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为什么要打造“通鉴学派”？——专访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

俞可平教授是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作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俞可平教授的研究兴趣广泛，累计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专著、合著、编著100多种，曾长期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调研并负责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近年以来，俞可平教授潜心于研究“天国的学问”，专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主持编写中国当代政治学基础研究工具性文献——多卷本《政治通鉴》，着力打造“政治通鉴学派”。

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说：“人类的所有行为即是为了得到心中的善”。古今中西的政治学家们对政治学的探索，包含着对人类进步与文明、良善政治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蕴含着对现实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普遍规律的总结与反思。为更好发挥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推动作用，加深对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认识，打造一套严谨而系统的当代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工具性文献，应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使命责任。

自2020年主编出版第一卷《政治通鉴》以来，俞可平教授领衔的多卷本《政治通鉴》编研团队持续耕耘古今中外重要的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与政治制度，致力于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政治学人与一般读者提供准确的政治学基础智识，并针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经典、事件、人物、思潮与制度作出客观而审慎的评价，以促进当代政治学更好地“以史为鉴”、鉴往知来。2024年，《政治通鉴》第五卷、第六卷出版发行。《政治通鉴》丛书引起了政治学界的广泛反响，不仅推动了政治学基础研究的深化，也凝聚了一批关心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学者，打造了“政治通鉴学派”。为了让政治学人与其他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政治通鉴》的编写逻辑与进度，展现“政治通鉴学派”的独特探索与思想启迪，政治学人团队特专访了著名学者、政治学家、《政治通鉴》系列丛书的领衔主编俞可平教授。政治学人团队特首发专访文稿，以飨读者。

■ 俞可平

近些年来，学术界普遍重视智库工作和对策研究，强调学术研究要服务于现实需要。许多高校已经把决策部门领导人对学者研究成果的批示，当作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强调学以致用，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我国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然而，若片面强调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甚至将政治学的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中央编译局曾经是首批25个国家级智库之一，我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时，就分管智库的工作，最多的时候曾经负责过7个报送部级以上领导的内参编报工作。而且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布鲁金斯学会等西方顶级智库也多有交流合作，我的英文版《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因此，我对国内外的智库都比较熟悉。我曾经专门发表过演讲，谈及国内智库存在的行政化、短视性和实用性等问题。我认为，国内智库缺乏高质量对策研究成果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基础研究薄弱。要全面提升国内智库的水平，必须从加强基础研究开始。其实这也是促使我回北大后，从事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因。

为什么政治学的基础研究如此重要？概括地说，第一，它与人类的理想政治价值相关，有助于为人类政治进步指明方向。例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和谐等是人类的核心政治价值，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为这些政治价值提供必需的合法性论证，告诉人们为什么必须坚持这些核心价值。第二，它为人类的政治判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政治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例如，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第三，它提供独一无二的政治分析工具，包括重要概念、独特方法和理论观点，从而提高人们的政治分析能力。第四，它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和政治公理。政治学科学化程度低，与这门学科的公理体系没有得到很好的概括，或不被普遍承认有直接的关系。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不可能提炼出普遍公认的公理体系。第五，政治学基础研究有助于人们预测未来政治发展趋势。一门学科要受到重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帮助人们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人们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常常不能做出正确的预判，这与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政治学基础研究的薄弱，不仅严重影响了政治学的科学化和学术化程度，也严重影响着专家学者对现实政治的分析水平和对策研究的质量，最终导致了政治学科的社会声誉度不高，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政治学者并没有多少学问可言，学术的门槛很低，似乎谁都可以谈论政治学。在我看来，要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声誉，就要提高政治学的科学化程度，这就必须从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着手。

■ 俞可平

《政治通鉴》与其说是一套大型丛书，更不如说是一个研究项目。北京大学也确实将其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先后列入了十三五和十四五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发展规划。作为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研究工程，“政治通鉴”的最终成果不是编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工具书，甚至也不是编纂政治学百科全书。实际上，这项研究将努力解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哪些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转化；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不难发现，这五个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政治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政治价值。

