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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通网
（以下内容根据黄奇帆在2017年7月11日黄奇帆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录音整理）
今天很高兴利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到江苏调研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机会，和南通的同志交流一些经济方面的情况。
五、关于新常态下招商引资的问题。
为了发展，大家都在忙招商引资，这个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从80年代深圳特区一直到沿海地区90年代、新世纪以后全中国到处都在讲招商引资。眼下招商引资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在新常态下，其实有效供给的工商产品、工商项目的确不怎么多。好不容易有点项目，每个地方都看得非常紧，所以内陆到沿海挖墙脚来招商很难，沿海小一点的城市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去招商也很难。在经济热度高的时候，大水冲过来，各种各样的鱼、虾米，层层叠叠都有，大城市把大鱼捞了，剩下的中鱼、小鱼、虾米拿在手上意思不大，会主动转给内陆地区，所以互相招商引资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这种行为方式很难奏效。
第二个特点，
以前招商引资开大呼隆的会议。一般都愿意去把全世界的厂商请过来开个大会，领导讲讲话，介绍介绍投资环境，这种粗放的活动方式，现在其实不会太奏效。所以最近这一类活动各地大大减少，不是大家没热情，是这一类活动不实用了。第三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大家会用低成本招商、粗放型招商，砍胳膊砍腿，税收给你让了，土地可以很低的钱甚至不要钱，劳动力压低成本，各方面给人家以帮助。如今，真干得好的企业已经不是最需要这一类恶性低成本招商，这些办法现在都不是最有效。
但是招商引资还是要推进，怎么来改革开放创新、怎么来招商引资呢？这都是现在各地书记市长动脑筋的。一般光拍胸脯，书记市长齐上阵，每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市长副市长甚至市委常委都带几个项目出去招商，这都是80年代、90年代干的活，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不合理了。所以我讲这一种招商，实际上要避开，要把它给去化，消除掉。另一方面，现在有板有眼的好项目、资助产业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战略新兴服务业项目，一般有它的特点，要么不干，要干就是集群化的干。就说一个制造业的上游中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体系，下游的销售服务物流的体系和制造业是一个集群。要用产业集群的干法，这种干法容易招商，一招就招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产业链。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到了垂直整合一体化的阶段，只有这种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才有核心竞争力。《世界是平的》那本书90年代出来时，我看了以后很高兴，想买几百本，每个企业、各个方面发一份，但实际上到2005年以后，我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只能看看，不能当真理，因为它不是垂直整合，是横向整合，是来料加工式。做产品的人，他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从世界各地买过来，物流成本几乎是零，能源不要钱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跟你们讲几个现在用得比较好的办法。
第一个方式，是用产业链来招商。
比如我在重庆，前几年重庆这个地方一台电脑都不生产，
为什么能把重庆的电脑现在搞到中国之最？
全球一年笔记本电脑的销售和生产量是1.8亿台，一半在上海、苏州、福建和广东等中国沿海城市制造，内陆西部是没有的。沿海做这个是加工贸易，从外边把零部件原材料运到沿海很方便，加工完了大进大出，我在上海待过，很清楚这些情况，到重庆以后就发现要想沿海的加工贸易或者世界的这种产业集群到内陆来，必须解决物流问题，
必须让他的产业链垂直整合就在一个地方一下子解决掉。
所以，我跑到硅谷去跟几个笔记本电脑的大企业谈判，就说你到我这来搞几千万台电脑，我一定在两年内把几千万台电脑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重庆本地化，半小时车程全部可以运到，
如果达不到一切物流成本我赔你，这就是赌一把了。
但是我也想过，如果几千万台电脑在我这边生产，一切零部件厂商一定奔着我来，我不用招他，因为全球的1/3电脑在我这儿，衣食父母在这儿，他不到我这设厂还到哪儿设厂。但是你如果只搞500万台，一个零部件厂可以顺应两三千万台，到你这规模效益不好。所以就是零部件原材料一体化整合，跟整机厂说有零部件，整机厂同意了我跟零部件厂去开会，一年开一次，开一次就来个几百家，三年开了三次，来了一千家。所以
重庆现在有一千个笔记本电脑的零部件厂商，
已经连续生产四年了，每年生产六千万台，等于全球1/3，这个基地就起来了，整机和零部件加起来就有四千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招商就靠产业链，把产业链完整齐全，亮到明处，包括销售结算整个都要说清楚。
再讲一个例子，就是重庆的汽车。重庆原来有一个长安。中国的汽车厂很奇怪，一个省一个，上海有上汽，一汽、二汽、北汽各种汽车公司都不去上海开厂，上汽也不会到一汽、二汽的地方去，大家各占一个。然后各个省如果招了上汽，一般不会再去招一汽、二汽，因为有面子问题，把你大头招来了，不能去招别人了，这个是不对的，要集群。所以我们招笔记本电脑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把全球所有的做电脑的企业都招来，同类项集群，然后，这个集群既可以为这个公司服务，也可以为那个公司服务，这样规模效应会比较好。汽车也是这种集群，重庆有一千多个汽车原材料工厂，百分之八十几的汽车原材料本地造。
