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 田聿 编辑 | 漆菲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13期总第614期，原标题为《军工合作夯实中俄伙伴关系》
不利的政经形势中，同样蕴藏着中俄经贸关系的“机会之窗”。卢布的低汇率和西方针对俄工业的大量封锁，反而为中俄工业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普通国人眼里，中国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已达到相当高的互信，以至于经常出现“行动对表”的说法。但作为两国关系纽带的重要“信物”，军事技术合作一直为外界所关注。除此之外，涉及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经济，尤其工业合作更值得优先突出。
诚如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所言，乌克兰危机的一大后果就是俄罗斯从国家层面越来越多地提出“向东转”，俄中关系对世界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两国未来能否结盟的问题引人关注。现实是，俄中关系的未来仅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莫斯科和北京战略家的谋划，它将由两国社会、政治、经济中同步发生的深度转型进程来决定。
△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21次会议2016年11月23日在北京闭幕，双方规划2018年新的军技合作。
中俄构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初，即20世纪90年代末，在许多西方和俄罗斯观察人士的观念里，两国合作等于军火贸易。其实，俄对外经济关系逐渐“向东转”的过程恰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只不过发展并不顺利。
为了减少对欧盟和美国的经济依赖，莫斯科采取了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打下坚实经济基础的方针，只不过当年双边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仍是武器出口。
如今的中国在俄对外经济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是双方都觉得，这种关系与两国在政治方面的亲密关系“不匹配”，究其原因，一是转变速度无法令人满意，二是经济关系结构有问题。
从中俄长远利益来看，目前的双边贸易模式没有前途——俄罗斯单纯是中国的原料和武器供应商，而中国高科技产品让俄罗斯买家看不上。更重要的是，这一贸易模式实现不了两国在伙伴关系初期阶段设立的战略任务。由于中俄关系的历史特殊性，经济合作目前限制在有限的大型国企间。从资金角度而言，双方经济合作取决于油价的震荡，甚至比俄石油出口本身更关键。
油价的下跌，首先导致俄出口的金融指标下降，随后导致卢布汇率暴跌，令中国对俄出口大幅下降。2015年俄对华出口减少19.1%，从中国进口减少34.4%。原料产品在俄出口中占多数，造成两国的合作结构相当狭窄。
此外，中国企业对俄罗斯的了解微乎其微，关于其信息主要来源于从美国和英国媒体翻译过来的文章。除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在中国多数地方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贸易额严重依赖油价震荡同样也是危险的，2009年的危机经验证明了这点，当时中国黑龙江省政府意识到，必须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采取多元化措施。
在西方对俄金融制裁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实际对俄罗斯业务采取了额外的限制，俄方须接受更多审查。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结构也远非理想——尽管出口产品多为“高科技”，但主要是含有极低中国附加值的西方品牌产品。比如，2014年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325万台苹果手机，价值21.4亿美元，但这一出口对中国GDP的实际贡献只占其中的几个百分点。中国对俄出口的日常消费品仍占重要比例，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这些商品逐步失去竞争力。
石油市场长期萎靡和中国逐渐失去“世界装配车间”的地位，使得这种关系模式无法有效发展。这种关系在长远的未来可能导致两国经济关系下滑。
然而，不利的政经形势中，同样蕴藏着中俄经贸关系的“机会之窗”。卢布的低汇率和西方针对俄工业的大量封锁，反而为中俄工业合作创造了条件。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艾里尔·科恩指出，目前美国和欧洲对俄实施的技术制裁是近几十年来第一次针对全球大型经济体实行的重大限制措施，1989年后，美欧对华实施的制裁，无论规模和强度都无法与之相比。综合现有信息可以推测，美欧对俄技术和金融制裁目前仍会保持下去，并伴随着大量非正式制裁（这些措施即便在正式制裁解除后仍会实行）。
制裁是美国及其盟友对可能出现的外交危机做出的标准回应，不光是俄罗斯，中国也面临着类似风险。受制裁的企业自然会寻找可替代的供应商，并建立新的工业关系。中俄其实在军工领域找到了这条路。几十年间，俄罗斯参与中国一系列重要军工产品的生产，俄企在研发成品和组件方面负责进行设计和实验作业，为中国军事装备提供重要组件——比如发动机、雷达、制导终端和机电元件。
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中俄技术合作变成了“双行道”：中企被限制后，俄联邦航天署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2014年开始围绕购买中国电子元件问题进行谈判；德国停止对俄供应船用柴油机后，俄罗斯的21631型导弹护卫舰配备了中国的柴油机。
不过，这些合作发展不成体系，且速度较慢，一大原因是信息总体匮乏、缺少经验和恐惧在陌生环境下行事，尤其在中俄联合工业项目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公司可能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的制裁，像美国就通过封杀不参与对俄制裁的中国公司，迫使它们实际遵守制裁。美国的这一战术十分有效，也让中企变得更加谨慎。
与普通国企相比，中国军工企业更容易成为俄在发展工业合作上最有前景的伙伴。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军工企业一直以来拥有着更为多元化的生产结构，其生产的民用产品种类也十分广泛，包括多种机床、石油天然气设备、工业和消费类电子产品、软件、通信设备、铁路和海上运输工具以及汽车。一些公司更具备在海外落实复杂建设工程的经验。
虽然中国军工企业在纯军事生产领域落后于俄罗斯，在国际军贸市场取得的成功也略微逊色，但在多元化生产和扩大民用生产比重方面，它们取得了令俄罗斯同行羡慕的成就。比如，俄罗斯最大的军工国企——俄罗斯技术集团公司，其民用产品比重仅占28%。
当前形势下，中国军工企业是俄罗斯最佳的合作对象。首先，这些企业同样受到美欧制裁或长期处于制裁威胁之下。严格来讲，美国和欧盟（前身是欧共体）早在1989年就禁止与中国进行军技合作，美国还限制对华提供军民两用产品。此外，美国还因这些集团及子公司与伊朗在导弹方面的合作而进行制裁，主要涉及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的进出口。
除了大量正式制裁外，中国军工巨头还遭到更多非正式限制，比如在采购设备和与美国公司合作上。这些中企在承受制裁和绕开制裁的情况下运作方面有丰富经验，有时，军工企业（比如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实际变成中国的经济代办处，负责与受制裁国家或有特定经商条件的国家开展业务。例如，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落实了在德黑兰修建地铁的项目，该公司还有铁路电气化、太阳能和传统能源方面的经验。
在民用方面，俄罗斯企业一直与中国军工企业有着往来历史。例如，俄技集团旗下的无线电集团公司（KRET）曾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合作生产发光二极管。利用这方面的合作经验，可考虑建立利用两国工业潜力强项的工业合作新体系。
更重要的是，中俄军工企业拥有更有效的与政治领导层联络渠道，中国军工企业可以成为俄方与中国民用高科技企业建立联系的桥梁，中电科和中兴、华为等知名企业的合作就是共生范例。建立将中俄工业合作提升至新高度的专门机制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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