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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坤：苏轼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及其双重意义｜202410-25（总第2862期）

宋史研究资讯 · 公众号 · · 2024-10-08 15:00

正文

以下文章来源于三苏学刊，特此致谢。

宋定坤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三苏学刊

本文刊发于《三苏学刊》2024年第1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宋定坤，男，河南新乡人，博士研究生，E-mail：[email protected]。

摘要 “文坛”是文学上的公共领域，其诞生与发展的基础是文人集团，主要构建形式是举办文学集会。中国古代的“文坛”成形于魏晋，发展至北宋时完全成熟，文人结盟成为普遍现象。在此风气下，苏轼于超然台与黄楼的两次集会中开始主动承担领袖责任，最终在元祐初年基本确立了盟主地位。同时，由于北宋的文学结盟是构建政治结盟的主要途径，苏轼的文坛盟主身份也具有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意义。他自觉推动北宋文学变革继续深入，在党争中努力维护文人传统，并以诗文作为抒发政治见解的手段，因此屡次受到攻讦与迫害。但苏轼与其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仍旧打破了政治封禁，其文坛盟主地位在南宋得到了官方追认。

【关键词】 // 苏轼；文坛盟主；双重意义

“文坛”是以“一种公共性的文学价值”为维度确认的“一个公共领域”，其基础是“人同此心” ¹ 。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文坛内，随着文学价值公共性的不断加强，会逐渐形成完整流派传承、统一创作风格与代表性作家。其中，一些作家会主动团结流派内部成员，共同推选出创作成果丰富、社会地位较高的一位作为领袖，以带领流派继续发展。还有一些作家本身就契合成为流派领袖的条件，并且自愿引导整体的创作风气，使其流派成为文坛主流，或为他人普遍接受，这便是所谓“文坛领袖”。可见，“文坛”与“文坛领袖”的形成必须基于高度的文学自觉，同时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而在北宋，文坛的主要参与者往往具有文人与官员等多重身份，文学成为了他们增强政治联系的纽带，因此文坛盟主也是朋党领袖。故而对苏轼的文坛盟主地位和意义，首先需要厘清其确立的具体过程，再立足于他“苏门”座师和“川党”领袖的双重身份，从文学和政治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 “文坛”的成形与成熟

“坛”本是“封土为祭处” ² ，后又可指各种活动的场所，进而成为工作或流别的代表，“文坛”“乐坛”“诗坛”等词都源于此说。“文坛”一词始见于唐代，陆龟蒙在《奉詶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见寄》中以“文坛如命将，可以持玉钺” ³ 的诗句来称赞皮日休，其“文坛”泛指“文学界”，释义已与现代汉语较为一致。而后宋代的宋祁、黄公度、赵公豫、戴栩、戴埴等人都有类似的用法，直到明清时仍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虽然“文坛”的概念出现较晚，但与之意思相近的“文会”“文苑”“文林”“文囿”“文阵”“文场”“文圃”等词都可见于唐代及之前的著作，因此“文坛”这种文化现象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它的诞生与发展与其两个主体——文人和文学密切相关。魏晋时期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文人群体，同时文学也脱离经学而彻底独立，“文坛”便随之逐渐成形，并在唐代迎来了快速发展，最终在北宋走向成熟。