除了长安以外拉来了12个国内外汽车厂商，上汽、北汽、二汽都在重庆做
，每个都做了几十万，还有外资企业5个，这么一来这个集群堆在那里，零部件又是扎堆供应，成本比较低，越成本低大家越是愿意来，形成了一个六、七千亿的汽车产业集群。重庆汽车产量已连续3年排第一，去年生产330万辆，第二名上海，240万辆，第三、第四是一汽二汽所在的吉林和湖北，这正是因为集群产业链的集群和同类项的集群形成的。我举以上两个例子，就是
说产业链集群是一种合理的招商方式。
第二个方式，是顺应资源市场配置招商。
比如重庆产页岩气、天然气，那么挖页岩气的企业可以定向招商，因为许多地方想搞天然气加工没有天然气资源，天然气还像有粮票的时代抠门抠得很。比如一个省，实际需要5000亿方天然气，才能满足目前各个城市的使用需求。我们全国能源里边天然气的比重只有7%，像美国欧洲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我们煤炭的污染、能源的污染，需要天然气来解决。所以我们就因地制宜，招了几百亿的页岩气的投资。
去年全国页岩气全部产量60亿方，重庆出了50亿方
，今年预计全国的产量会到100亿方，重庆能出70亿方，预计到2020年全国能出300亿方，重庆至少能出200亿方到250方，我们几百亿上千亿资金投在页岩气里，是全国页岩气投资开发的主战场，占了全国的2/3。同样，有了页岩气以后天然气多了，天然气是一个很好的燃料，也是化工产品，凡是要用天然气做燃料的工业，或者拿天然气做原料的一些高科技化工厂都可以沿着这个招商。
第三个方式，是一些好的高科技的但缺乏资金项目，政府可以融资投入，但要会动脑筋规避风险。他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但没钱，你想跟他合作，但这种高科技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往往一个项目就三百亿人民币，甚至四百亿、五百亿人民币，你帮他投入了，但如果，盈利是他的，赔钱了拍屁股走路，你怎么办？
有时候招商引资遇到这样的主，项目是好的，也不是吹牛骗人，你怎么决策？
这个时候就要调动我们国内资金，但这个钱一定是有资本、有信用、有投资、有回款的地方才能用，否则没人借钱给你。在这个方面也是要动脑筋的。
重庆有一个京东方项目，2014年的时候，我跟京东方老总打了个电话，说我们重庆生产几千万台电脑，还很需要几亿台手机液晶面板，你如果到我这来做这个，有市场，他说现在的液晶面板是供不应求，不要说你的市场，我全国和国际上的市场都供不应求。他说我有技术，就是没钱，现在一下子拿几百亿拿不出。我说我们给你，但是不能白给你三四百亿，你拿了去投资，失败了我赔钱，那不行。我们就拿了三百多亿买他的股票，京东方那时候2块多一股，买他一百亿股定向增发，2.1元就是210亿。我们一个月内就付了210个亿，
我开始让民营企业出，我认为很赚钱，民营企业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工商联民营企业一大批企业家开会，最后都摇头不做。
不做我就让国有企业出了210个亿，7个企业做了股东，买了100亿流通股股票，作为上市公司得到了100亿增发股权以后，跟银行借了100多亿，就是300多亿。凡是现在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半年一年就可以把你一百亿、两百亿、三百亿花掉，不像玻璃厂、钢铁厂、化工厂，一百亿、两百亿可以干五年。现在电子和高科技企业都是一年的周期就可以把你几百亿花掉，买设备就两百亿，买了就装上去，时间都是半年的周期。所以京东方在重庆2015年底就投产了，现在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当年投产当年就有效益，重庆就多了300多亿产值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虽然不是我们的是京东方的全资公司，但是京东方效益好了，股票上升到了4块多，我们的100亿股退出来就变成400多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这个原始投资200亿收回，我还有200亿，那干吗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投资，这会200亿不是买他股票了，而是一起合资搞一个柔性的液晶面板，现在的液晶面板手机可以弯曲的，如穿戴式的就是柔性液晶面板，这个面板现在全球也供不应求。这一个项目要投资480亿，100亿的贷款，那么就300多亿的投资，300多亿投资各自出一半，我们就拿赚来的200亿往里投，这个决策没有压力。如果财政要拨200亿投资，决策万一输了，是不是就坏账了，你是不是跳楼跳长江啊。
当你把决策、行为和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我讲这一段就是指该要给人家资金有时候要在有防范、安全、不出格且合乎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但是
有一个项目我犹豫了一下没干，就是郭台铭的项目。
他跟我说搞一个世代线，400多亿，然后说我出钱，他3年里面回购。400亿按8%的利息，一年20多亿，3年下来七八十亿，他把这七八十亿加上本金都给我，然后我这边就多了一个400多亿的项目。但这个钱借给他，他没有把他的股权担保给我，万一坏账了，我就赔了，鸡飞蛋打，是不是就构成国有资本流失，去年犹豫了一个月没受诱惑，把他回掉了。我讲这段话意思就是，
要审时度势，要地方一把手和大企业想明白才能做。
总之，两面思考，当真的有高科技、大资本、全球化的好项目时，如果他缺资金，
怎么解决资金，怎么在资本市场融资等，是要动脑筋的，不能简单就来个没办法，拉倒、放弃
。
第四个方式，是给优惠政策。
这优惠政策不是面上一般意义上的，
和刚才我说的砍胳膊砍腿、自己伤自己的没道理的优惠政策不是一回事
。如果一个事情是绝对有意义的战略性事件，那么市委、市政府或者财政、发改委大家综合研究以后做出集体民主决策，也是值得一试的。比如
南京跟台积电
在长江边上搞的共80亿美元（第一期30亿，第二期50亿）的集成电路，起步第一期是14纳米，第二期是8到9纳米，都是世界之最的好项目。我去台积电看过，这个张忠谋了不起，在新竹搞了三个150亿美元的企业，全球集成电路供应面他占了很大的份额。所以他到你们这来做集成电路，你们当然会有优惠政策，税收怎么优惠，土地怎么给，资金怎么补助，这个时候一整套综合，该下重手也要下去。这个集成电路项目一摊，你这些优惠政策给他了，如果算帐，5年、10年政府给他的优惠政策差不多会有100亿，这100亿使他产生了几百亿一年的芯片产值，鸡和蛋还是他先有蛋，你才会孵化出鸡给他一块肉，不是你自己把别的地方财政的钱补给他，所以这里边是要明白，要系统集成，
