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在我们举办第一届“法意”暑期学校的那年，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当时， 知识界、舆论界的气氛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人“反思”：是不是因为中国太“高调”了，所以引来了美国这么大的反弹？但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早就如同一头大象，已经无法藏在灌木丛背后了，“韬光养晦”的选项已经不存在了。到了
2024
年，形势又有所变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基本解决了芯片生产的“卡脖子”问题，中国电动汽车已经达到全球先进水平，中国的探测器登陆到了月球的背面。但与此同时，捍卫发展权的斗争也处于关键时刻，对知识供给的要求也变得更为迫切。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涉外法治与区域国别研究获得了战略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正致力于全面且深入地探究地球上各个区域与国家，这一努力承载着深远的历史性意义。作为研究者，我们不是在虚空之中开始研究，而是有几个不同的传统可以面对。就面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而言，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知识传统：
原生的殖民主义者的知识传统、殖民秩序的“顺应者”的知识传统，而中国所继承与发展的，恰恰是殖民秩序的反抗者的传统。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简单梳理一下这三个传统。
先来看原生的殖民主义者的传统。这一传统源于西欧的殖民帝国，进而向世界上其他区域扩张。在殖民帝国的压力之下，非西方国家与文明“离群索居”已经成为不可能性的选项。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遭遇了灭顶之灾，其他地方一些区域性文明体虽然得以幸存，但其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观面临着崩溃，一同崩溃的还有传统的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列强带来了一种线性的时间观，不同的国家和族群被安置到历史进步时间线上的不同位置，而最为进步的族群俨然享有对落后族群的某种“教化”权力。而以“文明”与“教化”的名义来建立支配，是殖民帝国的辩护者最为常用的修辞手法。
列强之间围绕空间展开激烈竞争。对安全和利润的追求而非单纯知识上的好奇，推动它们不断寻找新的空间。而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的原始动力之一。那种将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追溯到所谓“科学精神”的叙事，都遮蔽了推动近代科学发展的复杂的动力机制。科学也是一项有组织的事业，而一旦讨论组织的形态和推动力，我们就会遭遇国家、教会、特许公司、金融家等力量。殖民恰恰是将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的事业，政治精英寻求安全与荣耀，教会需要收割灵魂，资本家需要利润，而对外殖民满足各种群体的不同需求，带来了极其可观的对科学研究的投资。
殖民扩张的过程产生了对地理空间以及其中的“人”“物”“事”进行认知的需求。地理学的突飞猛进、人类学的兴起、比较语言学与比较法学的发展，以及考古学的推进，背后都有殖民主义力量的推动。甚至医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为殖民者经常需要进入那些让他们“水土不服”的地方，于是研究者需要考察不同地方的病症并探索救治的方法。非洲热带雨林的疟疾曾经让殖民者长期望而生畏，而奎宁（
quinine
）作为抗疟疾的药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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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开始被大规模运用，加速了非洲被瓜分的进程。殖民者对于陌生空间的人、物、事进行研究，由此也产生了殖民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在这个传统里，认知者是从“帝国之眼”观察帝国的“新边疆”，认知是为了支配和统治，为了将高度不规则的认知对象纳入认知者的框架，改造成认知者规划的形态。军事征服、传教和商业扩张驱动和塑造着列强的认知活动。
这种认知活动绝不是温情脉脉的，如托克维尔曾断定：“只有手持武器才能研究野蛮民族。”
①
殖民者将诸多非西方民族视为“野蛮”或“半文明”，绝不仅仅是一种“无害的偏见”。在
1836
年完成的《论文明》（
Civilization
）中，长期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思想家约翰 · 斯图亚 特 · 密尔（
John Stuart Mill
）提出，一个民族的合作能力（
the power of cooperation
）决定了其文明的程度。
②
在此，文明与野蛮最终是对一个社会组织力的衡量尺度，而组织力的强弱却是在真实的对抗之中测试出来的。英国权威国际法学家约翰 · 维斯特莱克（
John Westlake
）公开将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是否符合“文明国家”标准的关键指标设定为组织起来自我防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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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立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推论：一个国家如果在自我防卫的战争中失败，失败本身就证明其“文明程度”不足，于是不仅是“落后就要挨打”，而且是“挨打证明落后”“落后证明该挨打”。于是，殖民帝国在“组织化暴力”（
organized violence
）方面一度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使其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自居“文明”。