因而，《政治通鉴》试图并努力为政治学人和其他读者所能提供的主要帮助，就是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知识。当然，人类的基本政治知识太丰富，绝非一套大型丛书所能包括，所以，编委会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筛选那些影响和改变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进程的重要政治知识，包括影响和改变人类政治进程的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事实上，每一卷《政治通鉴》均包括上述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五）人类有史以来的重要政治制度。大体可以说，《通鉴》所介绍的这些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就是浓缩版的人类政治知识精华。换言之，《政治通鉴》能够为读者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铺设一条了解人类迄今最重要政治知识的捷径。

■ 俞可平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悠久传统。这里的“史”主要就是历代的政权兴衰史，这里的“鉴”则主要是针对国家统治者而言的政治得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名就开宗明义：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为君王统治提供借鉴。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资治通鉴》的宗旨，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政治通鉴》之“通鉴”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通鉴”，有共同的地方，即通过总结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我们编纂的《政治通鉴》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通鉴”的作用，这三个方面都与传统的“通鉴”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通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代王朝政权的制度和政权更替，《政治通鉴》则将对象扩展至整个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原理；传统“通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统治阶层，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政治通鉴》的主要对象则是广大民众。传统“通鉴”局限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而《政治通鉴》则不限于某个国家，而是放眼整个世界。

《政治通鉴》既不同于传统的《资治通鉴》等经典政治文献，它不是简单的政治实录，其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更不是为君王提供统治的镜鉴。《政治通鉴》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它收录的重点是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与其他政治学基础研究相比，《政治通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每个部分都将包括经典文献和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以及作者的主观分析和评论。第二，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对所论及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不仅要做纵向的比较历史分析，还要做横向的比较研究。第三，将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政治通鉴》的内容既包括整理和汇编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学经典文献和政治思潮，同时也包括各国政治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

中国历来就有“讲政治”的传统，强调政治、突出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但中国却缺乏政治科学的传统。“既要讲政治，也要讲政治科学”，这是《政治通鉴》倡导的重要目标。现代民主政治，不仅需要执政者具备政治科学知识，也需要普通民众掌握政治科学知识。要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执政者和人民大众都需要具备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知识。而在掌握政治科学知识方面，无论是党政官员和普通民众，都存在着严重的短板。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内容，但许多人甚至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都不甚了解。尽管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有政治课，但政治科学的常识却非常缺乏。例如，我多年前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问我们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和国”是什么意思？结果答案大体正确的还不到30%。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人民”“公民”“居民”“国民”等词语，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真实意义。一个连什么是“人民”和“公民”都不知道的人，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民权利”意识呢？

因此，在我看来，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研究急需《政治通鉴》所倡导的“既要讲政治，也要讲政治科学”的视野与境界。

■ 俞可平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习惯上，我们总是强调中国特色，尤其在政治发展道路上，总觉得中国有自己的独特规律，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这种观点非常容易博得大众的认同，因为中华文明有近5千年的历史，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文明。但是，中华民族是人类众多民族之一，作为人类的伟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发展也不能偏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人类政治的发展,遵循着某些普遍的规律。中共十八大以后所强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我认为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同样要遵循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遍趋势。建设高度发达的中华政治文明，尤其需要了解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曾经把民主、法治、人权等简单地当作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加以拒斥，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鉴于此，《政治通鉴》的编纂，着眼于提示整个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着眼于提供整个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识，着眼于体现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图景。当然，作为中国的政治学者，我们毕竟首先希望推动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研究，首先需要吸取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首先要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政治通鉴》的条目设置，虽然包含了古今中外的政治学基本知识，但还是会对中国的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有适当的侧重。从上述意义上说，《政治通鉴》既是世界的政治通鉴，也是中国的政治通鉴。

■ 俞可平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何人类社会能够进步？这两个人类的重大问题，都与人类的理想内在地相关。理想既是人类进步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趋近理想目标的过程。一个个原先的理想目标实现了，一个个新的理想目标又诞生了。人类对自己的理想目标生生不息的追求，构成了一幅人类进步的宏伟图景。人类对理想目标的一丝一毫接近，便是社会的一寸一尺的进步。

