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兴杰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最近陕西一位村医付彩纹去世，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关注。
付彩纹在农村卫生所工作四十多年，接生过数百位孩子。她不幸得淋巴瘤，在西安治病期间，很多村民前去探望。去世之后，当地一千五百多户人家，家家送来花圈，很多她看过病的，接生的，都来送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小乡村，一位无权势者的老妪去世，自发送殡者能达上千人，这很能说明她在村民心中的份量。
我特别能理解民众给村医送别时的心情。十几年前，我在老家也见过这一幕。一位村医去世，邻近几个村的村民，无论相识不相识，自发前往送殡。中年人举幡，年轻人戴孝，送别队伍很长。老人们呜咽，年轻人静默，场面十分感人。
在乡村生活过的人，大概都知道，十里八乡附近，都会有一两个受到爱戴的医生。虽然这种医生平时不穿白大褂，农忙时节，与普通农民没什么差别。可是，村民仍把他视为医生。
这种长期生活在民众当中，给人看病的村医，通常是年轻时上过卫校，受过基础医学训练。在当地给村民看病，慢慢就成了医生。
你说他的医术有多高明，本事有多大？倒也未见得。他的医术水平，他自己知道，周边村民也知道。能看的病，通常只是头疼脑热，给几颗药丸，吃一吃就好。稍微复杂一点的病，给些建议。实在看不明白，就推荐到镇上卫生所，市里大医院。
更常见情形是，处理一些紧急情况，比如伤口包扎，排毒催吐，蛇毒治疗，等等。这些不是什么复杂疾病，却需要专业人士，专业器材和药品，才能做得好。
那位陕西村医付彩纹，她是1975年从卫校毕业（可以想见，她一开始学的只是基础的医学知识），后来到当地卫生室工作。一做就是40年，既给孕妇接生，也治小病。遇到大病，她就帮忙叫救护车，送病人到西安的大医院。
你说村医的门槛有多高？绝大多数情形，他只是普通工作，见得多就会，熟能生巧而已。正如农村常见的木匠、蔑匠，铁匠，医生在农村，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只是拥有某项技术，并借此谋生而已。
村医看病当然收钱。收多收少，全凭一张嘴。也不可能漫天要价。村民有多少钱，他们不是不知道。病人会掂量，邻村也有村医，他看病收钱是不是黑心，乡里其实都知道。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医术——说白了，就是看病的眼力和经验。我说的那位老家村医，其实退休很多年了，早不看病，还是有很多人到他家里，请他瞧一瞧。
这种扎根农村的医生，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即便1949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社会几乎没有择业自由，私人服务荡然无存，民间医生还是存在。1965年，当时政府为弥补农村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在全国组织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为农民提供服务。
这些所谓“赤脚医生”，一部分出身行医世家，大部分则是高中毕业，只上过卫校，接受基础医疗知识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些，干脆是上山下乡的年轻人，现学现医。
赤脚医生的水平，总体来说，是很落后的。总算聊胜于无，他们给缺医少药的农村，带来了福音。这个历史贡献不能抹煞。对当时民众健康威胁最大的，并不是什么复杂大病，恰恰是简单的疾病防治，基础的医疗服务。
改革开放后，赤脚医生改名“乡村医生”，继续在农村服务。1990年代，事情起了变化。1998年，国家出台《执业医师法》，此后卫生部也出台《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虽然也照顾到农村实际，法规终究是法规，对乡村医生的限制性条款，还是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