“文坛”的成形是文学公共性极度加强的标志 ⁴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次出现了建安、正始、太康、元嘉、永明等引领一时风尚的文人团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一定“公共性的文学价值”，可视作“文坛”的肇始。建安初年（196），以邺城、洛阳、许昌等城为核心的北方迅速得到安定，“三曹”为领袖、“七子”为骨干的诸多文人得以齐聚邺下，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创作团体” ⁵ 。他们在统治者的带领下频繁地进行文学活动，不仅在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创作出大量的五言诗，而且在散文、辞赋、理论批评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即使其中有一些“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⁶ 的游戏之作，但大部分仍能展现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⁷ 的“建安风骨”。而后的政局在曹魏统治末年急剧动荡，以司马氏为主的世家豪族借由维护“名教”大肆屠戮异己，并谋划篡夺皇权。为了对抗严酷的高压统治，何晏、阮籍、嵇康等“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选择用“玄学”来作为斗争的武器和保全性命的手段，文风转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⁸ 的内敛，少有反映民生疾苦与文人远大抱负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便是“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而兴起” ⁹ 的“魏晋风流”。入晋以后世家豪族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并建立起等级森严的门阀与分封制度，直接引起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混乱的时局深远地影响了文人们的政治选择。他们或是如何晏、嵇康等被处死，或是如王沈、贾充等直接依附司马氏成为其心腹，或是如向秀、张翰等虽转投新朝，但却进一步“发明奇趣，振起玄风” ¹⁰ ，以躲避世俗、追求逍遥自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晋的文学创作虽然对建安和正始文学有所继承，但在对形式技巧的追求上更为注重，形成了“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¹¹ 的“太康诗风”，涌现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与张华、付玄等“踵武前王，风流未沫” ¹² 的文人。“永嘉之乱”后，中国再次南北分治，文学上也出现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与“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¹³ 的差异。其间不论是以玄言诗创作为主的东晋，还是“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 ¹⁴ 的元嘉时期，亦或是注重“文章清丽” ¹⁵ 与声律之妙的永明时期，不仅较之建安、正始与太康时期的创作规模有了明显提升，也树立了更为明确的审美追求与评判标准，涌现出如孙绰、谢灵运、沈约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人。但同时由于频繁战争和政局的持续不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团体的活动范围始终在宫廷及京畿，其影响多局限于一国一朝，也缺乏高度统一的创作理念作为指导。因而此时的“文坛”只是初具规模，还需要在更为稳定的环境下继续进行发展。再之后的隋唐两朝终结了乱世，进而开创的大一统的格局扩展了文学上的公共领域 ¹⁶ ，“文坛”得以快速发展，不仅在文人数量和作品规模等方面远超前代，还将影响范围从宫廷扩大到全国，出现了张九龄、权德舆、韩愈、元稹与白居易等为世人公认的盟主，并在整体上形成了“以丰情神韵擅长”的时代诗风 ¹⁷ 。

中国古代“文坛”构建的基础是举行文学集会。为了寻找“在情感和审美意识上的共通性的信任” ¹⁸ ，文人们倾向于围绕特定题目唱和来进行诗文的往来。与政治建设不同，文学创作带有更强的个性与私密性，因此唱和的规模一旦扩大为集会，所作出的文学作品便容易超出原定的主旨而展开更为广泛的主观发挥，由此形成的文学认同会更加稳固。这种传统始于汉末，在魏晋南北朝时迅速成为“文人文学艺术活动的重要内容” ¹⁹ ，其中尤以邺下宴集、金谷之会、兰亭雅集、乌衣之游等最具代表性。但由于交通和媒介的发展情况所限制，此阶段的集会多为同时同地发生，因此规模并不大，参与者也多为王公大臣、世家子弟等掌权者。到了唐代，为了巩固对空前广阔疆域的统治，遍布全国的邮驿传递系统逐渐建立起来，至盛唐时已有馆驿“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 ²⁰ 。便捷的信息传递体系方便了当时的文人通过书信进行诗文往来，他们之间得以举行跨地域的文学酬唱，举行文学集会便因此不再受到时空限制。在南宋郑樵所著《通志·艺文略八》中，便录有《唐翰林歌词》《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等唐人唱和诗集二十三部，多为异地异时所作 ²¹ 。

北宋文人具有十分普遍的文学价值追求，这是其时“文坛”走向成熟最主要的原因。由于北宋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²² ，文官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兼之科举成为选官的最主要制度，一批因此而聚集的文人官僚群体逐渐成形。他们或是同年，或是同乡，或是同门，因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诉求团结在一起，吸收同类、排斥异己，对政治和文化发出集体的声音，这种通过文学公共领域来加强联系的政治公共领域便是“朋党” ²³ 。北宋的党争从宋太祖时期开始萌芽，历经“寇丁之争”“庆历党争”“熙丰党争”等，到“元祐党争”时达到顶峰。在持续百余年的斗争里，以科举为主要纽带的士大夫组建诸多政治团体来建言践行，由此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群体基础，增强了政治的公共性。北宋士大夫因文入仕，寻求政治上的认同终究会落脚在寻求文学上的认同。因此他们在创作上倾向于“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²⁴ ，来形成宋代“以议论为诗”的公共文学价值 ²⁵ ，最终展现出“以筋骨思理见胜”的诗歌风尚 ²⁶ 。另一方面，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邮驿传递系统，虽然疆域不如前代广阔，但其驿路的里程远大于唐代，总数“当在十四万里以上” ²⁷ 。因此宋代文人进行异地诗文唱和的条件更加完备，举行异地同题写作的文学集会与结盟也更加普遍，“文坛”至此完全成熟。