但由于殖民帝国是复数的，帝国的“边疆”（ frontier）地带往往也是多个帝国争夺之地，于是一个殖民帝国也需要深入认识其他殖民帝国，回应后者带来的军事、经济和舆论挑战。比如，英俄“百年大博弈”的过程，不仅是英俄两国对中亚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英俄两国对彼此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哈尔福德 · 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就是英俄“百年大博弈”的知识产物。而殖民帝国之间的争夺与相互削弱，可能会给被统治者的反抗带来可乘之机，于是殖民帝国之间往往需要进行妥协和协调。比如，1900年八国联军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列强担心中国出现新的义和团运动，进行了新的“大国协调”，确立“金融中立”政策并支持袁世凯夺权，深刻塑造了民初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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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殖民者还需要在“边疆”不断研究和改进他们自己的支配体系和统治工具，不管是军事工具、财政工具、金融工具、产业工具，还是宣传舆论工具，这些都丰富了殖民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
在原生的殖民主义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秩序的“顺应者”。所谓“顺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顺应具体的殖民帝国，如伪满洲国、南京汪伪政府顺应日本帝国主义，这种顺应，
在知识和话语上通常直接继受殖民帝国的论述，如“大东亚共荣圈”论述；二是虽然不是服从哪个具体的殖民帝国，但顺应殖民主义的逻辑，比如，明治时期的日本并非顺应具体的哪个西方殖民帝国，而是奋发图强，经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日本从殖民帝国眼中的“半文明国家”，上升为获得殖民帝国承认的“文明国家”。日本的成功，对一战之前的中国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大量中国留学生前往学习日本的强国之道，在1905年科举被废除之后，留日更是成为泱泱大潮。当时出现的大量对于“民族帝国主义”的讨论，并非批判“民族帝国主义”的逻辑，而是探讨中国如何通过自我改造，发展出自身的“民族帝国主义”，与列强并驾齐驱。
对“民族帝国主义”的羡慕，体现了“富国强兵”的有志追求，然而，它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逻辑的一种顺应。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推崇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海外拓殖；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探讨如何认识和推行“金铁主义”；康有为周游列国，留下一系列游记，自命为尝百草的神农，比较各国制度与道路，虽然向往“大同”，但又强调当下未至大同，仍然必须实行适合时代的治法。他们的努力都未能摆脱“顺应”的基本逻辑。顺应者批判具体的列强带来的压迫，但将列强遵循的强者逻辑视为一种无可脱逃的必然，其中一些论者甚至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理由加以论证。
“顺应者”在面对全球霸权（ hegemony）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反抗”的一面。如卡尔 · 施米特（ Carl Schmitt）对于美国霸权的犀利解剖，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理论家们对于英美的激烈批判，均包含了一定的洞察力。然而当他们将目光转向本区域的弱小国家的时候，始终难掩为后者“作主”的姿态。当“顺应者”力量足够强大，跻身于顶级“压迫者”的时候，他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也转化为压迫者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二战结束之前，日本政学商各界对于“东洋”“东亚”区域的建构，对于土耳其、印度与中亚的研究，已经被全面纳入殖民帝国建构的格局。冈田英弘、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更是发挥着为日本殖民扩张提供“帝国理由”的功能。他们的研究影响到了今天美国新清史的研究。
近代中国走上反抗而非“顺应”殖民秩序的道路，并非自然而然地生长，而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结果。一方面，如前所述，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经有不少精英试图模仿日本的道路，通过自我改革，成为列强中的一员。然而日本一旦在东亚确立区域霸权，就绝不容许中国通过日本的方式，成为与之并驾齐驱的区域霸权。比如说，在一战期间，当袁世凯政府试图趁着协约国有求于中国的时候，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日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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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7年通过“西原借款”控制段祺瑞政府、确认中国不会因参战而挑战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后，日本才最终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参战。另一方面，中国规模巨大，在晚清与民初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无法通过改革将国家整合起来，即便主观上想模仿日本，在客观上也无法取得相应的成果。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命为“文明国家”的列强相互厮杀，上千万人命灰飞烟灭，这一血腥的场景，令寻求模仿日本那样通过自我变革加入“文明国家”的中国舆论领袖们感到愕然。在一战结束之后，连遵循日本明治维新道路的必要性都已经大大弱化。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带来了国际秩序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在战前列强的“文明等级论”看来，不啻是“野蛮”对于“文明”的反抗和颠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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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文明国家”之间的“大国协调”在因一战而破裂之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重建，新生的国际联盟排斥了苏联，美国因为内政原因也没有加入，这使国联根本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协调”的平台。像日本那样通过一个“导师委员会”答辩顺利“毕业”的基本条件，对中国而言，已经接近消失。
