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废墟探险，找到了那种欲罢不能的热爱

总有一瞬

只属于我

俄罗斯贝加尔湖的奥尔洪岛（2014）

零下30多度的夜里，日光下浪漫壮丽的贝加尔湖改变了温柔的容颜，变得异常残暴：寒风凛冽、山崖嶙峋、冰雪漫漫无际。黑暗中在废弃鱼市场的拍摄犹如梦游，身体与意识不断下坠，想要与这茫茫自然合二为一的欲望愈发强烈，幸而寒冷带来的疼痛感不断提醒着我，身体依旧存在。

很多人都说这些图片不是真的。

比如其中一幅：繁星银河之下，6月的瓦迪拉姆沙漠褪去烈日下的燥热，在夜晚显得格外温柔壮阔，一个短发女生站在一座天然岩桥下，手中红色的灯光衬出她的剪影，耀眼得像黑夜里的小太阳，点亮了奇形怪状的岩石桥壁，和站在桥上另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约旦月亮谷瓦迪拉姆沙漠的Umm Fruth岩石桥 （2014）

在约旦最酷热的6月进入南部的月亮谷瓦迪拉姆沙漠，下午骑了2小时骆驼，身心都热得脱水枯竭。行前多番打探夜间进入的方式未果，终于在当地两个贝都因人的帮助下从后山骑驴潜入，夜晚的沙漠格外温柔，贝都因小伙儿拿着我的各种光绘工具在沙漠里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一幅，像只水汪汪的大眼睛，褐色的瞳孔中，一个小小的人，正在挥动金黄色的翅膀。

在中国以高级趣味为标签的知识问答社区知乎里，对这些照片的评论形成两极。一极赞叹：好漂亮！另一极则鄙夷：什么嘛！是PS的吧！

拍摄者并不在意地回答：“我不需要别人的评判，也不在意这些评判，拍照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

她叫杨潇。躲在这些神秘、阴暗、变幻莫测得透露着某种不安情绪的照片后面，摄影者是个外形娇小、皮肤白暂的北京姑娘。她自称是“只有1米59的哈比人”，黑色短发，圆黑的眼睛晶莹闪亮。

但只要一开口，就没人会怀疑，她确实是拍摄者。她有着80后少见的鲜明个性，甚至有些冷酷。比如，她始终拒绝接受采访，理由是“我个人没有获得更多曝光或获取更多关注的诉求”；她用低沉的烟嗓说自己是个“极端的人”，喜欢黑色，便会从头到脚都裹上黑色。

促使她打开这段“废墟”生活的，只是一个偶然。

保加利亚冰峰纪念碑（2012）

夜空微亮，星轨化为年轮，风雨欲来中，一个巨大的“飞碟”喷发出幽暗的红光，它的底部却透出火焰一样的蓝色光芒，照亮了入口两侧凸出的保加利亚文字。右侧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们，团结起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Georgi Kirkov创作的《工人之歌》）；左侧则来自着名的《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2012年，杨潇在网上看到了一位英国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纪念碑冬日照片：白雪覆盖着大地，空旷的孤山上矗立着一座巨型“飞碟”，建筑入口上方，被人用红色喷涂颜料涂上“forget your past”（忘记过去），后来又被人改成“don't forget your past”（不要忘记过去）的涂鸦。对于这座纪念碑，老一辈既爱又恨，年轻一代却毫无感觉，在这个建筑上，或许承载着一万种可以投射的政治意义、历史沉淀、感情与解读……

那时，杨潇对摄影一窍不通，对“废墟探险”也一无所知，她满心想的就是“要去看看那个建筑”，因为“太震憾了”。

当年10月，杨潇就飞赴保加利亚，实现了愿望。“飞碟”坐落在海拔1441米的孤山山顶，四野荒芜，纪念碑像是从天而降，又仿佛从地下兀自挺出。

“我当时觉得内心有个小鞭子在猛烈地抽动，肾上腺素不断向上涌。”时至今日，她仍记得当初的感觉，“那，就是激动。”