二苏轼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过程

孔凡礼直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 ²⁸ 。由于“北宋文人的文学结盟意识，比起前人来显得更为强烈和自觉，已演成与文人们价值取向稳固相连的、普遍的社会心理” ²⁹ ，组成文学集团、推举共同领袖便成为普遍现象。早在真宗、仁宗二朝，便分别出现了以杨亿、钱惟演为中心的西昆派和洛阳文人集团。宝元二年（1039），欧阳修明确表达“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 ³⁰ 的意愿，主动寻求承担更大的责任，最终在皇祐、嘉祐年间被正式推为文坛盟主。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省试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得中第二名。恰逢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他便修书以使“区区之心，长有所发” ³¹ 。欧阳修读毕感慨道：“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³² ，并认定苏轼终将继承他的衣钵：“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³³ 。苏轼也意识到“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于是他出于“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的认知，同时怀着“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 ³⁴ 的嘱托，主动以“老门生”的身份来“继公后” ³⁵ ，承担起“宗主”责任。

苏轼在超然台集会中承担了领袖责任，由此开始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盟主。熙宁四年（1071）七月，北宋的党争形势已经全面恶化，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只得乞外任杭州通判以避祸。熙宁七年（1074）九月，他又以“实欲弟昆之相近” ³⁶ 的理由而自请由杭州通判移知密州，最终于十二月三日到任。与富饶的杭州不同，密州民生凋敝、治安废弛，百姓饱受旱灾、蝗灾的侵扰，同时也缺乏名山大川而人文不盛，着实算得上“陋邦” ³⁷ 。而首次作为地方长官的苏轼，却“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³⁸ ，继而于次年十一月借修葺超然台组织一场跨地域的文学集会，以“超然”为题邀请司马光、文彦博、文同、苏辙等人寄来作品唱和，并作《超然台记》记其始末。此时已是欧阳修去世后的第三年，北宋文坛亟需新的盟主。而密州的超然台集会虽然规模不大，目前仅有苏轼、苏辙、司马光、文彦博、文同、李清臣、张耒、鲜于侁八人的作品存世，作品写就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但作为异地的同题唱和，此次集会的参与者遍布各地，且多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其中既有张耒这样的晚辈，也有司马光、文彦博等旧党领袖，还有李清臣这样的新党骨干，因此并不能单纯视为苏轼所属的小团体之间的唱和，而应看作是整个文坛中的盛事。其中，苏轼作为此次集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不但主动邀请亲友和前辈作诗文以过从，还对这些作品进行题跋点评，并“刻于石以自儆” ³⁹ ，实际上已经开始尝试承担文坛盟主的责任。

苏轼在黄楼集会中起到了更为明显的领袖作用。熙宁十年（1077）八月，他刚从密州徙知徐州不久，城下便因黄河决口而“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 ⁴⁰ 。面对洪灾，苏轼率众抗险并稳定民心，终于在十月等到风驻雨停、洪水退去，河流也得以恢复故道。之后他上书朝廷请求“蠲免其赋调，又饮食其饥寒”，同时亲自带领百姓“敢不躬亲畚筑，益修今岁之防；安集流亡，尽复平时之业” ⁴¹ 。元丰元年（1078）八月癸丑日，建于徐州城东门之上的黄楼落成，苏轼便于九月庚辰日的重阳佳节组织“大合乐”来庆祝此事，同时邀请各地的名士前来观礼。与三年前的超然台集会相比，黄楼集会的规格更高、规模更大、作品数量也更多，可见苏轼在文坛中的影响力愈发显著。当天，他所邀请的文人身处多地，最终同在徐州的有陈师道、王巩、顿起、孙勉、颜复、舒焕等“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 ⁴² 。值此盛况，苏轼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异地同题诗文酬唱，作品中尤以苏辙、秦观的《黄楼赋》及陈师道的《黄楼铭》三篇获誉最多，被称为“皆卓然可以传不朽者” ⁴³ 。苏辙当时在应天府任判官，虽不能亲自到场参加集会，却及时地将自己所作的《黄楼赋》送到了徐州。苏轼看到后十分满意，于是放弃了亲作记文的计划，转而将此篇刻于石上。秦观则刚参加完秋试，却不幸落第，便只在集会之后写就《黄楼赋》一文寄到徐州。苏轼也曾邀请文同和黄庭坚二人作文，还向文同索要书画以点缀黄楼，“使来者相传其上有与可赋、画，必相继修葺，则黄楼永远不坏，而不肖因得挂名” ⁴⁴ 。正因他如此大范围地邀请与高规格地对待，黄楼集会成为了当时文坛上的盛事，与超然台集会一起被视为其生涯中的阶段性事件。之后陈师道的兄长陈师仲将苏轼在密州和徐州的诗文分别编为《超然》与《黄楼》二集，其命名也可旁证这两次集会的影响之大。

