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节的叙述，我们略可窥知胡适于民初学术界崛起的背景与经过，且其成名之暴、享誉之早，实足令人惊诧。不过，若从范围更为宽泛的文化界来观察，则胡适的享名，却还要更向前推上几年，而其中关键，则系乎其所提倡的文学革命。1920年8月，傅斯年自英国致函胡适，便坦率指陈，胡适自提倡白话文以来，名声骤起，几“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也说：
适之先生于1917 年回国之初，在名义上他是个英文教授。事实上，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前，也没有人把他看成个哲学家。他底名气是从白话文运动里宣扬出去的。
如众周知，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从此奠定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而胡适大名，遂亦随之喧腾众口。耿云志便说，胡适以其白话文运动首倡者的身份，在五四时期“取得了几乎超过他所应得的荣誉”。
由于胡适的声名太盛，历来“批胡”“反胡”之人，经常刻意贬抑胡在文学革命运动上的作用，转而揄扬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贡献。但就现有史料来看，这种看法显然与史实不符。事实上，不但胡适本人对于文学革命的首倡之功居之不疑，同时代的人，无论赞成白话文学与否，也都一致肯定胡适的领导地位。陈独秀固已宣称胡适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之急先锋”，甚至到1925年8月，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函胡适，也还称颂他“首创文学革命，举国风从，遐迩知名”。
虽然，就外在形迹观之，胡适在白话文学运动上的实质成就，实在也和他的学术业绩一样，难免予人稍嫌单薄之憾。先就白话文学的建设理论来说，除了被公认为“文学革命运动第一个宣言书”的《文学改良刍议》外，胡适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篇章，尚有《历史的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等文。这些文章在五四时期曾经受到高度的赞誉，郑振铎便认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乃是“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朱自清也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新诗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但是深入分析，这几篇文章翻来覆去，几乎完全侧重于文学形式的变革，鼓吹以白话代替文言，对于文学内容的改良，则殊少具体的阐释。至于实际的文学创作方面，胡适更可以说是“提倡有心”而“创造无力”，除了在1920年3月出版一册《尝试集》外，别无其他可为称道的重大成果，而《尝试集》一书，从严格的文学批评来看，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实在都难称高明。
那么，青年胡适为什么仅仅凭着“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便能歆动全国、风靡一世，在民初中国的文化界掀起排天巨涛，从而坐享“中国之但丁、乔叟” 的盛名呢？这个问题显然还是要从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加以推求。
近代中国史上，白话文的提倡，自然并非始于胡适。晚清以来，以白话或俗话所办的报刊，在全国各地已陆续出现。据统计，自光绪二年（1876）上海出版《民报》日刊首开白话报之滥觞，下迄宣统三年（1911），全国各地有资料可稽的白话报共达68种之多，其分布地点遍及上海、北京、无锡、杭州、芜湖、济南、九江、保定、武汉、安庆等大小都市。而胡适本人正是此一风潮的见证者之一；1906年他16岁时，便在上海参与《竞业旬报》的编务，并先后发表多篇以“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为标榜的白话文章。因此，如果从历史的纵深回顾，胡适在民初所鼓吹的白话文运动，也不过是“一连串起伏冈峦中较为突出的一座”而已。
问题是，晚清40年间连绵不断的白话运动何以未能造成重大回响，而须等到民国初年，始由胡适登高一呼，竟其全功呢？
从思想史的背景来说，晚清的白话运动基本上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密切相关。溯自咸同以降，西力入侵，国势飘摇，逮及有清季叶，中国面临西方挑战已达空前未有的高度。在这种危机意识下，爱国士大夫激于救亡图存的迫切心理，相率致力各项改革事业，而其根本蕲向则在急速而彻底地动员全国力量，以因应外在局势的挑战。晚清之际，“群学”大盛，改造国民意识的呼声甚高，正是这种外在客观形势逼出的结果。
要想有效动员全国力量，首要之务无疑便在排除阻隔于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各项障碍，晚清思想家所以一再强调“通”上下之情，便是出于这种要求。在此脉络之下，借用一般社会大众所通行的白话文字为宣传工具，以期“改良风俗，开通民智”，俾将广大群众凝聚于特定政治目标之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辗转相仿的时代风尚。1901年9月发刊于北京的《京话报》明白宣称该报缘起在于“要望中国自强，必先齐人心，要想齐人心，必先通语言”，便充分说明了晚清白话运动的内在动因。甚至日后反对白话文学不遗余力的章太炎、林纾等人，在当时也都有过用白话文写成的作品。
但是，晚清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的努力，却格于本身意识上的障碍，未能贯彻。1922年，胡适在检讨半世纪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流变时，便对此中关键有过深刻的反省：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换句话说，在晚清鼓吹白话文的知识分子中，士大夫阶层与一般社会大众之间仍然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知识分子虽可降尊纡贵地援引“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教化细民的工具，然而，“粗鄙俚俗”的白话却绝无可能跻身士大夫的学术文化殿堂。此所以林纾虽曾在清末以白话俚语创作《闽中新乐府》，但其翻译西洋小说，仍始终恪守“桐城义法”的古文矩矱。即使日后大力鼓吹白话文学，甚至喊出“废弃汉文”之激烈口号的钱玄同，在1913年，初见胡以鲁于北大开授“国语学”一课时，也不免为之勃然大怒。因此，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虽假白话以求社会之“通”，他们对知识分子与社会之关系的既定看法，却反而深化了彼此之间的“不通”。他们所提倡的白话运动，当然也就落得潮打空城，寂寞无功了。