一战后，中国走上了同时改造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的道路，“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个新口号表明了国共合作展开的国民革命的抱负。在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中，不是财富和教养代表文明，而是劳动创造文明。在一战之前，连西欧的工人和农民都会被视为某种“内部野蛮人”，更不用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与农民了。但现在，劳动者及其劳动获得了本体论层面的肯定。一战之前被视为“文明国家”的列强，现在的正式名称是“帝国主义”，而奉行“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的美国，在当时同样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并不构成一个例外。
突破殖民帝国秩序的实践产生了反抗者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被压迫者需要从压迫下获得自我解放，然而，不联合其他被压迫者，他们无法凝聚起足够的力量，来对抗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因而必须有一种共同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实践需要被压迫者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研究殖民支配体系以及具体力量。
每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都会面对具体的殖民帝国，也必然需要对具体的压迫者进行细致研究。面对纷至沓来的诸殖民帝国，中国对近邻日本无疑比对西方列强有更多的研究。然而比研究具体的殖民帝国更具深度与挑战性的，是研究殖民主义的支配体系本身，寻找其中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谓典范，两文从殖民帝国的全球支配体系切入，指出全球殖民帝国处于相互争夺之中，由此导致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也相互争夺，从而导致中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统治结构，而这就为革命根据地的持存和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条件，这正是对支配体系的“薄弱环节”的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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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可以依靠和团结的力量。
孙中山留下的遗嘱中就包括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主张，毛泽东更是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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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革命需要苏联支持的时候，就需要研究苏联、派遣留学生、翻译俄语文献，等等。中国的研究者会以发现革命潜能的视角，来研究一系列亚非拉国家。如陈翰笙 1959 年出版的《印度与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其宗旨即在于具体说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如何造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经济的畸形的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并分析两国在争取经济独立、建设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方面面临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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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成立的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更是对亚非国家展开了大量研究，尤其是探讨其内部变革的动能。
第三，需要研究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之中可以争取和转化的力量。
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始终与日本的左翼进步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曾明确指出，“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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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表述的用意在于倡导中日两国人民携手，共同排斥美国的占领和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1975 年，毛泽东曾在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 · 施密特（ Helmut Schmidt）的谈话中，指出欧洲“太散”“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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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体现了毛泽东分化欧、美的重要策略。中国甚至能够运用美苏之间的矛盾，来减轻自身所受的压力，乃至改变全球力量的平衡。1972年尼克松访华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事件。当时，中国并没有撤下那些让尼克松感到不快的标语，也没有改变美军必须撤出越南的立场。所有这些决策都有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