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江锦
摄影 /
庄方
编辑 /
Lorem Ipsum
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了。周末早上六点多，从浦东杨高南路地铁站出来，天刚蒙蒙亮，宽阔的马路上没几辆车，行人就更少了。我不得不产生了一种怀疑：大师呢？网红呢？她们都在哪儿？
“你往公交公司门口走，树丛之后就是另一个世界”。
绕过树丛，我来到了这个新世界。十几人正围成一圈，举着手机，对准圆心：一个披头散发的流浪汉正在翻捡垃圾桶，几乎把半个身子探进了垃圾桶。他熟练地打开塑料袋，从吃剩的外卖袋子里拎出一个可乐瓶子，对围观的人认真解说：这种捡得最少，因为最好卖钱。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主播将手机递给围观的另一个人，绕到流浪汉身后，帮他撑开黑色的垃圾袋。主播整理好了自己表情，小声问道：帮我按了吗？
“现在是早上六点，大师已经出来工作了”，直播的人一本正经的讲解。
沈巍成为大师正好一周。
“今天来得算晚的了，平时两点出来，今天三点半来，不然我早回去睡觉了。现在好了，又被你们缠上了。”流浪汉很有礼貌地抱怨了一句。
另一个人也伸手帮沈巍撑开了黑色垃圾袋。
“这个就是作秀了”，沈巍点评说。
“你们今天拉一拉，明天肯定不会拉了。”
“明天还来！”人群里有人呼喊。
沈巍走到一间空置的门面房前，转身对人群挥了挥手。
“
吃早饭吧，都去吃饭吧。
”
沈巍有时分不清，别人说他红了究竟是赞叹还是嘲讽。前几天，弟弟托附近水果店老板给他带的话，在他看来是绝对是无情的嘲笑：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很红啊”。
他弟弟托人带话的主要目的，是嘱咐沈巍不要连累亲人：“我弟弟认为人家是在玩弄我，但我没有这样想。至少头一个发视频的人对我是充满尊敬的心态，并不是耍我。这其中肯定有耍我的，这很正常。”
有意思的是，“正不正常”恰恰是别人讨论沈巍和他走红的关键词。有人觉得沈巍被当成了动物园的猴子，有人又觉得那些网红才是猴子。
三个月前，一个山东淄博的烘焙师路过上海，拍下一段视频。昏黄的灯光下，沈巍靠着路灯坐在地上，腿上放了本书，闭着眼睛投入地说：“还有论语，从学而开始，一段一段都读的，不知道你是全读过还是…”据沈巍说，烘焙师还拍了一条，就是那段视频暴露了他的位置，在快手和抖音主播的炒作下，越来越多人直接找到了他栖身的地方。
演出开始了。
有人传说他是复旦高材生，有人传说他妻儿早亡。在十几秒的短视频里，他讲了”义乌”的来源、诗经的注释、点评曹操和三国。3月18号我看到一条视频，沈巍一脸无奈地恳求大家不要再来打扰他。热度不降反升，媒体赶来，进行了正儿八经的采访，沈巍的身世和经历总算弄清楚了。
紧接着有人举牌子要嫁给他，有人自称“师娘”，有人送来《论语》和《三国》，还有微商来要求带货。到了22日中午，沈巍临时栖身的店面门口拉起了警戒线，近百人聚集在入口，排队进去和“大师”合影。一个小伙儿抱着鞋盒跟沈巍合影，经过两三天的轰炸，沈巍很快明白了游戏规则：“能够为你们做广告，我也挺高兴的”，接过笔在鞋盒上签上了名字。
一个女孩跟沈巍合影，笑着祝他红得更长远。沈巍已经拿捏了一种礼貌又直白的回答风格：“你们当然希望我红得更长远，因为给你带来的利更长远了。”
见到沈巍之前，我一直猜想他的态度，对于形形色色的主播到底是厌恶、害怕、躲避、还是迷茫？离开喧闹生活二十多年的人，突然走红之后，如何面对？
沈巍待人接物颇有君子之风，有话直说，又不出言伤人。在快手的一段视频里，一个带鸭舌帽的男孩反复表达求学的要求，周围的人已经不耐烦了。有人伸手拦他，说你问的太多了吧，沈巍把手推开，继续跟男孩讨论。
在沈巍落脚点旁边的早餐店，我碰到从广州赶过来的罗刚。他在广州参与投资了一家MCN网红经济公司，沈巍在抖音快手走红之后，他从广州飞到上海，想了各种办法接触他，和他签约。在他看来，沈巍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只是某些方面走到了死胡同，“垃圾分类的理念没错，但也可以适当注意个人生活和卫生。”罗刚非常看好沈巍的个人潜力，“因为他是自带内容的，而且非常正能量。”但他没有信心说服沈巍，“你不能糊弄他，他看得清楚得狠，谁都骗不了他。”
在沈巍和主播的互动里，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意外的坦诚。沈巍总是毫不掩饰的指出他们追逐利益，主播也不否认，继而直接的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沈巍配合。