我觉得江苏这件事干得非常成功。
第五个方式，是直接收购。
现在中国的企业有能力了，想要一个企业索性把他收购了，一下把你控股权买了，买了以后自己给自己决策，把他搬到你这个地方资源优化配置，省得招来招去，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曾经干过一个事，就是把乌克兰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给收购了。当然这种东西都不能权钱交易，都是公开的，政府的合理运作。
第六个方式，是优化投资环境。
比如物流，现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产业如果到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时候，都要考虑全球化的物流。比如重庆的电子产业之所以大家都能来搞，除了刚才说的垂直整合这些事情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把渝新欧的通道搞起来了。因为在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分隔，30%在北美，30%在亚洲，40%在欧洲，如果在重庆生产运到上海、广东，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时间要两个月，另一方面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两千多公里内陆到沿海的距离。
所以我们当时推动了一个重庆到欧洲的渝新欧班列，
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具体的事解决，当时为什么会努力的做这件事，就是那些大厂商说我们的东西40%运到欧洲，如果在你这运到沿海再到欧洲不合算，放到你那边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够帮我直接用火车运到欧洲，我把沿海的都装到你重庆来，所以
这就叫做战略格局。
我讲这一段也就是说，
要帮企业解决他特别想解决的问题，他想解决什么，你帮他什么忙
，只要这些问题是客观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上的或者其他无理取闹的，我们都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发挥政府的特有服务功能，把它给配置好。
第七个方式，是争取国家政策。
比如自贸区，比如保税区等等这些政策，也是一个方面。重庆有一个好处，我们对任何外资包括实体经济的工商企业，我们的确是给他15%所得税的，但这不是我们违规，
西部大开发就是15%的所得税，
这还是很重要，因为你去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包括欧洲许多发展地区都是15%所得税，就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开发区，国际上都15%，那么我们国内，以前特区是15%，现在都是25%，但是西部大开发有一个15%的优惠，鼓励类产业15%，所以我们把这个用上去。国家的一些特别好的新区、开发区、特区或者自贸区保税区，反正各种好的平台的确是有用的，能够对招商引资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措施，
根本性的就是政府要有服务于企业的愿望。
本届总理最呕心沥血干的事情就是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准入门槛，对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等方面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的各种便利，同时降低服务交易价格、制度价格等，把企业成本降下来。
六、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PPP）的问题。
这是现在各级政府都可能要考虑的一件事。政府的钱总是有限的，要搞更多的项目怎么办，政府要搞的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自己又一下子掏不出钱来，希望社会上国内外各种企业来帮助投资，这就是PPP。PPP在公平公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前提下，很重要的就是做好五个平衡。这五个平衡做好了，PPP一定是真的PPP，就不会有现在财政部、发改委发通知说各地有假PPP，整天防范各地作弊的PPP的事情发生。
五个投入产出平衡就是：
第一种，如果一个项目是可以收费的，收费的价格能够平衡投资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项目是完全市场化的，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招商引资的PPP。比如高速公路，收费20年、25年，可以把前期投资收两三个回来，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还多了几个点，那么对企业来说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来争取，所以这类PPP是完全市场化的PPP，投入产出是平衡的。
第二种，就是一个项目也是收费的，但是收费并没有到位，是半市场化，那么如果要收费到位，还要改革还要调价格，但调价格可能有一个过程，但项目又希望现在就启动。所以政府可以部分市场化运作，企业自己收费，缺口的地方政府就作为一个补助、采购，把这缺口补了，补了几年以后政府通过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把这收费标准提高了，那么就平衡了。比如说重庆自来水的价格，重庆老城市里的水价是2块多一吨，污水处理价格差不多8毛钱，所以大体上3块一吨，是平衡的，可以完全市场化PPP，让外资合资企业来搞。但是到了库区，原来自来水是4毛钱，污水费是不收的，现在就算调价，调到8毛调到1块2，离开实际成本还有距离，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时间单，每3年库区水价往上调一次，通过3个3年调到和市场平衡，这是一个原则，同样，污水处理价格也是这样，开始是2毛钱，后来是4毛钱，然后到6毛钱。在这个过程中，账算在明处，你处理了多少吨污水，处理了多少吨自来水，给你补贴多少，算个帐，这个就是价格改革的机制，然后补贴是在过渡期间做补贴。这是第二种，就是通过改革最终实现平衡。