清末知识分子这种心理意识上的局限，自有其社会经济结构的背景，正亦无可厚非。但是，也是自晚清以来，这个支撑着传统士大夫意识的社会经济架构，开始历经空前未有的激烈变迁。一方面，1905年科举停废，士大夫阶层制度基础彻底崩解，逐渐为接受现代教育洗礼的新式知识分子所取代；另一方面， 随着清末民初数十年间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也涌现出一批新式工商业阶层。根据估计，五四前夕，全国各地的新式产业工人，便已达300万左右。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商人与工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固然微不足道，但他们大都集中于少数都市，共同参与各项公共事务，成为民初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中坚力量。1919年北京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旋即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引发大规模的罢课、罢市与罢工，其动员的社会层面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未有。在此前后，各大城市也纷纷成立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更充分显示了至少都会地区，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相应于这种社会客观现实的变动，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势需重行调整，而如何建构一套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的共通语言，也就成为斯时中国文化界的首要课题。日后陈独秀解释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时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 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
这段话一语道破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所以成功的历史症结。而胡适乘时顺势，登高而招，自是一呼万应，坐收奇功矣。
虽然，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得享大名，也并不全是“时势造英雄”一语可以轻易道断；事实上，正是在胡适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本质才有了迥然不同的重大转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同时代的黄远庸与胡适作一对照，略加分疏。
稍早于胡适，政论家黄远庸便已隐约体察到时代的脉动，而在1915年9月提出这样的呼吁：
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想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
黄远庸主张以“浅近文艺”来向大众传播“现代思潮”，从思想层面唤起民众。这种观点也恰是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所遵循的基本路径。此后胡适在回顾白话文学运动的历史时，曾经再三提及黄远庸，充分显示了两人在精神上的一致性。
但是，黄远庸固然有意识地率先揭橥新文学运动的契机，毕竟仍是把“浅近文艺”当作挽救危亡、匡救时弊的手段，也毕竟还没有正面肯定其文学价值。到了胡适，这才直截了当地把白话文从通俗文化的附属地位，提升到文学正宗的宝座。
1916年7月，胡适尚在美国与任鸿隽等人进行文学论争时，即已明白宣称：“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京调高腔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京调高腔之中。”同年年底，他在感慨白话文学长期隐晦不彰之余，更立志要将之超拔至“国语”的地位。等到1918年4月，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遂正式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在他看来，白话文已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阶层启牖民智的工具，毋宁更是取代已死的文言，创造中国真正文学的唯一门径。
从社会史的角度而言，胡适这种充满“平民主义”色彩的文学观点，不啻全盘翻转了通俗文化与上层文化的传统差序，更彻底打破了士大夫阶层与庶民大众的固有畛域。1921年7月，在一次宴会席上，胡适的安徽同乡邵子政半褒半贬地借用《封神演义》的典故，称呼胡适为白话文学的“通天教主”，而胡适对此封号丝毫不以为忤，他说：
通天教主的门下虽多龟灵圣母一流人物，但他真是一个一视同仁的平民主义者，他的门徒也尽有成仙成佛的畜生，亦正未可厚非。
由此可见，胡适对他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改造意图，也是有着深刻的自觉的。
非仅如此，胡适还极力为这种革命性的文学见解寻求坚实的历史根据与学术基础。他在1920年代初期，一方面着手国语文学史的编写，于1928年正式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一书，从历史根源上根本扭转白话与文言的主从关系。在该书的序言中，胡适明白宣示：
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
另一方面，胡适又汲汲致力于传统白话小说的整理研究。从1920年到1933年前后十余年间，胡适以传统上研治经学、史学所用的校勘考订的严密功夫，为12部旧小说写了大约30万字的考证文章，从而把千百年间文人学者所轻视的东西，提升到与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正统学术地位。
对民初的文化界来说，胡适这两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工作，无疑有着翻天覆地、倒转乾坤的革命意义。直到晚年，胡适对此仍颇为自豪：
［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或可断言，胡适在民初所鼓吹的文学革命，实在并不只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形式的改良，而更牵涉到范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变革。
也正因为白话文学运动关涉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动与改革，其所引发的回响与反应自是异常激烈。据代理发行《新青年》杂志的汪孟邹回忆，《新青年》创刊之初，销路极滞，连赠送交换在内，每期不过千份左右。及至1917年，白话文学运动兴起后，该刊备受瞩目，发行量随之骤增，最高时多达一万五六千份。而一般守旧大夫也深切感受到这项运动对传统文化秩序与社会结构的严重威胁，纷纷集矢于胡适、陈独秀诸人。在一连串激烈的论辩声中，青年胡适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界万众瞩目的焦点。到1923年，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语带讥讽地指出，当时一般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斯时，作为白话文学首倡者的胡适，盖已名满天下，蔚为一代文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