她渴望将这种感受永恒地保留下来。她决定拍一张属于自己的“飞碟照”。

这不是个容易实现的愿望，杨潇为此共去了6次冰峰纪念碑。夏末秋初，雾浓得化不开，走到近前，借助闪电的光才能看到头顶矗立着一个“黑色巨人”；但这个雄性的建筑在风雪的衬托下，却显示出不一般的温柔。

后来，杨潇才知道，冰峰纪念碑是全世界城市探险者的顶级朝圣地。“这个起点对我来说太高了。第一下就感到这么强烈的震撼，导致我对这件事疯狂地上瘾。”

废墟探险，也叫城市探险，指探索或潜入城市中那些隐秘的角落——废弃的工厂、医院、地下空间、地铁隧道或战争遗迹等被人类遗弃的建筑，寻找遗迹，同时留下自己的印迹。

城市探险的历史远比想象的久。法国人菲力拜·阿斯贝（Philibert Aspairt）被奉为最早的城市探险者，1793年，巴黎贝尔西医院的门卫菲力拜举着一只蜡烛走进地下人骨墓穴，他想通过隧道悄悄潜入一座修道院的酒窖偷酒喝，结果因为准备不足，蜡烛燃尽后，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里被活活饿死，这是关于“地下墓穴”最早的死亡记录。11年后，他的尸骨在离出口几米远的地方被找到，并被葬于发现地。菲力拜因此被称为最早的“巴黎地下矿洞非法探险者”（Cataphile），他的墓碑被后世爱好者所瞻仰。

世界最大的城市探险网站UER这样解释人们热衷于城市探险的原因：“城市探险是一群人的爱好，它可以是一种运动，去你从来没想过会去的地方；它也可以是一种艺术，探寻一个充满未知和惊喜的领域，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少年时代共通的、永恒的好奇心。”

但对于杨潇来说，好奇与冒险都不是让她激动的原因。她感兴趣的理由只有一个：那些建筑本身。

“飞碟”的正式名字，叫冰封纪念碑，于1981年8月建成，是东欧社会主义“建筑竞赛”的产物，也是为纪念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化的第四座纪念碑。这些纪念碑都选址保加利亚人为独立而发生战争的山峰上，冰封纪念碑所在的Buzludzha山峰，在1868年曾发生过保加利亚秘密革命军反抗奥斯曼人侵略统治的战斗，在近代保加利亚历史中代表着“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主义”。

Buzludzha山山风强劲，设计师为参观者设计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来躲避强风，成为了后来的“飞碟”。“飞碟”内部的墙壁贴满玻璃马赛克，讲述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历史，纪念碑内部中心的“庄严大厅”的圆顶，镶嵌着50平方米大的锤子镰刀圆形徽章，外围环绕着《共产党宣言》那句着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飞碟”外部矗立着星形塔，塔身镶嵌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以体现“纯洁、威严”的纪念之义。然而这座耗去6000名工人历时7年建筑的纪念碑，没有使用几年，便因安全问题被荒废。随后世事变迁，它被孤单单地遗落在这座象征自由和英雄主义的山峰顶上，成了一个无法挥去的梦。

杨潇的梦却由此开启了。此后，杨潇保持每年三到六次的境外废墟摄影频率，她的多半收入，都贡献给了这个另类的爱好。

因去冰峰纪念碑结识的英国小伙子Mark，也成了杨潇历次探险的同伴，有时这个小团队还会再增加一两位同伴。他们去过格鲁吉亚的先锋宫殿、英国谢菲尔德的地下河、比利时的地下公交隧道和废弃的冷却塔……在杨潇的照片中，这些已被人类遗弃、遗忘的建筑，呈现出的，是一种孤独的灿烂。与纯粹的以拍摄建筑的废墟摄影不同，杨潇的照片中，都有一个小小的人，或挥舞双手，或静静贮立。许多人问为什么。她一副不思可议的表情回答：“因为那就是我啊！我想要证明是我拍了这些照片啊！”

最痛苦的拍摄经历，是2013年探访英国谢菲尔德的地下河Megatro。谢菲尔德这座城市得名于穿过该市的Sheaf河，河道于1860年改建为地下暗渠，以适应城市扩张和雨季防汛。Megatron（中文译为擎天柱）则是其中最为庞大的一段维多利亚风格（拱形排水隧道）的地下腔体暗渠。

