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性别文化、女性主义，即使暂时不能改变局面，或许也能帮更多女性减轻焦虑，让她们明白，不是因为身为女性，所以要用力去做一个社会要求的母亲、妻子，并压抑个人需求。而是即使有付出和牺牲，也要先站在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并敢于争取权利，找到能平等对话、分担责任的伴侣。
作者：XX 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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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女性独立指一条路径，大多人会首先想到经济独立：女性要有事业心、敢于争取机会、经济上不依附男性，才能有平等对话的资本。
发展事业当然没错，但我们很快会意识到这样的矛盾：
当越来越多女性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优秀的职场人时，女性高管的数量仍然很少。
原因之一是，她们会因怀孕被限制晋升。而即使有幸遇到了给予照顾的老板、愿意共担责任的丈夫，相比男性，女性仍会在职场家庭平衡困难时有更强的焦虑感，她们会不断叩问自己“是否没有给孩子更好的陪伴”。一旦生活压力增大，主动放弃发展以便照顾家庭的通常还是女性。
社会学家Pamela Stone在《选择退出？女性辞职回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书中写道，女性辞职是一种“被迫选择”。
“拒绝接受她们兼职、停职和搬家的请求，会把最有野心的女性也赶出职场。”
显然，令女性“被迫选择”的是将家庭与女性捆绑的性别文化，它潜伏在社会语言和行为习惯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许多女性企业家会抱怨，为什么总要问自己“家庭职场如何平衡”，问男企业家的却多为专业问题。
张泉灵去年在被问到上述问题时，直接犀利指出：
我不喜欢这个问题，它背后本身就有性别偏见。
你之所以好奇，是认为我该做到，如果做不到，就认为女性的人生有缺憾。
这种对女性参与家庭的文化要求在不同阶层的女性身上也有不同反应。
在一项关于上海中产女性的调查中，（《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作者陈蒙）作者谈到“密集母职”的概念。它呼应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的自我利益竞争性维护心态，要求母亲应以无私的心态投入母职，同时淡化自身需求或寻求多元解决途径。
中产母亲是“密集母职”的易感人群，她们更容易有阶级差距、流动、教育高要求等带来的焦虑感，对“好妈妈”角色也自然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大的自我期许。
此时的母职除了家务劳动和情感外，也多了知识投入的层面。比如，她们会担心保姆、父母难以给予孩子好的教育，于是不得不学会更多技能，以便亲自传授。她们也更容易受到教育机构、广告在“好妈妈”上的宣传影响，不断反省，问自己是否有尽到责任，而不是问社会文化为何强加压力。
曾为陪伴孩子放弃奥巴马政府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职位，而改为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斯劳特常在相关问题上发声。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她不仅提到了女性高管的限制，还注意到了边缘女性的压力：“对于美国4200万贫困、边缘的女性而言，孩子耳朵感染、学校在下雪天关闭或者年迈的父母要去看医生等问题都会让她们的工作处于危险之地。”她们没有选择的资本。
同样，在知乎相关问答中，一些女性分享自己平衡家庭的经验，比如尽早发展自己在职场上的不可替代性、掌握灵活的工作方法、搬到离公司更近的地方或找到愿意共担的丈夫……但立即有网友指出，这些方法只适用于一部分人，对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低收入的女性，或工作属性难以灵活调试、更害怕换工作会无法负担家庭开支的女性来说，只能忍受两边兼顾的压力。
当然，尽量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是必要的，也希望更多女性能分享自己的经验，但我们仍然要问的是，
是什么让女性与家庭如此密切捆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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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起源上，学界一直有争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人类社会有一个从母权到父权的转变过程，农业生产时代，男性成为主力，并开始财产积累，私有制诞生，女性成为其中被压迫的对象。但这种说法后续受到质疑，广泛的母权社会并不确定存在，而根据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性别压迫也要早于私有制的诞生。
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人类社会发展，更多工作机会出现，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也被普遍认同，女性地位却没有随之提升。她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排除了。而当她们努力争取到了教育、工作、投票的权利，也一步步成为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时（且有大量研究证明，更多女性工作者的加入会促进企业发展），倡导“女性回家”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近年女性话题爆发之前，有事业心、无暇顾家的女性还被广泛视作没有女人味儿、嫁不出去、人生有缺憾的人。女性不仅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受阻，还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声音。
此外，不少人认为家庭主妇是幸福的，承担家务相比工作更轻松。所以就算不做主妇，女性也可以自愿做些轻松的工作、剩下的时间用来照顾家庭。相比起来，男性则少有这种机会。
但公私领域划分中暗含的逻辑是：男性是主要的养家者，掌握经济权和社会地位，女性是被养者，被养者要服从养家者的命令，并付出相应的义务劳动。女性在家庭中不仅要承担琐碎、繁荣、西西弗式的劳动，还失去了学习时间，地位也低一等。而男性却有大把时间在外打拼，并享受职业荣誉。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是谁在坚持旧的性别文化？当被视作“自然”的不平等文化被更多人了解，是否能有所改善？
了解性别文化、女性主义，即使暂时不能改变局面，或许也能帮更多女性减轻焦虑，让她们明白，不是因为身为女性，所以要用力去做一个社会要求的母亲、妻子，并压抑个人需求。而是即使有付出和牺牲，也要先站在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并敢于争取权利，找到能平等对话、分担责任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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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女性主义，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并不好。
男性担忧的是女性从此会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甚至女人会彻底压倒男人。
而女性害怕大谈权利会让自己丧失魅力，被人当成男人婆或蕾丝边，同时也觉得所谓的
女性主义者太过激进，无事生非，激化了性别矛盾。
这些观念上的错位来自于公共教育中女性历史的缺失，例如，很多人并不知道女性连穿裤子的权利都是靠艰苦抗争才得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女性穿裤子传递了
“岔开双腿”
的暗示，将其视为一种流氓罪，警察可当街逮捕穿裤装的女性。更不要说受教育权、工作权、投票权这些基本的人权，都是无数勇敢的女性经历了长期的呐喊和行动才获得的，比如瑞士的女性在1971年才获得投票权。
我们总听到这样的宣言，
“女权就是人权”
，它对应的历史背景就是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时女性将争取基本人权作为自己的主要诉求，即使在那时，女性也无意压倒男性，颠倒社会结构，只是要求社会偿还属于女性的法权利，不要再将女性排斥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