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人类不断地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现存实践逐渐地向理想目标的接近。社会的进步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思想观念的更新、科学技术的发明、生产能力的提升、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政治制度的演进，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内容。其中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进步，因为它事关人类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并且用制度的形式将人类文明的成果固定下来。政治的进步具体体现为各种新的法律、制度和规则的产生，它们保障人类社会沿着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博爱的方向前进。

在人类的众多理想中，政治的理想具有核心的地位。政治事关重大利益的分配，事关行为规范的制定，事关领袖人物的产生，事关思想观念的传播。人类的政治理想主要包括理想的国家、理想的政府、理想的官员、理想的公民和理想的社会，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的政治想象和政治价值。人类的政治想象和政治价值极大地左右着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从而也极大地左右着人类的历史进程。观察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明条件下的政治理想，就是观察人类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探究不同政治理想的根源和演变，就是探究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展望人类理想的政治状态，就是展望人类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未来。

    人类的政治理想以及体现政治理想的政治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中产生发展的。集中体现人类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的结晶，首先是那些不朽的政治经典著作，它们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体现着每个时代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所以，《政治通鉴》试图通过对政治经典的介绍和评述，来展现人类的普遍政治价值。其次，先进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必须通过伟大的政治人物的倡导与引领，并且通过一个个现实的重大政治事件，付之实践，并在政治实践中得以推进。所以，《政治通鉴》所介绍和评析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也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着人类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最后，先进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只有通过制度才得以长久地确立，只有形成思潮才能得以广泛认同。所以，《政治通鉴》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潮条目，也着力于体现每个时代的主导性政治价值。

■ 俞可平

我原先的想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打算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40-50卷规模的《政治通鉴》。第一版时每卷分别包括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五部分条目，然后等多卷本的《政治通鉴》全部出齐后，再按照五个主题的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分门别类再出一个新版本。后来发现，撰写条目的困难被严重低估了，10年时间恐怕是不够的。编委会对《政治通鉴》的撰写要求很高，我们通常会约请国内相关问题的专家就某个条目撰稿，大部分专家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会高兴接受约请。但也有一些专家由于各种原因不接受约请，这样我们就须另请作者撰写，便有个时间和质量的问题。有些条目数易其稿，还是不能符合要求，只好另约作者再写，必然会耽误许多时间；还有些条目，出于政治敏感的原因，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审查，也会严重延误出版时间。

关于条目的选择，我们主要依据的标准就是“影响和改变世界与中国的政治进程”。究竟哪些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进程？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政治学问题。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广泛阅读各种类似的权威性文献，充分听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然后由编委会审议决定。编委会用2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深入研讨和广泛征求意见，首批选定了102个政治经典条目、60个政治思潮条目、65年政治制度条目、106个政治人物条目和72个政治事件条目。我经常开玩笑说，《政治通鉴》的这些条目本身，就是我们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专利。不过，这些条目并非固定不变的，也会根据新的研究发现而有所调整，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还无法准确估算《政治通鉴》最后会有多少卷的原因。为了保证《政治通鉴》的广阔视野和境界，我们在选择条目时，会尽量参考国内国外各种不同观点与不同流派的权威著述，并要求每位作者在撰写条目时充分表达自己的独特观点，但必须包括该议题上各种代表性的不同观点。

■ 俞可平

前面说过，《政治通鉴》是一项大型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它包含的政治经典、政治思潮、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五个部分内容，其实就是《政治通鉴》的五个分卷，分别由国内著名的政治学者担任主编。每个分卷又包括众多的作者和研究助理，仅《政治通鉴》的核心团队就有数十人之多，这其实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就是学术共识。正如中心副主任费海汀老师在接受“政治学人”访谈时所指出的，“通鉴学派”其实也就是一个“通鉴共同体”。也就是说，参与研究与编纂《政治通鉴》的核心团队，是一个具有高度共识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学术共识包括：聚焦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独立和批判的政治学眼光审视古往今来的重要政治经典、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努力为读者提供客观的、系统的和准确的政治学基础知识，以期借鉴全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倡导和弘扬全人类的先进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从而推动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研究，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从外在形式上看，这个学术共同体以《政治通鉴》为共享平台，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为依托，所以人们便称之为“政治通鉴学派”。

