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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网文深得城市中产青睐。文章直击当代城市小资痛点，以金庸先生的年轻经历为例，告诫众人，加强家庭教育远胜汲汲于昂贵无当的学区房。这一观点当然不错，可惜选错了案例。金庸先生的家教到底有多好？这样的家教背后又需要什么样的家世支撑？也许许多当代读者未必能有直观感受。
网文提及了金庸先生祖父查文清。查文清是金庸极为敬重的长辈，查老先生是光绪朝的进士。重点来了，查老先生是进士！曾有民谚拿“进士”与“近视”谐音梗做文章，可进士的比例比近视眼要低多了。近年来房价高企，常有名校学子抱怨，自己topN的名校毕业也买不起房。其实从录取比例来看，查文清老先生的这个进士比当今任何一所大学都难考。怎么才能中进士？秀才们首先要来到省会，在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中举。提到中举，最有名的例子无疑是范进了，后世人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科举害人，有几个人知道中举的难度？各省的举人录取比例，当时称之为“乡试中额”，整个光绪朝浙江全省只有104个固定名额（“定额”），这在各省中已经算多的，范进所在的广东省那时候只有85个名额。乡试3年才有一次，每次考不进全省前几十名就考不上，考到满头白发是很常见的，这得有多少复读生啊。可见这考举人无论从录取比例，还是从难度来看，都比今天的北大清华还难考。范进考得第几名呢？报喜帖上写的是“捷报贵府老爷范讳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看看，范进他老人家考了广东省第七名，这在今天早已经被北大清华港大争抢了，而中举仅仅是获得了进京会试考贡士的资格。
第二年，各地的举人乘着官派公车来到北京（“公车上书”由此得名）参加会试，贡士每届在全国也就取100多人，明朝会试有南北榜，清代会试进一步细化，会试“分省定额”，浙江一般也就20个名额左右。贡士们经过皇帝亲自命题的殿试后确定名次，到了殿试环节就不再刷人了（但进入殿试前有“覆试”“勘磨”环节，重审考官和试卷，查出的违规者取消殿试资格）。这最后经过殿试的100多人就是进士，前三名为一甲进士及第，也就是众人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经过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大浪淘沙，在三次录取比例极低的考试都取得第一，才叫连中三元，这样的大学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出不了一个，金庸祖父查文清能考中进士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等于查文清首先考了浙江全省前一百多名，接着和全国各省的前几十名学霸一起比拼，又考出了不错的成绩。可见，金庸祖父的这个进士功名，其稀缺程度不是当今名校大学毕业生能比的。和今天的高考满分作文集一样，查老先生的会试考卷也被广为传颂，从朱卷（用朱笔誊录的副本，为防止考官认出考生字迹）留存的诸位考官批语来看，都是“理融情畅，经策详明”“沉实高华，经策渊雅”之类的好词。一句话，查文清的文章，大家看了都说好。
金庸旧居内的题字
至于金庸就读的袁花镇小学，也并不像今天想象的那么容易能上，更不是今人想当然的“乡镇中心小学”。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很难想象当年的小学出身是怎样的地位。首先，这座袁花镇小学前身是龙山讲舍（书院），创办人张葆恩是后来著名军事史家蒋百里的姑父。该校目前还在办学，校史比今天中国大多数大学的校史都悠久。笔者曾在乡下祠堂中见到满墙的报喜贴，有不少是“捷报，恭喜贵府大老爷高等小学校卒业”，这可是当年秀才举人才有的待遇。全国很多地方的族谱长期将高等小学毕业当作荣耀的象征，在修谱时将高小毕业生归入“功名”之列。从高等小学校毕业，意味着获得了学堂毕业生出身。当年中国的教育水平就是这样，高等小学毕业已经是稀见的人才了。清末管学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张百熙为了奖励新学堂教育，曾公开呼吁：“应以小学堂卒业者比生员（秀才），中学、大学卒业者比举人、进士。”最关键的是，这项政策在清末还真的实施了。