第三种，一个项目就该政府买单，将来一直都是政府买单，没有什么价格改革不改革，就是政府公共服务。但是如果政府要投资的话，可能在短期两三年里投一百亿，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事情又需要做，可以把一次性的投资变成今后20年、30年、50年，每年的采购费，运行费，就像租赁一样的。本来是政府自己投资买设备，搞一个工厂，现在是工厂设备都是企业投资的，政府然后租赁，租赁是变成生产运行的流动资金的概念，而不是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的概念，那么这个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涨越大。经过十年二十年发展，现在付不起的钱如果每年采购费率越往后比例越低就越轻松，所以这也是一种办法，叫采购。最近大家看到不要到处使用各种采购概念搞PPP，也在批评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讲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严格的分类。
第四种，一个项目是个巨大的投资，哪怕十年二十年如果用采购的办法来解决，照样会使得每年政府开支会变成巨大的负担，必须脱离政府日常采购的概念来平衡，但是收费价格也平衡不了，企业出不了这个钱，那就用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跟企业交换。比如香港地铁，修了200多公里，花了3000亿港币，他怎么还，200多公里有80个车站，这80个车站，每个车站搞加盖物业20万平方米，80个车站就有1600万平方米的加盖物业，就相当于楼面地价1600万平方米的土地，香港土地1平方米2万港币，那就是3千多亿，所以政府给企业加盖物业批了规划，上面的土地等于送给你了，这就做了个平衡。各个地方都一样，因为地铁是1公里就要投7到8个亿，修100公里就是七八百亿，不管上海、北京还是南通，都一样。重庆应该说起步晚，到2006年、2007年才建了16公里，从那时候开始每年建40公里，现在已经到了竣工200多公里，正在建的也有200多公里，到2020年会到4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十年每年建40公里，这400公里就需要两三千亿，说穿了就是三千亿的钱，政府采购每年付300亿，谁付的起，这个必须资源配置。如果政府没有资源配置，跟老板说你帮我出三千亿，然后以后过几年让政府回购，
谁签这个合同，就是把现在的债权形股实债骗人，政府背了巨大的债务。
但是又是过了几年真让你买回来你也是赖帐，还不了，变成巨大的投资，那么除非你把地铁修的慢一点，别修400公里，修40公里等等，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就是第四种平衡，题内损失题外补，一个资源平衡。
第五种，
总有一种政府的开发项目，效益会很好，但是既然有效益政府为什么自己不干，投资公司都可以干，是的，有效益的项目，政府如果自己的投资平台直接干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政府资金真的短缺，这个有效益项目让市场招商也可以搞PPP，但不要搞，绝不能利益输送，所以对这种项目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上限。这种项目需要一百亿让企业来投资，给固定的回报，这个回报，利息就是你这个投资本息回报不能超过7%，因为所有PPP项目，一不能让投资者赔钱，因为人家是市场化的企业，二不能让他有暴利，因为这是PPP，是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应该获得暴利，想获得暴利的别来搞PPP。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长期的、投资回报的利息是均衡的，不能太高的，那么你守住这个概念，跟他签一个这样的合同，他把项目投资了，多少年怎么还，这样政府拿到了这个资源，被开发好的资源，政府再去干别的事，因为这个资源的效益是比较高的，这就是第五种。
我们有时候对PPP是用不着去分学校类的PPP，基础设施的PPP，市政建设的PPP、公共服务的PPP，这种分类毫无意义。
最重要的是动财经的脑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应该有会计师、精算师、财务人员算出，这个PPP项目是怎么投入产出平衡的，
是市场化价格改革就能收费平衡的，还是要用资源交换才能平衡的，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把这个讲清了，实际上就是分这五类，然后进行签合同。
同时还要注意五个防范，就是“五个不”。
第一，PPP的过程中，不能搞抽屉协议、形股实债。
名义上是股，实际上跟你签了个抽屉协议，三年、五年，政府连本带息回购，就等于是个债务项目。这个债务比政府跟银行借债的利息肯定要高，银行利息如果是5%，他这个利息肯定7%再加管理费，就变成9%-10%。现在的政府信用很好，银行也借得到钱，为什么要借你的9%-10%或者12%？所以，形股实债、抽屉协议必须杜绝。
第二，对于PPP的项目价格，一个城市要同一个标准，这里边政府要调控。
比如重庆有4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是自己在搞PPP。同样的高速公路或者自来水、污水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这个地方的项目是50亿，那个地方的项目变70亿，尽管好像是老板出的钱，PPP，但最终这个价格如果过高、出问题，可能就会不合理。所以同类型的、性质相同的项目，发改委应该有一个基本平衡，差不多的标的。
第三，PPP的项目要防止营私舞弊，比中纪委说的八种类型招投标，更容易营私舞弊。
因为一般的PPP项目等于是五种招投标放在一起。比如工程施工的招投标，投融资的招投标，如果有土地补偿，那就等于土地批租的招投标，它是一个巨大的项目，一个项目可能100亿，里边夹杂着土地批租问题，银行贷款融资的问题，项目管理的问题，价格确定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时候，PPP的这种项目的确不能让一个部门、一个人单独管。实际上，应该每个大项目，相当于有个联合平衡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搞工程的建委，还有土地局，或者还有国资委的一些投资集团，大家坐在一起对某个特定的PPP开几次会定下来，这就是个公平的过程。这个招投标不像一般的房地产招投标拍卖，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PPP可能有两三个大企业都想来竞争，有招标、竞标的问题，总之要有个协调委员会。因为这个项目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十亿、一百亿，所以对一个项目搞一个协调，这个协调委员会今天协调这个项目，明天协调那个项目，总之要有专门协调，再到政府常务会上过一过。
