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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深科学技术史家华觉明先生和冯立昇教授主编的《中国三十大发明》，在期待中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我拿到手的样书，装帧精美大气，图文并茂，内容十分丰富，非常值得推介。
话要从2008年说起，那年华觉明先生在《发明与创新（综合版）》上发表了《中国四大发明和二十四大发明》，长期以来，如果问起中国人发明了什么？绝大多数人的回答一定是“四大发明”，华觉明先生指出中国不只有“四大发明”，基于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中国科技史家的研究，应该至少能列举二十四项重大发明（其中粟作和稻作合为一项）。2013年华先生又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2卷第4期发表《中国古代究竟有哪几项大发明？》，引起学界关注，华先生也觉得有深入研究和宣传的必要。此事得到了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大力支持，于是就有了2014年3月29日和30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召开的题为“中国人发明了什么？”的咨询会和新闻发布会。咨询会邀请了华觉明、席龙飞、杨永善、郭书春、罗见今、周嘉华、万辅彬、王渝生、姜振寰、李零、柳长华、胡化凯、关增建、苏荣誉、钟少异、潜伟等科技史界的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王力（代表周魁一先生）、陈晓珊，对中国究竟有哪些重大发明进行了反复研讨。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主持了新闻发布会，预告华觉明先生不久将联合一批学者编纂一本关于“中国人发明了什么？”的新书。会上华觉明先生就中国历史上“创造力之起伏”规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和多位科技史家现场接受了新闻记者的访问（徐俊斌.中国人发明了什么？[N]. 山西青年报，2014年4月3日.）。2014年8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围绕此事策划了一个“中国人究竟发明了什么”的专栏，邀请了华觉明先生和9位科技史家进行了笔谈（中国人究竟发明了什么?[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04):111+128）。此后，华觉明先生和冯立昇教授等32位科技史界的学者又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三十大发明》一书。
这本大书50余万字，近600幅图，共有34篇文章，其中33篇分述自远古至当代的三十项重大发明：粟作，稻作，蚕桑丝织，汉字，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筹算，青铜冶铸术，以生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运河和船闸，犁与耧，水轮，髹饰，造纸术，中医诊疗术（含人痘接种），瓷器，中式木结构建筑技术，中式烹调术，系驾法和马镫，印刷术，茶的栽培和制备，圆仪、浑仪到简仪，水密舱壁，火药，指南针，深井钻探技术，精细耕作的生态农艺，珠算，曲蘖发酵，火箭与火铳，青蒿素和杂交水稻。所介绍的三十大发明贯通古今，涉及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军事、衣食住行、语言文字、文化传播等方方面面。主编华觉明还专门撰写了《中国三十大发明之分说》一文。
《中国三十大发明之分说》《序言》《发明和文明（代后记）》是这本书的“书眼”，最需要认真品读和仔细揣摩的。
《中国三十大发明之分说》中，华先生就问题的提出、发明的界定、分级和评估、三十大发明之由来以及由此得到的启示进行了概述。在此文的最后一段，作者说明，本书提出的三十大发明只是中国有哪些重大发明的说法之一种。“为促进研讨，以下三十项重要发明或可供参考，他们是：琢玉，弓弩，漏刻，独轮车，龙骨水车，地动仪，制笔，制墨，地图绘制，大地测量，治黄工程技术，物种变异，低温釉陶，目钱法，水运仪象台，堂花术，锣钹锻制，双动式鼓风器，铁索桥，生物固基造桥技术，缬染，扎染，蜡染，明式家具制作，十二平均律，郑和宝船，锻箔，园林营造，紫砂陶，白铜，坩埚炼锌，立轴式风车。”显然，华觉明先生做的这项工作意在引起讨论和争鸣。
前不久，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提出“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三大类88项科技发明创造。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曾探索发明创造的评价标准，他认为，应按照真实性、先进性、原创性、实用性等评价原则，从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价值等方面对发明创造进行评估。华先生在《中国三十大发明之分说》一文中，对“发明”作了如下界定：科学发现和纯学术研究成果与发明有别，不宜归入发明之列；工程建设需应用既有发明创造成果或因自身需要而有所发明创造，但工程本身并不属于发明的范畴，亦不宜归入发明之列。以上众位专家和学者对于“发明”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华觉明先生认为：中国人究竟发明了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要把它弄清楚。而持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和评估发明，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序言》对此阐释得非常到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在研究和评估时须严格遵守的准绳。漠视、贬低本国、本民族发明创造的成就，无视前人、后人的智慧和创新精神，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夸大甚至虚构本国、本民族的发明创造业绩……是沙文主义表现。二者都断不可取。尊重客观事实，恪守学术规范，无论研讨、梳理、评估和阐发都力求严谨和准确，这是我们观照发明创造问题时须遵循的为学之道。”
两位主编在《发明和文明（代后记）》中论述了“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的道理，并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重大发明的梳理，揭示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明显起伏的现象，指出：“创新系源自民智的开发、心灵的解放、志趣的追求和功能的激励。所有这一切，都须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教育健全，科学昌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创新得到鼓励，创新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发明创造方能生生不息地源源涌现。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就是由这些因素的结合与互动构成的。”
当下我国的经济亟须“调结构，转方式”，而“调结构，转方式”之关键是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创新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传承和发扬。我们应该以“讨论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为契机，激发我们的创新自觉、创新自信、创新自强。让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迈向有更多发明创造的、对人类有更多贡献的文明富裕的强国。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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