参考前文中提到的举人、进士录取比例就能看出，在一百多年前，高等小学毕业生是多么的金贵。金庸就读的海宁袁花镇中心小学，从1902年开始就是高等小学校，是海宁最早的小学堂之一，1934年又成为海宁第一批中心小学，在金庸就读的年代，怎么看也是当地的老牌名校，是海宁公认的排到前三名的好学校。也难怪，金庸后来回忆起小学时光时，对小学的设施颇为满意，特别提及袁花镇中心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这样的老牌名校若是以今天的情况推测，周边的学区房想必也不会便宜。
1924年，金庸出生在这样一座大宅院中：“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这显然不是一般的中产之家。金庸得意地向池田大作说：“查文清先生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
20世纪50年代，《绝代佳人》编剧金庸和女主角夏梦在长城电影公司
现在一本数十万字的书花个几十元就能买到，在古代书籍可是非常贵的，更何况自己找人刻板印书。现代人看到金庸小时候拿家里的雕版当玩具，只是在感慨查家的文化底蕴，却不知道支撑这文化底蕴的是怎样的经济实力。为什么印刷术出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抄书风气仍然盛行，就是因为印刷的书籍太贵了。藏书大家叶德辉统计过古代的刻书开支。据他的《书林清话》记载，历代刻书价格不一，但实际都比今天的书要贵不少。叶德辉考证明代有人刻书，刻了161块雕版，付给刻工纹银24两，就这个价格，叶德辉还直呼“其价廉甚”。要想追求低价也有门路，叶德辉所在的湖南多刻字女工，这些女工都不识字，采用流水线刻书，横竖撇捺，一人专门负责一笔，根据模板模仿雕刻，如此而已。活字印刷在中国长期没有取代雕版也是源于此，雕版印刷的刻字工根本不需要识字，工钱非常低，女工刻百字仅需20—30文，不到男工报酬的1/4，已然是高收入了。不过如此的印刷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叶德辉称之为“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工人都不知道自己刻的是什么，还能保证质量吗？
金庸旧居澹远堂，位于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新伟村秤钩湾
查文清为列祖列宗编修诗集，既是风雅事，又光宗耀祖，这种质低价廉的办法肯定是入不得进士法眼了。如果雇佣识字的刻工呢？在宣统初年，也正是查文清老先生赋闲在家的那段时间，湖南的刻字工每刻一百字要领取130文报酬，若以线装书一版500字计算，每刻一版书付给刻字工匠的工钱可以换三钱多银子，线装书一卷没多少页，但刻字工一卷书刻下来挣个好几两银子是毫无问题的。若以米价折算，这些刻字工的千字报酬甚至不比当今签约作家的稿费低多少。刻字工都这么贵，所以查家自己刻书，那是家产极为丰厚的象征，更何况是几百卷的雕版，堆了整整两间大屋。就这些金庸小时候拿来当玩具的雕版，至少要花上千两银子。
搜书、藏书同样是花钱的营生。明末著名藏书家常熟“汲古主人”毛晋曾经在家里大门上贴出告示，搜寻书籍。宋版书一页愿出200钱，旧抄本每页值40文。特别有诱惑力的是，只要是善本，毛晋号称“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一时常熟人都说，“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可见，即使不像毛晋这样阔气的主顾，一册书也要花大钱一千文才能买到，这还是被叶德辉称之为刻书甚廉的明代。清末一个普通的农民忙活一整年，一般也就能挣六七两，这还没算上吃穿用度的花销，赶上丰收也挣不到10两。查文清老先生当年的藏书和搜集的诗稿，价值超过万两白银也不足为奇，要知道，清代因“永不加赋”，在许多小县一年的地丁银也仅仅收取一万多两。也就是说，金庸家为了藏书、看书、刻书的开销，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一个小县的全年税收。
考中进士后，查文清来到富庶的江苏丹阳担任知县，后因为在“教案”中处置不力，被江苏巡抚参劾，遭到革职。这位江苏巡抚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愤怒地称“江苏丹阳县知县查文清，庸劣无能，办事乖方”，请朝廷“即行革职，以肃官方”。这位激动的江苏巡抚就是几年后统率义和团大臣刚毅。金庸由此说过，“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在与池田大作对谈时，金庸提到，祖父查文清“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轻描淡写也足见其豪富，这可是在当时人口最稠密、农田最金贵的江南，几千亩地在荒年地价低谷时也值好几千两银子。
