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图特对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帝国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保马今日推送《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与《历史唯物主义》期刊编辑丹尼尔·图特关于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一书的讨论记录。福斯特作为被访谈者回答了图特关于梅萨罗斯、卢卡奇的非理性主义相关思想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当代的阶级斗争一系列问题。福斯特认为晚期帝国主义时期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兴起把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描绘成自然的、不可超越的，而卢卡奇则对非理性主义持批判态度，并认为要区分思想中有害的非理性倾向，这对于一些捍卫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左派具有警示意义。哲学与伦理上的思索和进路对于左翼知识分子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是其使命，而卢卡奇的思想可以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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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我和梅萨罗斯没有正式合作过，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我们也没有一起写过东西，尽管我应他的要求为他的一些书写过前言。我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去多伦多约克大学读研究生，部分原因是想与他共事，但那时他已搬回苏塞克斯大学。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多年来，我们通过《每月评论》进行了很多交流。从2000年到他2017年去世，我每隔一年都会去英国看望他，我们经常通信。查韦斯担任总统时，我们还曾一起随政府到委内瑞拉进行短期访问。我和《每月评论》的其他人一起承担了编辑和出版他的书籍、文章的大部分责任。他（和他的儿子、华威大学教授乔治）委托我编辑他最后一本未完成的著作《超越利维坦：国家批判》一书的手稿。该书的第一部分已于2022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以原名出版。我仍在编辑后半部分，将以《利维坦批判：对国家的思考》为书名出版。梅萨罗斯曾是卢卡奇的学术助理，并被选为《意识》（Ezmélet）杂志的编辑，该杂志由卢卡奇、作曲家佐尔坦·柯达伊（Zoltán Kodály）和裴多菲（Petőfi）圈子的其他人物共同创办，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卢卡奇指定梅萨罗斯为自己在美学研究所的继任者，并请他以哲学副教授的身份发表美学的开学演讲。然而，苏联入侵后，梅萨罗斯被迫举家逃离匈牙利。尽管如此，他们仍是一生的挚友。梅萨罗斯在《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超越资本》和其他著作中对卢卡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英文版

梅萨罗斯一直坚持认为《理性的毁灭》至关重要，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谈到过这本书，通常是在一些具体的背景下。在《意识形态的力量》一书中，梅萨罗斯尖锐地批评了阿多诺在1958年评论《当代理性的意义》时对卢卡奇的攻击，包括对《理性的毁灭》的攻击。梅萨罗斯指出，阿多诺在美军创办、中情局资助的期刊《月刊》（Der Monat）上发表了他对卢卡奇的批评（之后很快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由中情局资助的其他刊物上重新发表），而当时卢卡奇本人因在匈牙利革命中的作用仍在被软禁的状态中。

梅萨罗斯《意识形态的力量》英文版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妨看看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的后记（有时也称为跋），这本书曾让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感到愤怒，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1977年出版的《美学与政治》文集（收录了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恩斯特·布洛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卢卡奇的著作）的结论中，对卢卡奇的谴责再明确不过，反映了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立场。

