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与后世通俗文艺作品喜欢围绕清理冤狱展开演义不同，北宋开封府的主要职能，其实是维持京城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稳定。按《元丰官志》的说法，就是“掌正畿甸之事”。涉及维持社会稳定，自然要用皇帝最信任之人，所以宋太宗、宋真宗与宋钦宗做皇帝之前，都做过开封府的最高长官。
为了完成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开封府自北宋建政以来，长期负责在京师地面实施严打，以消灭一切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严打对象不止是匪盗与无赖，还包括那些游离在体制之外的有组织群体。如大中祥符年间，宣化门外有百姓集体膜拜一死去的军人，原因是“焚其骨成佛像”，即其尸体火化后留下了类似佛像的舍利子。宋真宗闻知后，立即令开封府出动，禁绝了这一尚未成型的准宗教团体。宋钦宗时，因金人入侵的压力，开封府已腾不出手来暴力维持地面，府尹聂山遂上奏建议将城里城外的盗贼全部收编至厢军当中，如此“不惟得强壮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这一举两得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除了维持社会稳定，开封府也负有监督管控京城“精神文明”的职能。宋仁宗厌恶民众穿带有契丹元素的服饰，曾下诏“令开封府限一月内止绝”，要在一个月内消灭开封地面上的契丹元素。宋徽宗对开封百姓的精神文明状态尤其关心，不但反复下诏给开封府，令其禁绝辖区内民众服装上的契丹元素——诏书原文是“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带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还要求开封府必须监督民众严格按照《五礼新仪》（宋徽宗亲自主持制定的礼仪章程）里的规矩过日子，以提升大宋百姓的文明水准。这个工作让开封府焦头烂额，折腾至宣和元年，眼见着根本不可能完成宋徽宗的要求，开封府终于硬着头皮上奏，说底层百姓只有破破烂烂一间房，没厅没堂没阶更没庭院，根本没法按《五礼新仪》过日子。可《五礼新仪》规定了该在厅里办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厅外办；规定了该在庭院里办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庭院外办，否则就会被举报（宋徽宗下旨实施了有偿举报），就要遭到严惩，百姓们只好不婚嫁、不举丧、不祭祀。简言之，开封已不是礼仪之城，而是畏《五礼新仪》如虎之城。
当然了，开封府也确实承担着极为繁重的断狱工作。如宋真宗时开封府“日系二百余人”，有这么多人要判决，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只是就留存的相关史料来看，开封府的断狱工作实在谈不上清明。比如王安礼做开封府最高长官时，“具按而未论者几万人”，结果被王安礼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全给判决完毕了。王襄做开封府最高长官时，“讼者株蔓千余人”，监狱更是已经塞满嫌犯，结果他昼夜判决，仅用了四十天就裁决完毕那千余人，再用一个月又把整个监狱给清空了。这种断案速度，要想保证公正率，显然是不可能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开封府的断案风格严重依赖刑讯逼供，“府中每有诉讼，官吏止略取问，而所不能决者即付司狱，谓之‘入纱子’”，老爷们靠提问解决不了是非曲直，就把案子简单粗暴交给刑具。这自然又给了下面负责刑讯的胥吏们操弄的机会，“鞭笞束缚，既得以自专，往往颠倒曲直，使无罪诬服，一有翻异，复加锻炼，益甚于前”，谁胜诉谁败诉往往只在胥吏们的一念之间。将人拷掠至死的情况，在开封府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其实，判决工作量大，说明开封府在维持京畿地区社会稳定方面很卖力气。判决工作很粗糙，则说明抓人比断狱重要，稳定的排序遥遥领先于公正。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之类，万万不可当真。可即便如此，宣和六年的上元节还是出了事。当日，宋徽宗“御楼观灯”，开封府尹则在西观下设置了层层安保措施，结果人群中忽有一名身穿黑色布衣貌若僧人者冲出，近距离指着宋徽宗的鼻子一顿痛骂。周边安保人员一拥而上将其制服，施以包括炮烙在内的种种酷刑，又将其脚筋挑断，再行刀脔（将肉一块块从活人身上切下来），弄至血肉狼藉，“竟不得其何人”，始终撬不开指斥者的口，连指斥者的身份也没能查出。
黑衣人具体骂了什么，史书不载。以常理推测，不外乎是指斥宋徽宗如何祸国殃民（有说法称是在责备赵佶狂妄毁佛）。作为当事人，宋徽宗自然不会希望史官就这些内容留下记录。只是记录与否都已不再重要，过完了宣和六年，金军就要南下。那是开封府将“工作”做得再好，也无法阻遏的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