第四，PPP的项目要防止投资方乱涨价、乱收费，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
因为PPP里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私人，一个就是公众。如果政府不要出钱，私人投资者又想赚钱，把收费价格往上提，最后是公众、老百姓来出钱。这种情况政府要管治，代表公众要进行平衡，不能侵犯公众利益。
第五，PPP的项目是个基础设施，一弄就是几十年，万一地震、滑坡等各种原因损害了，如果是政府自己搞的，损害了以后政府继续掏钱把它修复。如果是私人老板干的，你如果说出毛病了，让私人老板自己赔，这不行，因为这是公共项目，对PPP要一视同仁。这个也很重要。
我讲的这“五个不”代表了各个方面的公平，只要做到这两个五方面，“五个平衡”和“五个不”， PPP一定是健康规范的，这就是个投融资，这是一个方面。
七、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问题。
政府每年总有拨款来支持产业发展。整个中国政府一年17万亿，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帮企业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各种补助，一年有1万多亿。中央政府一年收7万亿，自己开支直接使用的军费、外交领域的费用2万多亿，有4万多亿、近5万亿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各个省的。这里边有民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转移，中央政府转给地方的，鼓励经济发展方面的钱也有六七千亿，包括科研开发或者各种经济投入，地方政府也补一块，加起来有1万亿。
像重庆一年这种补助给社会企业的，一年差不多一百亿。这一笔钱到了政府委办局手里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这个钱批出去以后三年五年到底什么效果看不见的，出去了就出去了。第二种，有的委办局拿了这个钱，该出100亿，结果今年只批了70亿，钱就挤压着，几年下来挤压个100亿出来也是有的。第三种，就是权钱交易、灰色交易、腐败干部，这也是可能的。第四种，政府的职能异化，碎片化地整天管项目、批项目，权力的象征，这其实是把政府服务变成了一种审批机制。所以把这一部分的钱转出来，先转一半，以后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成为引导基金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这边有100亿，我先转40亿出来，让政府的行政审批本来每年开支100亿，现在只开支60亿，40亿出来了。过两年60亿转出来，这个钱出来以后，除了把刚才说的四种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产生一个放大功能。因为既然叫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的钱在私募基金里占20%到25%，可以1比3、1比4地放大。这样的话，如果你拿了40亿，人家拿了3个40亿，就是120亿，加在一起就是160亿，这样就形成了160亿的私募基金。有GP团队专门管的，他像啄木鸟一样，会优化配置。如果是医疗的基金，那么就在医药产业里。如果是电子的基金，就在电子产业里。如果是在农业的基金，那么农业产业里也都会找项目、找投报。这个钱出去了以后，一般私募基金三年、五年要把本钱回收，要赚一个钱出来，总归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政府的钱在里边，你有回报，我有回报。如果你赔光了，私人的钱、企业的钱把60亿都赔掉了，那我的20亿、30亿一起赔掉就赔掉，这也不是谁的责任，因为这里边有概率，项目不可能个个赢，但也不会个个输。总的基金的回报率一般在10%以上。五六年、六七年能翻一番回来。回来以后政府的钱可以滚动，政府每年有40亿或者50亿进去，然后五年以后，你前面出的40亿、50亿回来了，变成两个四五十亿。不断地这么滚动，要不了多少年，可能你的资金积累，变成了几百亿，带动着社会资金，可能会上千亿。这是个重要的机制改革，是国务院十八大以后很重大的一个改革，这项改革三中全会的措施里是有的。
大家注意最近报纸、国家文件，都对这个引导基金有一些批评，就说这两年引导基金推下来乱象出现。比如说政府不是作为引导基金，而是拿了国家的钱又开始办公司。
你有几十亿出来，就变成十个八个企业，每个企业就是一批处长、科长出来，还有些是局长，出来就变成了这个基金的经理。
然后由他再审批，那就是化公为私，又变成了政府的官办企业，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几百个干部在管这些事。这是一个要批评的事。
引导基金用不着政府管，政府就在这里边弄几个会计师看财务
，项目往哪边走，一年审一次，应该是招社会的基金公司来管，这是一个概念。
基金团队来了以后，他跟你是1比3、1比4、1比5放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团队能来做你的资金管理者，是因为他带了20亿，来要了你的5亿。不能是你的钱给他，他市场上去跟银行借了15亿放在里边，变成了一个合资公司、股份公司，这不行，这就是名股实债。所以GP团队找市场上的LP，股权投资者是货真价实的，政府的钱是放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私募基金里边入伙。你连这个都不选择好，说明你招投标里出毛病了，这也是一种问题。
投资的项目，怎么确定？怎么清退？怎么退出？大家因为不大熟悉这个，搞到后来就变成政府官办搞一批公司。所以
财政部和发改委最近批评一些私募基金、引导基金的事情，主要是在批这个