苏轼在黄州陷入了政治生涯的低谷，但也同时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文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提高。“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的苏轼吸取因言获罪的教训，对政局不再频繁发声，甚至还心生“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⁴⁵ 的悲观情绪，给亲友的书信也再三叮嘱“不须示人” ⁴⁶ ，甚至要在阅后及时“火之” ⁴⁷ ，唯恐再次被人指摘而“生出无穷事也” ⁴⁸ 。在“多难流落，百事废弛” ⁴⁹ 的日子里，面对经济压力与政治迫害，“平生未尝作活计” ⁵⁰ 的苏轼开始劳作农事，并频繁在参悟佛老、游赏山水、治读经书等行为中观省自身，其文学也因而得到了全面发展。为了避免文祸，他开始更多地创作“不碍”的“小词” ⁵¹ ，其黄州词作不但数量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一 ⁵² ，而且“篇篇皆奇” ⁵³ 。同时，苏轼的诗文虽然不再对具体的政策进行评价，但面对如“县吏催租夜打门”等民瘼，依然会表达“而今风物那堪画” ⁵⁴ 的愤慨与同情。

总体而言，苏轼此时将创作的目光放在了更为宽广的自然与人生中，其作品往往融抒情、写景、说理、记叙于一体，在丰富内容的同时也提高了格调，可谓“驰骋翰墨，其文一变” ⁵⁵ 。而文坛终究是以文学为导向的公共领域，苏轼虽遭贬谪而被限制了政治发挥，但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反而进一步扩大其在文坛的影响力，李之仪、李廌等后进便“终不弃绝” ⁵⁶ ，一再修书与之联络，米芾更是亲赴“东坡相从” ⁵⁷ 。司马光、张方平、范镇、李常、王巩、陈师仲、黄庭坚、秦观等亲友与门生也“不以前事介意” ⁵⁸ ，频繁差人“千里问无恙” ⁵⁹ 。苏轼则深感“故人情义重” ⁶⁰ ，经常怀着“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⁶¹ 般的愧疚作诗文酬赠，文人团体成员间的关系因而更为稳固。与以往更不同的是，长期的底层生活使得苏轼身边接触的不再多为文人官员，而是农人、商贩、士卒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他虽与他们性趣迥异，但却相处融洽，经常一同诗酒流连、纵情山水。元丰五年（1084）七月到十月间，他多次与友人赴赤鼻矶游玩，并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三篇诗赋；十二月二十九日，又与郭遘、古耕道等人在赤鼻矶下置酒庆生，作《李委吹笛并引》。在以上几次赤壁之游中，虽然苏轼无法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跨地域文学集会，但这些作品却都意蕴深厚、风格空灵、境界广大，获得了他人极高的认可，赤壁也成为了他这段文学高峰的一个代指。

苏轼在元祐年间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顶峰，后人也多认为他于此时真正主盟文坛。元丰八年（1085）冬，苏轼自登州返京，之后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并在元祐三年（1088）领贡举事，走上了与恩师欧阳修相似的道路。作为科举的主试官，苏轼不由得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坐看春闱锁醉翁” ⁶² ，进而生出“白发门生几人在” ⁶³ 的感慨。此时他与“四学士”等门生“俱来集台省” ⁶⁴ ，继承“吾犹及前辈，诗酒盛册府” ⁶⁵ 的传统而频繁往来酬唱，并和王诜、李公麟、米芾等好友多次在汴京宴饮娱游，还在“苏门”“蜀党”等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士大夫群体中担任领袖，确实可视为当时的文坛盟主。但这一地位的奠定虽大体“与官位同步” ⁶⁶ ，其过程却尤为漫长坎坷。早在于密州任职期间，苏轼便已经发起并主持了跨越地域与党派的超然台集会，在其中率先创作诗赋以阐发政治和文学见解，隐然已有领袖之风。而在之后的黄楼集会中，他进一步扩展了影响力，承担起更重的领袖职责。因此从历时上看，其在密州时期开始主动承担起文坛盟主的地位，经过徐州时期的发展和黄州时期的沉淀，最终于元祐年间随着政治身份的提高而基本确立，其阶段性的标志事件便是超然台、黄楼、赤壁和西园四次集会 ⁶⁷ 。

