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已于本月23日作出二审判决，认定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特别是二审判决中指出
“且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于欢之母的严重过错等情节，对于于欢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这一考之于情，依之于法的判决得到了社会公众和法律职业群体的肯定。因辱母而犯罪，如果“于欢”在德主刑辅的中国古代犯案，可能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不会吧？！杀人不但不判刑，反而还要升官？乍一听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但却是发生在东汉时期有证可寻的真实案例。根据
《鄞县通志》
记载，
东汉时期有一个孝子董黯
，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十分孝顺。他们有一个邻居叫王寄，秉性顽劣，富而不孝顺。
（图片来自网络）
一次董黯的母亲与王寄的母亲闲聊时夸奖董黯非常孝顺，王寄的母亲感慨万千，斥责王寄不孝。
王寄于是对董黯的母亲怀恨在心，趁董黯离家外出时
，对董黯母亲辱骂殴打，致使其忧愤患病，不久便离世
。
董黯气愤难当，
但顾念王寄是独子
，
一直等到其母亲去世后，
才
将王寄杀死，然后投案自首
。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数字图书馆-古代案例库）
汉和帝在审理这件案子时，被董黯的孝心所感动，
不但
没有追究董黯“因母亲受辱而杀人”的罪责，还封他做官
。但董黯并不想做官，婉拒了汉和帝的好意，回到老家继续种田。
根据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三·列女》
记载，唐朝贞观年间，绛州
有一名
女子叫
卫无忌
，在她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被同乡人卫长则杀害。后来终于等来了机会，她在一次宴会上
用砖头击杀了卫长则，然后主动请罪
。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数字图书馆-古代案例库）
这个案件由当时的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审理，后来传到唐太宗李世民耳中，唐太宗了解案件详情后，不但
免了卫无忌的罪，还嘉奖了她的孝烈
，给田宅嫁妆，并且命令当地官员给她找门好亲事，风光送嫁。
根据《齐东野语》记载，南宋时期绍兴地区有一个状元名叫王公衮，
他的母亲去世后，
坟墓突然被人盗掘，遗骸被乱丢于荒野
。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数字图书馆-古代案例库）
按照《宋刑统》，掘墓人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死罪。但衙门迟迟破不了案，王公衮于是亲自抓捕到盗墓贼并送交官府，然而绍兴府的法庭却轻判了盗墓贼。王公衮不胜悲愤，灌醉守卒后，借机
杀死了盗墓贼，然后投案自首
。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数字图书馆-古代案例库）
宋高宗下诏让中书舍人张孝祥等人议法，张孝祥认为，王公衮应判无罪，并依法追究绍兴府法院司法官员“故纵失刑”的法律责任。最后宋高宗作出判决：
王公衮不负刑事责任，降官一级
，“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
在民国时期，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为父复仇者”案——
施剑翘
刺杀
孙传芳案
。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数字图书馆中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
原来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在直奉战争中兵败被俘，
虽然很多人求情不要杀俘虏，
但孙传芳仍执意杀施从滨，不仅将其斩首示众，首级悬挂蚌埠车站，而且暴尸三天三夜，不准施家收尸。
当时才20岁的施剑翘悲愤万分，发誓要为父报仇。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数字图书馆中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
终于在
10年后，她找到了机会，
在天津居士林佛堂亲手将孙传芳
刺杀
，为父报仇，然后就去自首。
施剑翘
在法庭上
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感动了法官和在场的旁听者。
1936年2月，
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后判其有期徒刑7年，11个月后，又遇特赦。
但施剑翘最后选择了出世修行。
从史档中寻案，可见古代对辱母报复行为的褒扬多少有
封建时代倚重社会伦理而轻略法治的统治需求
。虽然时代变迁，但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法律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变化。此次“于欢案”的二审判决正是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让无情的法律传递出人情的温暖，必将成为中国法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