《美学与政治》英文版

詹姆逊写道："即使是‘最顽固的卢卡奇辩护者’也不会‘否认’，在卢卡奇众多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理性的毁灭》中令人发指的后记是最不值得恢复名誉的’。为什么詹姆逊和其他许多人认为《理性的毁灭》后记无法平反？卢卡奇在朝鲜战争期间撰文认为，美帝国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其方式代表了与非理性主义制度的不完全决裂（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 在后记中，卢卡奇将詹姆斯·伯纳姆（美国冷战时期的主要知识分子，他试图将垄断资本主义合法化，将其视为管理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沃尔特·李普曼（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激烈批评者），以及当时正在恢复名誉的海德格尔和卡尔·施米特（这两位主要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家都是希特勒的主要知识支持者之一）挑出来进行攻击。 卢卡奇认为，这种新出现的非理性主义形式背后的基本前提是“不可能退出”这个体系（见他对雅斯贝尔斯的论述）。因此，在这种新的非理性主义中，历史终结的概念为美国统治下的新资本主义霸权的所有恐怖提供了理由。卢卡奇认为，非理性主义并没有完全被打败，而是在这些理由的基础上复活了，在这些理由中，通往未来的大门现在据说已经关闭。今天，即使是左派中卢卡奇最“强硬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他的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在后记中对美国的描述与同时代的杜波依斯（W.E.B. Du Bois）如出一辙，后者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统治和非理性主义。卢卡奇关于理性毁灭的批判直接适用于当代的左翼哲学，当今部分左翼人士所表达的挫败感几乎与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对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后记的反应如出一辙。詹姆逊显然是针对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施米特、雅斯贝尔斯和李普曼的尖锐批评以及对美国统治的严厉描述做出的反应。而且，鉴于詹姆逊对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提出的指控大多感到震惊，即使在当时，这显然也引起了共鸣。今天，卢卡奇对海德格尔批判的实质内容与西方左派在证据面前被迫承认的内容相比，似乎几乎是温和的。事实上，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的全部批判，包括后记，正如梅扎罗斯所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只是在成书后的七十年里才变得更加有力。事实是，仍以左翼自居的西方学者们并没有按照理性和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直接挑战资本主义，而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试图借鉴右翼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来批判现代性和人文主义。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海德格尔一直拒绝否认的纳粹著作应他本人的要求在《海德格尔文集》中相继面世时，西方左派是多么震惊，甚至在某些地方进行了修改，重新写入了被编辑删掉的他的全部“灭绝主义”观点，这表明这种“灭绝主义”观点与他的整个哲学是多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出版后，海德格尔的思想仍未被抛弃，这表明当今学术界对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支持力度之大。相反，鉴于拒绝他的思想会对几代所谓左派思想家（他们基本上以他的著作而非整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根本基础）产生的影响，人们正在做出新的努力，再次恢复他的思想。有人认为，西方左派在正视渗透到其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时，会因此在LGBT、种族或性别问题上有可能成为右派的猎物，我不以为然。选择黑格尔和马克思，而不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很难让右派得逞。马克思主义左派与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相结合，反对种族主义以及反对厌恶女性、同性恋、变性人和其他一切形式歧视的斗争一直都是最有力的。当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后记中抨击美国帝国主义时，他并没有像当时欧洲左派的许多人一样忽视种族问题。相反，他特别指出了美国权力结构所依赖的“私刑”制度。当然，右派并不会真正反对间接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煽动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的左派，因为其在许多方面与非理性的右派本身相辅相成。左派如果依赖种族主义、厌恶女性以及反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物（如阿瑟·叔本华、尼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海德格尔和施米特），并将其内在逻辑视为反人道主义，同时淡化帝国主义的威胁，自然会落入反动派的陷阱，与世界各地真正激进的革命斗争失去联系。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卢卡奇于1948年开始撰写《理性的毁灭》，当时他正在撰写《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他的论点的先驱。在这里，他提出了法国左派已经显现的倾向问题，即“把前法西斯的海德格尔的坦率虚无主义与当今的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犬儒主义变成虚伪”。卢卡奇坚持认为，西方知识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知识分子要么选择成为‘无助的受害者，野蛮反动的无助帮手’，要么选择成为‘世界历史进步转折的开路先锋和捍卫者’。因此，《理性的毁灭》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知识分子坚持批判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责任，其中包含着强烈的伦理要求。卢卡奇在结论中隐晦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不一定非得是社会主义者，才会意识到问题（非理性主义的增长）的紧迫性，并采取有力的立场来寻找解决办法。”早在二十年代，托马斯·曼就写道：“我说过，德国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好，只有当马克思读完弗里德里希·霍尔德林的著作后，德国才能站稳脚跟——顺便说一句，这种相遇已经开始发生了。”对卢卡奇来说，这里真正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与荷尔德林（德国文化两极的象征）的关系，而是马克思与曼的关系，因为按照卢卡奇自己的说法，马克思代表了社会主义理性的顶峰，而曼代表了自觉的资产阶级理性的顶峰——两者都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立。我于2021年11月为《Ezmélet》撰写了一篇关于卢卡奇伦理学的文章，其英文版于2022年2月发表在《每月评论》上。从俄国十月革命一开始，伦理学问题就困扰着卢卡奇，这导致他在《战术与伦理学》（1919年）中阐述了他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本伦理学理由（反驳了他之前的观点）。他在书中写道：“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面临着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看作是改变世界命运的关键”。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自我与自我性”之间的关系，即一个人的理性和伦理是以个体自我为指导，还是以人类的普遍利益（自我性）为指导。他在《美学》中写道，“伦理学”是“今世性（this-worldliness）与他世性（other-worldliness）之间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斗争的关键领域，是人类特殊性的真正超越/保留转变的关键领域。” 辩证理性本身就指出，每个人的社会发展都必须体现更高的伦理。面对我们时代的非理性主义和灭绝主义，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是积极反对对理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将批判性的辩证法思想与构成历史未来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包容性革命实践割裂开来。过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指责左翼的妥协倾向是从阶级的退却或对解放计划的放弃。今天，当人类的生死存亡岌岌可危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全面斗争的一个关键性、战略性部分就是捍卫“现实与理性的对抗”这一进程，而非理性主义对左翼的渗透使这一进程受到质疑。这就需要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的对“不可能的革命”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