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通鉴学派”的称呼目前更多的只是《政治通鉴》核心团队的一种学术自觉，远非政治学界的共识。无论在中国还在西方的学术界，学派都是传承和弘扬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影响一个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其核心团队或代表性人物在重要问题和观点上的共识，以及这些学术观点和学术共识的解释力、影响力、预见性和引领性。此外，要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还需要有标识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政治通鉴》的编纂毕竟还开始不久，离真正的学派要求还有相当距离。我们现在提出“政治通鉴学派”，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学术激励，表明我们的学术追求和理想目标。

■ 俞可平

是的，《政治通鉴》的核心团队和作者群，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等全国相关科研院校，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举全国政治学界的力量而从事这一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政治通鉴》的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充分开放的共同体，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多个维度。除了核心团队和作者群的开放性之外，还体现在：1）学科的开放性，重要条目的作者不限于政治学界，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者；2）观点的开放性，在客观评述相关专题上的各种代表性观点外，我们还特别鼓励作者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3）条目的开放性，即各分卷的条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着编纂进程而适当调整。学术共同体的开放氛围，对于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它有助于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它有助于吸纳政治学的新生力量，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充满活力；它有助于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保持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得以及时地更新。

■ 俞可平

2015年我离开中共中央编译局回北京大学任教时，不仅工作单位发生了变动，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从“尘世的研究”转向“天国的研究”，即从以前的偏重于对现实政治的应用性对策研究，转向偏重于对政治哲学和政治历史等的基础研究。对于学者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重大转变。过去，我研究的多是现实政治的热点问题，成果一发表就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单篇文章的引用率超过千次的，就有好几篇，最多的一篇文章已经超过3千次引用。回北大后做“天国的学问”，是真正的坐冷板凳。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从此后发表论著，只要有5个人关注就足矣。

回北大时，我对北大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原创性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实体机构，北大非常支持我的设想，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通鉴》的编纂仅是中心承担的重大研究项目之一，中心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学生教学方面，我们负责主持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和社会学系三院系联合主办的“政治、法律、社会”联合培养项目（简称“政法社”项目）；在政治学基础研究方面，我们着重于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研究古今中外的政治历史，探索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二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三是进行前沿性交叉学科的研究，我们开辟了“科学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四是创办“北大政治学讲堂”和“国家+”论坛等高端政治学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既能为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学研究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也愿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 俞可平

是的，《政治通鉴》的研究与编纂既不是国家权威部门的委托课题，我们也从未去申请“国家课题”，它只是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自设课题，在学术评价高度行政化和等级化的背景下，难免会有许多困难。因为不是国家权威部门的委托课题和国家课题，不仅没有国家的财政预算经费，甚至其发表的成果也不被列入专家学者的绩效考核范围，而且我们对稿件质量的要求又非常之高，所以，许多学者不会对撰写《政治通鉴》的条目感兴趣。但我们也有自身不可取代的明显优势：参与其事者，大都是出于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进步的责任感，因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大家也不会计较有无报酬或报酬的多少，不会计较成果是否被计入单位的年度考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使《政治通鉴》的出版大体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进度出版发行。这样庞大的基础研究工程，确实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因为有北京大学的强有力支持，特别是还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这方面倒是没有太多困难。对专家学者的约稿，以及二审三审等工作流程，也会有许多问题，但我们都能一一克服，没有造成太大的困难。坦率地说，《政治通鉴》编纂出版的最大挑战，来自相关管理部门对某些“敏感”条目的审查要求。出于对国家政治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期，我相信这些困难也终将逐渐克服。