三苏轼文坛盟主身份的双重意义

由于北宋文人之间的文学认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不但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感，还乐于在文学上为自己打上“门派”的标签，这使得他们在具有文人、学者、官员乃至画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之外，其文学结盟最终也会落脚在政治结盟。正如清人邵长蘅所言：

一代风雅之归，必有正宗。宗之言主也，尊也，言其人能主持风雅而学者尊事之也。夫其所以为一代之宗者，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学足以贯穿古今，其识足以别裁伪体，而又有其地、有其时，夫才与学与识，人也；地与时，则有天焉。五者兼焉，故难也。 ⁶⁸

要想在已然成熟的北宋文坛主盟而成为天下文人的楷模，既需要推动文风变革，使其符合“风雅”的正宗，也需要在诗、词、文等方面都有所建树，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和道德修养。

苏轼是北宋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性人物，在文、诗、词等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被清人张道誉为“事事俱造第一流地步” ⁶⁹ 。在文章方面，苏轼接过欧阳修、梅尧臣等前辈的旗帜，成为北宋“古文运动”新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先是总结前人革除文弊的经验与功绩，然后在“文道并重”“道先于文”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⁷⁰ 等观点，并指明“道可致而不可求”和“君子学以致其道” ⁷¹ 的方法，跳出“文”“道”关系的争论与纠缠，直接回归到文学本位。在诗歌方面，苏轼同样博采众家之长，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推向高潮。他继承了韩愈与欧阳修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⁷² 的现实主义功用，并将自己的个性与构思在艺术上巧妙结合，最终在唐人之外“自出己意以为诗” ⁷³ ，形成了独特的诗风。在词作方面，他秉持“自是一家” ⁷⁴ 的明确认知，以诗文的题材、章法和体式来作词，不仅展现出“不自调律，但以文辞相高，以成一格”的创作特点 ⁷⁵ ，还打破了词“小道”与“艳科”的文学地位。总之，作为文坛盟主，苏轼以保证“其道不坠”的高度自觉，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唐末五代以来“太学体”“西昆体”等浮艳文风继续进行纠正，不仅在理论上进行革新，还在创作上勤于实践，最终开创北宋文学的鼎盛时期。

同时，由于北宋“以声律取士” ⁷⁶ 的传统，苏轼重视文风对士人品行的影响与反映，同时极力维护诗赋在科举中的主要地位。他在熙宁四年便上书神宗，强调“文章华靡”如杨亿，“通经学古”如孙复、石介等人都不足取，科举应该“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如此才能得到于天下有利的“忠实之士” ⁷⁷ 。苏轼承认诗赋取士的局限性，认为“诗赋之不足以决其终身” ⁷⁸ ，但对于王安石变法废除诗赋取士等激进政策，他也给予了坚决反对，并惋叹此举导致的“文字之衰” ⁷⁹ 。苏轼举例“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 ⁸⁰ 来阐明科举制度改革的要点并不在于革除诗赋，而是应该采取策论加诗赋的综合形式，这样才能综合考量应举者的才与志，同时也可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仓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 ⁸¹ 。事实上，王安石废诗赋、罢制科的新法确实不利于培养举子的文才，这也直接使得熙、丰间的词臣才识疏浅、文采凋敝。因此在超然台与黄楼两次集会中，苏轼邀请亲友作诗赋参与，并亲自撰写了《超然台记》《九日黄楼作》等诗文来唱和，便是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来继承和维护诗赋传统。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朝廷在科举中恢复诗赋，苏轼作《复改科赋》盛赞此举是“悯科场之积弊，复诗赋以求贤” ⁸² 的善政。元祐三年知贡举后，苏轼又多次上书就贡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建议向哲宗陈述，尽力保证科举顺利进行与举子权益。科举是北宋文人入仕的正途，苏轼清楚地认识到它对文风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并致力于对其进行正确引导，最终在元祐时取得了明显成效。

