十分不妥。
ML:
巡演开始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多人试图给作品抹黑。比如法国的保守党，就收集了10000份签名，试图阻止《轻松五章》在巴黎的演出。当然，他们并没有成功。在感受到作品的细腻和幽默感，以及小演员的坚定与力量之后，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积极的评价反而逐渐增多。
FF:
《轻松五章》的调研素材来自一桩极其残酷的犯罪事件。在你的作品中，暴力，犯罪和民主似乎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你来说，在舞台上呈现犯罪和暴力的场面，是否会感到困难？
ML:
事实上，细看欧洲戏剧的历史，犯罪和暴力始终是它存在的根基。这样的传统，从古希腊悲剧时代便已开启。许多世纪以来，剧场的规则是不去展示和描绘暴力，而是直接谈论暴力，就像信使那样报道战争或犯罪。然而，现在的情况可能跟以前不同了，特别是有了新媒体之后。所以作为戏剧工作者，我们必须反思，问问自己我们能在舞台上展示什么？什么是现实主义戏剧？什么是幻觉？
Milo Rau
©Phile Deprez
FF:
面对争议，你是否认为在当今社会，艺术创作的自由是有限的？
ML:
当然是有限的，但是也要看究竟哪种自由可以受限。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个“角色”可以拥有无限可能，因此你可以轻松编写关于纳粹或是种族主义者的故事。但如果你选择与普通人一起工作，为他们的政治/社会处境发声，那么从艺术创作角度的来看，自由肯定是有限的。
„General Assembly“
宣传照（下同）
ML:
就拿我近期的作品„General Assembly“ 来说，舞台上呈现的，是一个“世界议会”，参与“演出”的都是真的政客还有社会活动家。其中一名代表是土耳其执政党AKP的成员。他公然否认了20世纪初前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但种种证据表明，这件违反人性的惨案确实发生过，而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种族灭绝行为之一。
ML:
然而经过辩论之后，我把这位土耳其政客请出了这个“世界议会”。理由很简单，因为可以叙述的事实是有限的。而这样的限制，其实也是出于对真理，以及对舞台上其他参与者情感与伤痛的某种尊重。
FF:
你和你的团队在五月公布了执掌根特市立剧院之后的首个演出季，并发布了《根特宣言》。能否谈谈《根特宣言》的起草过程？
ML:
《根特宣言》的主要目的是解放剧场。目前在欧洲，剧场被陈旧的观念捆绑。首先，我们想要强调作者权力。我们想让艺术家为自己的作品发声，而不仅仅是在舞台上重现几百年前的文本。
ML:
其次，我们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多样性问题。我们希望在演出中使用不同的语言，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进行合作，除了专业的艺术家之外，我们也希望跟“普通”人对话。
ML:
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各地频繁巡演。因此，我们需要比较合理与恰当的舞美设计。这样一来，演出就可以移动，真正的文化交流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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