。但是从工作方向上，这是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表现，有助于反腐败，有助于转变财政和政府资金使用的职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投资基金更市场化地优化配置，有助于使财政资金投资三年、五年有回报，看得见、摸得着，有助于把政府的资金杠杆化，1比2、1比3、1比4，这就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件事也是应该把握好的，有关委办之间要把这个事情平衡好。
八、关于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问题。
我们各个省、各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投融资的平台公司，这个平台公司大家注意。
平台公司的资本金怎么注入？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规范
，不能一毛不拔，不给平台公司钱，他就变成了负债公司，负债多了就是政府的债务。所以你不能掩耳盗铃，不给他钱，又说这是市场化企业，然后政府和他无关，那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大体上，政府对这样的，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起着至关重要的平台公司，第一个方面，
政府不能搞得太多
，一般一个直辖市的地方搞一个到三个就够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或者单列市，搞一两个就够了。到了地市级的城市，一般只要搞一个，这一个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就够了，不要多。到了区县一级也许也需要，但
一个地方就搞一个，千万别搞多，搞多了泥沙俱下
，最后一片糊涂账，就搞一个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资本金来源，除了财政一次性的开办费也好，什么也好，拨一个款以外，给他了土地、实物资产、资源划拨一块，还有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金注入一块等等。在重庆，我以前是叫五个注入，税费注入一块，土地资本注入一块，财政经费注入一块，国有资产，其他闲置的资产或有效的资产注入一块，等等。
第三个方面，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平台的信用，
因为它是你的投融资平台，跟银行、大公司在一起要借钱，要有信用。
信用主要是讲“三个不”。
平台公司
不为任何企业做担
保
，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为政府的基础设施、重大投资去融资，不可以为其他国有企业或者要破产的企业做担保，一担保，功能异化，马上就一起捆绑，所以平台公司绝不为别的公司做担保。平台公司里有些是政府补助性的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可以拿这个资金去跟融资平台中的信用做担保，一到里边，账要分开。
平台公司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负债率控制在50%以内，
也就是说，平台公司是要融资的，所以你叫他20%-30%的负债率也没有道理，但是绝对不要让平台公司有70%-80%的负债，就是在50%-60%以内的范围，始终让他有弹性。
第四个方面，平台公司的现金流。
可能他投资的项目时间长，现金流一下子回不来，政府始终要维护平台公司的现金流、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有的是长期债券，有的是两三年的债券，有的是短期贷款，也就是他的现金流回款要平衡，绝不能让现金流断裂，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资产的负债率。再有就是融资担保方面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都是讲政府平台的信用要维护，维护他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可以融资，关键时候出手就可以解决一些事。另外，平台公司承担政府基础设施的一些重要项目，一旦中央政府有置换债，平台公司借的钱里边如果有信托的钱，有利息较高的钱，7%-8%的贷款利息，或者9%-10%的信托利息，
有置换债第一时间先把它置换了
。这不是营私舞弊，平台公司就是国家利益，就是你这个地方政府的利益，首先要把这个置换掉。中央政府的置换债一般是3%-4%的利息，另外有企业的，叫发展的贷款，专项的项目贷，这个项目贷是2%左右的利息，10年期。所以你借他100亿，比正常的银行贷款降低了3到4个点，100亿就是三到四亿，10年可是三四十亿成本的下降，所以这种平台公司就是承载国家优惠政策的第一载体，理直气壮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为全民、全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业，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平台是要维护的。但
平台不要搞乱，不要搞多，搞到多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安排干部的场所
，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边拿高工资，事情都不干，债务一大堆，互相担保，搞到后来就乱掉了。这些事都要防范。