然而刚下水5分钟，同伴Mark就在阴暗湿滑的水沟中滑了一跤，他在跌倒过程中本能地用左膝支撑，导致左膝受伤。Mark爬起来后，回酒店休息了差不多3个小时，再次出发时，暮色已经落下来了。

再次下水，两人都明白：必须成功。他们在没过小腿的地下河水中整整行走了11个小时，水温只有十几度，水位最高的地方没过了膝盖，他们默默负重前行，只有蝙蝠作伴。达到拱形地下河隧道桥洞后，杨潇和Mark发现所带灯具不够，于是将所有灯绑在一个灯架上作为点光源。阴暗的地下河环境难于判断曝光的时间，他们一次次试验，曝光时间从最初的15秒最终延迟为2分钟，然后分别对拱形墙壁、人像、水面等进行单独曝光，以便后期合成。

爬出地下河时，天已大亮，他们满身污垢，恍惚至极。

相比之下，2014年的比利时IM冷却塔（Cooling Tower IM）之行就温和得多：没被冻、没挂彩、没有高难度翻爬，只有部分淤青，而且，还放了烟花。

那一次，杨潇在比利时共探访了4座冷却塔，IM冷却塔是她眼中“最有趣”的：塔身是上窄下宽的双曲面结构，而塔的核心结构是一个八角形漏水层。这座冷却塔原隶属于一家燃煤发电站，建于1921年。然而，21世纪初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这家有近百年历史的发电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利时总排放量的十分之一，权衡再三，终于在2007年关闭了。

但其颇有特色的造型和结构成为废墟探险者的最爱。为了拍摄到角度端正的八角形，需要钻进塔底的中心，没有直接入口，杨潇从塔基处寻了个小洞，钻进去后，手脚并用地爬过十几米的泥泞小路，终于抵达蓄水池中心。从塔底仰望，八角形的漏水口刚好钳在顶端圆形出气口的中间。

四周探索后的结果是，除了一根拱面横梁是坚固的，可落脚之地都是烂泥。为了使照相机得到牢固支撑，杨潇决定将三脚架“骑”在横梁上，整个人也躺在横梁上取景。

完成了八角形的拍摄，杨潇又从冷却塔外面的铁梯爬上塔身。冷却塔内腔高约150米，直径近百米，顶部是一个正圆形腔口，以便热气释放。这次有位比利时摄影师同行，他喜欢在拍摄时使用烟花做道具，于是，他们在塔内放起了烟花，红彤彤一片，衬托得手电的蓝色冷光更加夺目。

杨潇最近一次废墟之行，是“乌克兰-基辅－切尔诺贝利”之行。

切尔诺贝利大爆炸已经过去四十一年了，但当时所可能辐射的地区仍处于禁止入内的状态。杨潇当然没有傻到要去禁区闯荡，她选择的是相对安全、已有人涉足过的地方：因大爆炸没来得及全面开放的普里皮亚季游乐园，被废弃的地堡，当年为推动火化政策而修建的基辅火葬场永别厅，以及基辅最深的地下排水系统。想象一下，爬下深33米的地下竖井，在平均高度不及1.6米的地下隧道中躬身前行，滚烫的热力系统在身边缠绕，在桑拿房里演杂技，也不过如此。

基辅火葬场永别厅（2016）

20世纪60年代末，当地政府提议建设基辅火葬场。为强调火葬场可以起到“帮助参与葬礼的人愈合心理创伤”的治疗作用，而非冰冷的工业焚化，艺术家Rybachuk 和 Melnichenko与建筑设计师 Miletskyj 合作，在基辅的纪念公园建设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永别厅，像一座巨大的超时空传送仪，将安息者送到另一个世界。

前苏联地堡（2016）

这是一座废弃的前苏联地堡，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但保存极为完好，实属罕见。地堡中物品繁多，办公桌上还陈列着各种宣传画、老照片、药品、避险手册、防毒面具等。

但杨潇显得更不同的是，她反复强调：“我并不是为了冒险，我的最终诉求就是最后的那张照片。”这次旅程，她拍下了普里皮亚季公园里停转的摩天轮，幼儿园里洒落一地儿童玩具和书本的育婴室，地堡中陈列着防毒面具、辐射检测仪和安全手册的办公桌，和黑夜中独自燃烧的“超时空传送仪”一样的永别厅。