■ 俞可平

经典一般来说是指那些在当时或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不断为后人所传诵的权威性作品。经典是人类知识的精华，是时代知识的浓缩，是同类作品的典范。因此，虽然经典的作者也要受到时代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经典作品所提供的知识也难免会有偏差、错误、遗漏和争议，但总体而言，能称之为经典的作品会产生超越时空的影响。人们欲全面了解某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问题，那就无法越过属于某个特定时代并阐述某些特定问题的那些经典作品。作为《政治通鉴》基本内容之一的“政治经典”，也完全是按照上述经典定义来选取的。其实在《政治通鉴》中，我们对“政治经典”的定义非常简单，即那些“影响和改变世界与中国政治进程的作品”。

关于你提及的“故纸堆”中的经典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要是放在过去，我肯定不会回答。因为要是这也成了一个问题，那整个历史学科以及经典研究领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事实是所有世界上的著名大学，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记得我在北大读博士时有次回老家同学聚会，有一位老同学曾十分困惑地问道：你们大学和社科院为什么要有历史学和哲学的系所，它们有什么用啊？我当然不会回答他，因为回答了也是鸡同鸭讲。但现在你提这个问题我倒是愿意回答，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失去了对理想和知识的兴趣，除了就业、生活和名利等眼前利益外，其他一切都似乎变得毫无意义。

我理解为什么不少人会产生“经典无用”，甚至“知识无用”的感觉，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在“读书无用”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我首先要说，如果你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就业、升官、发财，如果你没有任何进取精神，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自身有积极的改变，如果你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觉得自己的话才是别人学习的“经典”，那么，任何历史上的经典对你确实没有一丝一毫的用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更想说的是，“故纸堆”中的经典，在当今世界依然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因为经典著作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

经典可以帮助我们洞明世事、增长见识和知识。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一个人仅靠自己亲身的经历所获得的知识和见识是非常有限的，完全不足以真正“洞明世事”。大到国家兴衰和文明演进的规律，小到发家致富和为人处世之道，这些知识更多的是通过阅读获得的。经典是人类知识的精华，每一类人类知识都会有各自领域的权威性作品，阅读各类经典作品，是增长知识和见识的捷径。

经典可以帮助我们拥有大智慧。大智慧与小聪明有着本质的区别，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表现出处事十分圆滑，计算相当精明，这些其实更多的是小聪明，而非大智慧。智慧就是看透问题的实质，懂得事物发展的大道理，故而常常反而显得不够聪明，也就是故人所谓的大智若愚。经典不仅是人类知识的结晶，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经典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问题分析透彻，作者善于抓住事情的根本，因此读经典仿佛在与历史上的智者直接对话，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经典有助于人们提升境界，修身养性。历史上那些有影响力的经典著作，不仅跨越不同文明体系的边界，而且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阅读各种经典就犹如骑着一匹骏马，自由地驰骋在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海洋，就会极大地扩展人们的胸怀和眼界，既不容易被眼前的尘埃所遮蔽视线，也不容易被周围的琐事烦人心脑。久而久之，就有助于人们养成乐观进取，心情豁达的品性。

经典有助于人们提高分析和写作能力。能够流传于世的经典不仅因为其内容深刻，知识丰富，而且也因为其语言文字优美。确实也有一些经典作品语言晦涩难懂，如黑格尔的著作，但大多数经典著作语言简明，文字优雅，本身就是一篇范文。阅读经典不仅可以给人一种愉悦和享受的感觉，而且不知不觉中会提高读者的写作能力和分析能力。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经典阅读多了，自己的文风也或多或少会受到潜移默化。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阅读经典，是增长知识的必经之道，也是增长力量的必经之道。“知识就是力量”的英文是Knowledge is power，也可以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在古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阅读并考查经典，确实曾是官员录用的必要环节。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是必考的内容，因为这些经典包含着许多治国理政的知识，故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现代社会，阅读经典当然不再是为了升官晋级，但依然是获取人生力量的重要源泉。通过阅读经典著作，增长个人的才干，有助于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就是知识，也是一种力量的源泉。