九、关于政府土地储备平衡资金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土地，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的，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我们国家跟世界各国私有化是不同的，土地的确有价值，还有一个区别，因为城市在发展，从原始积累中，大量城市的土地是处在基础设施还未开发的阶段生成的。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先搞基础设施土地才会升值。一个城市一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至少投入15个亿，如果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投入到地底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任何楼堂馆所，桥梁隧道或下水道，各种各样的，1500亿。还没发展起来，财政又没那么多钱，当然要负债。这个负债靠什么平衡？如果靠税收平衡，50年后城市发展了再平衡，那你的债务就有危机了，所以土地财政就是当下各地政府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唯利是图地把地价越炒越高，以为炒高了地价城市发展就有钱了，那是短视的。地价要平稳，地价低房价才会低。大体上，房价走势的确应该根据GDP的增长率，老百姓收入的增长率。只要GDP翻一番，老百姓收入翻一番，地价每亩地的价格也翻一番，这是合理的。十年前如果用七到八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同步地增长，十年后还是七到八年，哪怕房价翻了一番，地价翻了一番，但你的收入也翻了一番。这个意思是，土地财政是要控制稳定合理的地价。但是在合理稳定地价的前提下，土地每五年、每十年的确地价会翻一番，如果你控制得不好，可能三年、五年就翻一番，甚至翻两番，地王现象不断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手中的确要储备一些地。比如南通，现在城市就是处在两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区，我讲的不算农村，也不算郊区县城，就讲核心城市。如果以后是一个五百万人的城市，就有五百多平方公里。未来的十几年，要发展的这两百平方公里，现在是农田，可能以后你把它征了，这就可以作为土地储备，要储备起来。如果你明年要用的地今年征，然后明年征的地后年就用，这不叫土地储备，这叫及时套现，及时征、及时用。土地储备总是为三五年、十几年以后要用的地进行的储备。
土地储备的基本原理有这么几条。第一，一步到位，把十年甚至二十年可能要用的地储备了。储备有三种，一种是征地动迁到手的地；第二种是征地动迁，并且把七通一平搞好，随时可以开卖的地；第三种，既不七通一平，也不征地动迁，但我对这个地方的规划进行冻结，红线冻结、建筑冻结，也就是说，今后几年要用的地，不能再不断地有零星的户口、企业、建筑，这也是一种叫规划性的红线冻结，就是一下子把今后要用的两百平方公里，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地冻结一百平方公里，政府规划可以做这个事，这就叫做一次冻结，一次性的、长远的储备。还要分批使用，不能这任市长一储备，三年里就把储备的用掉了、卖掉了。一般储备的地，长远一点要有20年的眼光。就是你储备了一万亩地，每年就是用5%，每年用200亩地或者500亩地，反正就是百分之几，20年来用，叫做一步到位、分期使用。
第二，储备的地不是全部用来唯利是图，搞商品房批租的。政府储备的地大体上50%用于政府在今后若干年要搞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也就是政府自己要用的地，这个地应该是低成本的，拿你自己储备地来用。但你也不能把储备地全部用于公共服务，也就是一半用于公共服务，还有一半大体上用在商品房、写字楼、土地批租，中央商务区、住宅区的批租，也就是市场化的批租。
第三，储备的地要征地动迁，要七通一平，要生地变成熟地以后才能卖。最怕的是，政府画了一个圈，然后征地也没征，包括有些危旧房的所在地，政府没钱，既不征地也不改造，也不拆迁，然后就跟老板说，你出钱，你去征地，你去改造，然后大家算账。实际上是算不出的，这种账算到最后要么就是贪污腐败、灰色交易，要么就是让老板吃亏，把这个老板害死，钉子户都在里边，最后成本巨大地提高，老板十年动不了，资金压在里边，最后铩羽而归。更多的是老板跟政府熟人勾结，结果动迁的时候就违反了政策，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合理的做法，一定是储备地上，政府把土地的一级开发，也就是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搞好。搞好的这批钱从哪里来？储备地是可以抵押的，以前跟银行抵押可以拿贷款，现在也可以发土地储备债券，中央专门开了这个口。这个钱大家记住，土地储备的贷款或者债券只能用来生地变熟地，把储备地变成可开发的使用地的用途。不能把土地储备的钱去搞城市发展，去搞财政的各种投资，结果储备地本身一分钱没进去，也没开发，一直也无法卖，那就变成了庞氏骗局。你这1万亩的储备地去贷了20个亿，等到要还的时候，又去拿2万亩，再去贷40亿、50亿，新账还老账，这个就变庞氏骗局了。所以储备地的公司，寄托着政府的庞大信用和资源，他第一波的信用是拿来融资，拿来开发土地的，搞一级开发的，然后一级土地开发了以后，土地局去批租土地。
土地批租了以后，一级开发可能花掉了100亿，但这100亿产生的土地批租，你可能卖了300亿。300亿里边，100亿还老板，200亿拿来就是财政收入，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拨款投资。所以它有两个循环，一个循环是土地储备地的一级开发。另一个循环是产生的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财政性资金补充。
第四，储备地可能有10万亩、20万亩，对应的一个资金量，可能增收500亿。不能像一个大锅子，里边放着500亿，让储备公司对应着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最后一批糊涂账对着一批糊涂账，也不可以的。你的储备地大体上，这里边的10万亩，这5000亩对着一批200公里、100公里的地铁项目，那3000亩对应了或者什么大桥，像你们的沪通大桥150亿，这150亿，如果你们要出100亿，或者出多少，应该多少亩地跟它对应。包括PPP的时候，这个PPP公司如果需要资源配置，这个土地的2000亩配给这个PPP。也就是说，一个大口袋里分了很多小口袋，小口袋基本上都要有责任制。当然，这里边出现的多了少了，只要财务是公开的、公平的，没有人营私舞弊的，调整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不叫国有资本流失或财政的失误，但口袋管理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土地储备很重要。我2001年到重庆，2002年就认为，当时的重庆是300多万人、400万人不到，300平方公里，我就认为重庆以后应该是个1000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是讲8万平方公里的1000万人，而是讲中心城市就该有1000多万人、1000平方公里。