”我知道他们都是来蹭热度，我又能怎么办呢？这也算是皆利天下，即使我自己没有得利，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能够获利也是好的。我也想得利，但是我学不会，我弄不来这些，我就让给他们吧。另一方面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好像觉得有一点清高，君子固穷，是一个基本的底线。”
“这几天来人有人管我叫大师，有人管我叫爸爸，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他就是叫我爷爷，过不了几天回家，我又变孙子了。我不把这一切当真，也不把它当假，就像一出戏再美好，大幕拉上的时候，还是要起身离开，回归到原本的生活。”
沈巍像沙滩上的一个大海螺，潮水涌来的时候，他的应对策略是保持不动，等待退潮。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试图从潮水中抓住什么，也没有抵抗和逃避。
1993年是沈巍生活变化的重要转折。1986年他进入徐汇区审计局工作，尽管不喜欢和数字打交道，他还是认真完成工作。出于自己的习惯和理念，他把单位里随手扔弃的废纸和水瓶收捡起来，这一举动被同事“举报”，领导觉得他不太正常，让他回家休养。家里人更不能接受，从此沈巍和家庭的矛盾愈演愈烈。1995年，他曾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三个月后他借着参加外甥女满月酒的机会逃到了无锡，才躲过一劫，和家人也彻底失去了和解的可能性。
除了买书，他几乎不消费。没有住所之后，他的书日晒雨淋，还会被人偷走，索性也不收藏了。失去了家庭联系，脱离了工作网络，他专注于垃圾收捡和读书看报。
在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里，这是两件事对他是无用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捡垃圾应该是为了维持生活，是一种走投无路的选择。但二十多年来沈巍一直有工资收入，不需要以此谋生。但如果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必须脱离对捡垃圾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
读书也很正常，读很多书也不奇怪。但人们通常认为读书是有目的或者说是有作用的。即便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可能可以写书或者成为名家文人。沈巍读书没什么体系，也谈不上目的，既不写作，也不参与讨论。
“读书的一个原因是害怕被时代抛弃。我怕别人听了我说的话，觉得根本不像读过书的人，不管生活过的怎么样，我希望我说的话至少是有内容，有道理的。”
“但你别看我现在侃侃而谈，要真让我去应聘或者参加活动，我就有点心理障碍，害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哑口无言，被别人笑话。这几天有人叫我去参加诗词大会，这种活动要以成绩来衡量我，我会害怕自己说错，当着一堆人的面出丑。”
“我喜欢读儒家经典，也试图做一些跟社会合拍的事情，想要有一番作为。但现在觉得可能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我的年龄已经这么大了，你要说做官，那应该三十多岁就混个科级干部。或者说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写了很多短篇小说，我到现在一篇都没写，难道五十多岁能突然写出个《白鹿原》？”
沈巍倾向于“低估”自己，避免更多“失去”。他觉得自己的心态受到了家庭教育的影响。父母一向对他管教严格，不许他结交朋友，到现在他也很少主动和别人打交道。哪怕是别人对他有好感，他还是不知道怎么主动表达自己。家人的指责在他看来“不分青红皂白”：那解释还有什么用呢？
这套“理论”延续到了现在的情景里。其他人对他的故事和话语的演绎都不重要，解释毫无意义，因为他完全明白自己是谁，只要牢牢握住这个，就不用担心潮水的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