正如欧阳修对自己的付授一样，苏轼也十分注重对后辈的提携，并期盼他们能继续传承斯文成为“异时文章盟主” ⁸³ 。在密州与黄州时，苏轼与“四学士”都已有了来往，且一直给予他们鼓励与支持；而“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因为没有功名，虽“以民事太守”，苏轼也“间见如客” ⁸⁴ 。自此，以苏轼为核心的“苏门”主要成员已基本聚齐，并迅速成为北宋中后期文坛上的重要力量。而后苏轼也一直不吝于对他们的延誉，多次称赞门生们的文章与人格，并将与他们的结识视为“造物者专欲以此乐见厚” ⁸⁵ 的幸事。元丰末，苏轼重回汴京，依然不忘勉励门生：“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 ⁸⁶ 除他们外，李廌、李格非、李之仪、廖正一、李禧、董荣、张舜民、毛滂、孔文仲等人也都曾受到苏轼的指导与影响，因此多被视为苏轼同党，在政治上受到牵连。但就文学而言，正因苏轼对后进的重视与培养，使得其“活跃在文坛上的时代，同时也就是作家辈出的时代”，也令北宋的文学发展“在诗文革新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趋向分流” ⁸⁷ 。

由于北宋的文人结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苏轼的文坛盟主也因此展现出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其主盟文坛延续了斯文传统，是北宋乃至中国古代学脉承继不绝的关捩之一，而在另一方面，苏轼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倾向会受到政治选择与归属的影响，他也因此几番受到迫害。熙宁间，苏轼以“超然”为题“命诸公赋之” ⁸⁸ ，便有“非讽朝廷”的意味在其中 ⁸⁹ ，最终与当时所作的许多诗文一起成为“乌台诗案”中被问罪的直接证据。元祐时，即使身处权力中枢，他却依然“二年之中，四遭口语” ⁹⁰ ，所出的策题也被认为是有涉“讥讽先朝” ⁹¹ 之语，无奈只得再次频繁地请求外任，否则“必致倾危” ⁹² 。

文学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范畴，二者之间存在对话性；文学同时是一种审美社会意识形式，具有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因此北宋的文人结盟虽然会受到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但文学本体的规律在其成形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重大作用。而作为引领并代表一个时代文风的文坛盟主，苏轼的文学创作有时会反作用于政治，进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其在世时虽与新旧两党都发生过严重的冲突，但大多属于政见上的分歧，并不影响私谊。王安石与他“议论素异” ⁹³ ，却在“乌台诗案”时上书劝诫神宗“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 ⁹⁴ ，并于元丰末年以“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的诗句誉其文才 ⁹⁵ 。司马光在治平三年（1066）便称赞苏轼父子三人“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 ⁹⁶ ，后来二人虽然在元祐初关于役法等问题有过激烈争论，但依然“相知至深，始终无间” ⁹⁷ 。刘安世虽在元祐年间任谏官时与苏轼昆仲有嫌隙，但在晚年仍是给予他“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的评价 ⁹⁸ 。苏轼去世后不久便被朝廷列为“元祐奸党”的首要人物，与苏辙、黄庭坚等三百零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 ⁹⁹ ，其诗文政事多次被明诏一应禁毁，子弟门生也屡遭迫害，甚至限制他们入仕和为官。但严苛的禁令无法阻止当时朝野上下对苏轼的尊崇与喜爱，反而“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 ¹⁰⁰ 。不但“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¹⁰¹ ，内府也以“一纸定直万钱”的高价来收购苏轼的文墨 ¹⁰² ，曹组、王安中等宠臣则在创作上深受苏轼影响，民间还有诸如不肯“刊元祐党籍姓名”的碑工李仲宁等贤士 ¹⁰³ ，甚至金人在围困汴京的时候也指名索取“如苏、黄文及《资治通鉴》之类” ¹⁰⁴ ，如此对“元祐学术”的禁绝自然成了“其所谓掩耳盗铃者” ¹⁰⁵ 。在多方压力下，崇宁四年（1105）九月，宋徽宗不得不“诏元祐人贬谪者以次徙近地，惟不得至畿辅”；崇宁五年（1106）正月，因为出现星变，又再次诏令“毁元祐党人碑。复谪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复弹纠……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 ¹⁰⁶ ；大观二年（1108）三月，宋徽宗再次强调，虽然“罪在宗庙者，朕不敢贷” ¹⁰⁷ ，但其余人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宽待；靖康元年（1126）二月，宋钦宗下诏“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 ¹⁰⁸ ，但北宋也很快覆灭。南渡之后，高宗为苏轼恢复职衔与恩数，孝宗更是追授“文忠”的谥号，并在为之亲作的《苏轼文集赞并序》中给予“一代文章之宗”的褒誉 ¹⁰⁹ 。至此，苏轼以其人其文的莫大影响打破了政治上的封锁与迫害，文坛盟主的地位也得到了官方认可。