至于万州涪陵都属于城市群里的其他城市。这就多了有700平方公里。700平方公里不能全部去储备，区县的其他地方都不能活了，至少划一半，就是350平方公里，那就是50万亩地。50万亩地每年就使用5%，2万多亩，十几年下来用掉了30万亩，还有20万亩。这30万亩，重庆这些年各种平台公司搞基础设施重建，政府花掉了一万几千亿。重庆政府是不是债务平台很重？我们的高速公路一公里都要1亿多，因为每100公里高速路，其中60到70公里不是架桥就是打洞，像造那个70公里的桥梁和隧道，这个成本就比上海、江苏的成本都要高。我们各种投资公司，基础设施花掉1万多亿，但现在财政部和省级记账的政府债务余额重庆是3000亿，那就差不多有1万亿平衡掉了。1万亿平衡掉，就是我们那近30万亩的地，有十几万亩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划拨用掉的，真正市场化的商品房就是15万亩，一亩地总有六七百万的基本利润，那十几万亩，差不多就是九千亿、一万亿平衡掉，这就是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就是高额负债。反过来，在施工过程中有个高额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就是每年上千亿在里边转。因为你这个平台有土地储备，有信用。没信用，你这个储备就变成了政府债务，就是一个赖账的系统，坏账的系统。所以这方面，重庆政府的债务率，也就是财政收入的总账，分子是债务的余额，区县加市级政府的全部债务余额，我们是70%，总的来说安全，财政部要求是在100%以内。所以这个储备绝对起着关键作用。
储备还有一个作用，因为你有储备在手，可以控制地价。土地供应是房价的杀手锏，土地如果楼面地价一万，房价一定两万、三万。所以一般来说，政府不推高地价，但地价明明该五千，政府却卖成三千，那你搞利益输送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政府行为是跟着市场走，市场到多少，政府的地价到多少，但政府绝不推高地价。有土地储备以后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一般来说，
如果现在的房价是在两万块，那么楼面地价应该是房价的三分之一
，就是六千六
。那你在拍卖土地的时候，如果土地供应少了，房产商要的多了，你看着地价到了八千、九千、一万，你有储备地在手里，你再放几块地同时推，那价格一定就下来了。如果你明明有地，可以推五百亩，你只放三百亩，那你就是希望地价往上走，地王现象出来。
看起来一时收入高了，但收入高了以后老百姓不愉快，企业成本也会高，最后把投资环境破坏了
，长远的经济就上不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重庆现在的房价合理，基本上六七年、七八年买套房。重庆老百姓的收入并不算高，但
最近的七八年，重庆商业零售始终是全国增长率第一。
商业零售，吃喝拉撒，所有的即期消费，也不是全中国的人都跑到重庆来旅游，但商业零售总是比较高。我就认为，
他们房地产上的负债比较低，所以就有更多的一些钱即期消费
，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是讲土地储备在平衡地价上也是可以调控的一个杀手锏。最怕的是，政府手中根本没土地，土地都储备在房地产商手里。
他五年、十年不开发，政府也不去把土地给收回，最后房价炒高了，地价炒高了，他把土地一转让，拖着绳子就走。
比如说万达，他在全国搞文化娱乐，大家认为，他搞房地产，纯粹地按市场价格走，拍卖，一搞文化娱乐，大家会用文化娱乐的思想来给土地，房地产的土地如果本来一千万一亩，可能文化娱乐的项目就变一百万一亩，还给他很多的地。他拿下来以后，真的要开发都是几百万的，也是要花很大本钱的，他最近突然想着要清资产，就把几十个文化项目卖掉，这些文化项目都是市中心比较热闹的，各个地方给他的几百亩的文化项目土地。从这个价值来说，六百多亿的几十个项目，算土地账肯定划得来。所以孙宏斌买它也不差、也不赔、也不傻。但万达这么一卖掉以后，本来文化项目占了这些地，至少再拿2000亿投，现在他不投了，要投孙宏斌去投，他就来进行管理，就变成了轻资产。现在一个几千亿的公司，国内几乎没多少资本、没多少资产了，就变成输出管理了，真正几千亿的资本都在国外。
从这个意义上，关于土地储备，让一个公司储备几十、几百、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合理不合理？政府是可以这么储的，但
政府绝不要卖一个城市的地，让几个房产商储备掉。
这是关于政府自身投融资的几件事，把这些事做好了，基本上状况就会比较好。
十、关于政府孵化器平台平衡资金的问题。
怎么让孵化器平台的土地资源、房产资源有效地变成税收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不是政府要出钱，而是政府要制定一个好的办法，同样能够化呆资、呆账变成有效收入、有效成果。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从无到有，就是发明了某个专利，原理性的发明是零到一，把这个发明了的原理专利形成产业化的平台，是一到一百，把这个一百变成一百万，那是个工厂生产线的问题。这三个是不同的事情。
零到一的发明创造绝不要到政府办的孵化器里，别以为搞一些楼堂馆所、孵化器就能发明创造，专家学者就该在实验室，该在大学系里边，该在研究所里边，他的生存环境就是专门用来搞发明的。然后政府要给他资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或者财政性的补助，研发的投入，你就给他们。
零到一出来了以后，这些科研人员没有能力产业化。人的脑子，能发明的人，他发明的细胞活跃，市场化的情商往往是呆头呆脑的。这个时候，孵化器里的一批公司，基本上是不搞发明的人。硅谷最重要的机理，他的所有孵化器里的企业，95%以上都是自己没有发明专利，但他把美国的大学，不管是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或者麻省理工，那里边的教授、专家、学者发明的，比如说一万个单子，他拿过来，他们自己去招标，自己签合同。拿了人家的专利，到你的平台里就可以动脑筋来搞一些生产线，搞一些转化的机理。一旦成功，这个专利的好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是投资者的，三分之一是学校发明者的，三分之一是转化者的，也就是说，一到一百转化的平台是在孵化器里。然后转化的人搞出名堂来了，上市公司收购，或者自己去上市，或者私募基金有比较大的资金投入，这个时候就到开发区里边去，就是一百到一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