杨潇：废墟探险与光绘摄影狂热玩家。

杨潇生于1984年，她的成长与中国日渐开放和富足几乎同步。得益于4岁开始学习绘画打下的基础，报考大学时杨潇选择了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互联网公司用户体验设计师，从微软到阿里巴巴，又到穷游网。她通过工作触摸生活，然而也对生活本身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厌倦。

不像人们猜测的那样，杨潇不是富家女，但生活也一帆风顺，她没为什么事操过心，也没什么强烈的焦虑。直到迷恋上废墟摄影再回望过去，她才明白，那种无法言说的厌倦的实质——“为什么有的人有那么强烈的爱？为什么有人会对一件事有那么浓厚的兴趣？”

废墟摄影成为她摆脱日常生活的动力。她把大部分收入投入其中，策划每年的拍摄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找到了那种欲罢不能的热爱感，仿佛开始了第二次青春期，是种无法伪装的激动和疯狂。”

法国诺曼底的大西洋壁垒（2016）

这些散落在海岸边的混凝土怪兽来自70多年前的二战，被称作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止盟军登陆欧洲大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纳粹在西线沿海建造了这个大型防御工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怪兽的含义都已发生不可阻挡的改变。每一个混凝土物体都有着各自的灵魂，以不同的姿态与人们互动。孩子们穿梭其间嬉戏玩闹，老兵们前来祭奠逝去的战友，而我望着潮水涌过，淹没了一切。

废墟、探险、摄影，仅是这几个词语的组合，便很容易被归为一种青年亚文化来描述，同时，也是有反叛特质的年轻人喜爱的标签。比如，1970年代，洛杉矶反主流文化团体“自杀俱乐部”就成为城市探险的最大热衷团体，他们在城市的公用隧道、旧医院里游走、举办派对。在他们的驱动下，城市探险一度在全美青年中风靡。

社会的城镇化程度也与城市探险的行为密切相关。中国直到21世纪后才出现了以城市探险为主题的青年社团。社会学者唐万欣认为，这是“城市文明无限扩张的后果之一”，代表着野外的概念“渐渐远去”，新一代城市青年已无法从自然存在的森林与郊外中，找到探索与冒险的乐趣。

亚美尼亚久姆里市的废弃喷泉（2015）

久姆里是亚美尼亚的第二大城市，苏联时期名为列宁纳坎，1988年此处发生了严重的斯皮塔克大地震，整个城市遭到了严重毁坏。城内的喷泉广场中有一座铁质大喷泉，地震后依然屹立至今。我们到达该处时，满月已升起，穿越重重云层，移动到了喷泉正上方。此刻我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月晕：月光透过卷层云折射下来，形成巨大的光环。喷泉也在月亮的照耀下，在地面上投射出花朵绽放般的阴影。

与此同时，废弃的教堂、工厂、医院、纪念碑、地下水系统……这些被迅速掩埋在现代文明下的旧日辉煌，成为青春冒险的替代品。以德国城市探险者的口号为例：那里“没有标记，没有束缚，没有挂着路线图的灯箱”。这分明是对原始野外环境的向往和复制。寻找的是废墟，但也是种面向远古的回归。

比利时东部列日市的废弃工厂区

HFB（Haute Fourneaux Ougrée）（2014）

同行的摄影师喜欢在照片中加入鬼魂的元素，因此在荒地上，用蓝光打出了这三个鬼魂的形象。

每个人都在这一过程中寻找着意义。杨潇最为钟爱的，是那些处在荒凉中的大而夸张的“钢筋混凝土疙瘩”本身。其中许多寄托了建造年代的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梦幻，却被眼下这个真正的“未来”所抛弃；它们曾有各自的光荣使命，却在喧嚣过后独自吞噬着后果；它们看起来已经死了，但当杨潇穿行其间，挥舞手中的手电筒，最后“咔嚓”一声按下快门，仿佛帮助这些濒死的巨兽找到了一丝呼吸，而它们，就在喘息间互相凝望。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永恒，”杨潇说，“因为那一刻，它只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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