四结语

到了北宋中期，由于交流媒介的快速发展和“唱和”传统的革新，文人集会的形式由同时同地演变为异时异地，“文坛”的范围延伸到全国。由于北宋的文人往往会将政治上的认同延伸到文学上去，因此具有极强的自觉结盟意识，所推举的文坛盟主也具有文学与政治上的双重意义。熙宁末与元丰初，苏轼在密、徐二州分别举办超然台与黄楼集会，并在其中承担了发起人、主持人和点评人的责任，是他主盟文坛的有益尝试。之后由苏轼组织并以其为中心的文学集会逐渐演变为以“四学士”为代表的文学和政治群体，成员之间也是休戚与共。他们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而各遭贬谪与迫害，后又于元祐年间得到擢升和重用，并在汴京短暂地聚集。此时，苏轼的政治地位达到生涯顶峰，并与诸人频繁进行集会创作，其文坛盟主地位随之正式确立，“苏门”的成员规模、作品数量与影响力也都远超之前。不久之后，重用新党的哲宗亲政，苏轼再次被贬岭南，“苏门”成员也因此流落各地，并遭受愈演愈烈的政治迫害。但即使在严令禁绝“元祐学术”的北宋末期，社会各阶层对苏轼的推崇也未曾断绝。南宋孝宗当政时，彻底恢复了苏轼的名誉与地位，其“雄视百代，自作一家”的文坛盟主身份得到了皇帝的亲笔承认 ¹¹⁰ 。再之后的元明清三代，虽然出现了尊唐或尊宋的门户之见，但对苏轼仍大多持肯定态度。而不论是将其视为“秦汉以来作者第一”的尊宋派 ¹¹¹ ，还是“独于子瞻不敢轻议”的尊唐派 ¹¹² ，他们的评价都足以证明苏轼的影响力终会突破偏见，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展现出“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远” ¹¹³ 的典范作用。由此观之，以苏轼为代表的各代文坛盟主，不仅在主观上以其个人实践与领袖担当引领文学创作，更在客观上与诸人一同构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承。

脚注

1. 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

2. 郑玄注《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礼记正义》卷四十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88页。

3. 陆龟蒙《奉詶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见寄》,皮日休等撰、王锡九校注《松陵集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8页。

4. 赵勇认为：“所谓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参见：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第30—39页。

5. 傅刚《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2页。

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页。

7.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60页。

8. 王叔岷笺注《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5页。

9.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10.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4页。

11. 沈约《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12. 王叔岷笺注《钟嵘诗品笺证稿》，第60—61页。

13. 魏征等《隋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14.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412页。

15. 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5页。

16. 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文学公共领域“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上还集中在自己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7. 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18. 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第188页。

19. 宁稼雨《魏晋名士风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2页。

20.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第三，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3页。

21. 参见：郑樵《艺文略八》，《通志》卷七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25页。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70页。

23. 哈贝马斯：“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参见：哈贝马斯《结构领域的公共转型》，第35、55页。

24. 欧阳修《镇阳读书》，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5页。

25.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26. 钱锺书《谈艺录》，第3页。

27. 李德辉《唐宋馆驿与文学》，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21页。

宋定坤：苏轼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及其双重意义｜202410-25（总第2862期）

正文

一 “文坛”的成形与成熟

二 苏轼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过程

三 苏轼文坛盟主身份的双重意义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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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轼文坛盟主地位的确立过程

三苏轼文坛盟主身份的双重意义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