■ 俞可平

确如你们所问，我选择撰写《政治通鉴》的条目有其特定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这些问题特别重要，需要再次引起重视，如“帝国”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几乎退出了政治学者的视野。但全球化时代后，主权国家体系并没有带来理想的世界秩序，一些统治者和知识精英便又重新燃起了帝国的梦想。我揭示帝国的本质特征，阐释帝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只是想告诉统治者和世人，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任何帝国的企图最终必定失败，而且必然会给本国人民和被侵略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二是我认为对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长期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澄清。如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就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政治邪恶的护身符，现代的观点则把其视为新共和主义的倡导者，我的内心世界也经历了这两种观点的激烈碰撞。在经过认真深入的研究后，我对“马基雅维里悖论”提出了全新的解析。三是解开困扰我心头的“学术之谜”，例如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的研究涉及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并对这些学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牛顿之前，他的物理学统治着物理学界，近代以前，他的生物学思想统治着生物学界。他的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逻辑学等至今依然是人类知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如果问亚里士多德自己，在他涉及的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哪门学科最重要，他的回答很肯定：政治学。这使我非常好奇，我要解开这个谜，便有了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研究。

我自己对学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不发表没有自己新发现的研究成果。人类的知识是一条滚滚向前的长河，我们的研究离不开前人的知识积累，但我们必须在这条长河中注入自己的活水，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可以说，我出版的任何学术著作，都必定有自己独特的新发现。例如，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我概括出了“亚里士多德之问”；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找到了“马基雅维里悖论”的源头；《韩非子》是中国绝对君主专制思想的百科全书和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从“道、德、理”的哲学基础、“君、臣、民”的政治思想和“法、术、势”的统治之道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对帝国的研究，推翻了历史学界关于秦朝是第一个中华帝国的定论，等等。我正在重新检视王安石的变法，我的研究发现，王安石变法并非如流行观点所说那样“以失败告终”，这个研究的主要观点已经发表，并引起了不少的反响，全文将在第7卷《政治通鉴》推出。还有一个即将推出的，是对西周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种观点纷争，各不相让，但在对待西周王朝的问题上即惊人的一致：都把西周作为理想的国家制度。那么，西周究竟怎么啦？对此我充满好奇，《清华简》的发现与解读，正好为我提供了解开谜思的契机。

■ 俞可平

1952年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时，政治学科在中国各高校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才重新恢复。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应邀主持了《中国政治学四十年》的研究课题并出版了同名书籍，在该书中我客观地分析了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主要挑战。我认为，在社会科学各门基础学科中，相对而言，政治学是最落后的学科之一。中国政治学的这种落后现状，对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推进以高度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都是极为不利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领域和所谓的敏感区域，要研究和关注的问题非常之多，整体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之间的关系，维护政治学研究基本的学术自主和独立。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直接，两者难分难离，以至于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学术逻辑湮没于政治逻辑之中。然而，将政治与政治学区分开来，实现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并立共存，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现代政治的独有特色。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当中，政治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应当是一致的。两种逻辑相互契合，既能推动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也能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如果只讲政治的逻辑、不讲学术的逻辑，认为只要掌握权力和话语，就可以不顾学术发展的规律，这不但会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也会对现实政治产生消极影响。当政治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注意避免触碰学术的底线，捍卫学术研究的自由与独立。要实现既讲政治又讲政治科学的局面，使政治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相互契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既需要政治学人的不断努力，也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

二是正确处理中国特色与普遍公理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现实，首先要研究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但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任何科学都必然有其共性，没有共性就无所谓科学。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作一门科学，政治学同样有其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概念范畴和公理体系。如果只强调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化”或“中国特色”，而完全无视其普遍性和共同性，那也必定没有真正的政治科学。如果我们把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倡导并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政治学概念、范畴、方法、理论、价值，都简单地贴上“西方化”的标签而加以拒斥，那就会严重阻碍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像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虽然都源自西方国家，但它们绝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味地对其拒斥和批判会使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

三是要特别关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对政治学的深刻冲击与影响。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非常密切的，在中国如此，在西方国家同样如此。两者的相互影响程度是如此之高，可以说处于一种互构的状态。对科技政治学的研究在中国政治学几乎是一个空白，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专门设立了科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专家学者。可喜的是，我们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团队，设立了若干研究课题，今年暑假期间我们还专门召开了关于“人工智能与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但就全国政治学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尤其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政治学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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