金庸的家庭为何如此有钱？这就要从海宁查家的祖上说起了。海宁查家号称“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因科举功名太盛，所以查家的经商才能反而不为人知，其实查家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早在明中叶，查家已经取得了官营盐商的资格，明末查家的子弟已经以盐商身份进入海宁县学并参加科举，取得不俗成绩。明末清初，查家有一支北上进入京郊宛平（当时北京城墙外以西基本都是宛平县，包括今天海淀、丰台一带），并在海宁查家的帮衬之下，也涉足了长芦盐场的经营，这支宛平查氏很快也兴盛起来，成为京城中人尽皆知的大富豪，就连皇亲国戚昭梿在他的知名笔记（段子集）《啸亭杂录》中也提到了宛平查氏的“富丽”之相。《扬州画舫录》里这样评价挥金如土的盐商：“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这样豪富的盐商以扬州为最，但海宁查家也不遑多让，因为盐务是相当赚钱的一门行当。清朝鼎盛时，盐税占到赋税总额的一半。查懋（1701-1776年）与宛平的查家亲属经营长芦盐场数十年，养活了查家族人不下数千。此外，查家还经营当铺、商铺、丝绸，也都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根据台湾学者赖惠敏对海宁查氏家谱的研究，海宁查氏整个宗族在1795年男性人口估计有1001人（这是算上了老人孩子，查家自明代到清末的家谱一共统计了超过8000名男性家族成员信息），达到高峰，“唐宋以来巨族”，诚哉斯言。此后虽然增长率缓慢下降，但仍然保持着数百男丁的规模。据估计，整个海宁查氏宗族鼎盛时的年收入很有可能超过十万两白银，而整个海宁的税收收入才八万多两，北方宛平查氏的财产还得另算。因此，用来赈济族人的义田，查家经常一买就是几千亩。
金庸旧居走廊，三十三剑客图
1907年冬，海宁当地百姓号召保卫铁路路权，纷纷集资募股。查文清对此很不感兴趣，反而号召镇上的商界官绅出资营造文昌阁，还亲自去视察工地，连石料也要自己过问、挑选。海宁的青年不干了，投书上海《申报》，说：查文清“为敝州（海宁州）有势力之巨绅，家资亦不下十余万，非维固不肯认（认捐铁路股份），且倡言铁路有弊无利”，简直“是何腑肠耶？”查老先生想必对洋玩意心有顾虑，但也未必阻挠过铁路，倡修文昌阁更是士绅功德事。不过从这封激进的读者来信可以看出，查家在当地是“巨绅”，极为有钱，人所共知。
青年时代的金庸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金庸家境的优渥。1909年，清廷新政提倡地方自治，各地设置谘议局，即议会，选举地方贤达，查文清的票数排第八，当选海宁议员，成为唯一入选的查家人。选举人的前提条件无非办理学务三年、中学堂以上毕业、有功名、当过官、家底殷实（5000银圆资产或不动产，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当时的民国首都北京也只能一个月挣8块大洋，可见这条门槛之高，不过对查家不算什么）之类，满足一条即可。列位注意了，这可不是对被选举人的要求，而是对投票人的要求，满足了这些条件才有投票权。海宁是江南富庶之地，名门望族麇集，饶是如此，也仅有一千多人有投票资格。查文清能在这些非富即贵的投票人中被选为议员，得票还相当高，足以证明查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还能如网文上说金庸“输在了起跑线”吗？
可见，金庸的爷爷查文清就是海宁查氏最具名望的贤达了，世代学霸、家境优越、诗书传家，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金庸这叫“幼承庭训”，但他的成长经历显然对于当下焦虑的中产没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宁海市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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