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智囊七年前的预言：人口红利消失与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先生是国内最早注意到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学者，他七年前的旧文， 至今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从事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的人主要关心周期现象，时间跨度不是太长，而我们做人口研究的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我很乐意与金融和宏观经济界的研究者讨论。实际上，我做人口研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人口政策，我更关心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人口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人口转变"，转变的一个方面是生育率下降。 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城市的生育率更低、下降得更快；农村的生育率较高，下降得较慢。就中国的整体情况来说，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在1970年代之前是6，到1980年代初降到了3以下，而独生子女政策却是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很快就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以下。

表1：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迅猛

从1990年代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8。到现在已过20年。20年总和生育率不变，这实在是很奇怪。实际上，国内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很多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有1.5-1.6。联合国社会发展司人口处也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中国的人口预测，他们受到了不少指责。

最近我们发现， 计生委悄悄改变了说法。 虽然他们没有承认总和生育率不到1.8，但他们接受了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而无论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中间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或每年都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都能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了1.5以下。据说，一个海外人口学家根据六普数据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联合国也改口了，去年他们出版了一个报告--《世界生育率报告》，其中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4。

图2显示， 中国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发达国家是1.6，而我们只有1.4。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生育率很低。人们以前说，东方人喜欢生儿育女。但他们后来发现，日本人生得比谁都少，老龄化速度比谁都快。于是他们改口说，中国人喜欢生儿育女。他们又发现，现在台湾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中国人也不一定必然生育多。

总而言之，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很低，已经多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

表2：生育率的最新国际比较

注：这里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包括最不发达国家。

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 它首先表现为老龄化--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图3：加快的人口老龄化

从图3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老龄化一直是在较快的上升趋势中。大概在2015年之后，上涨速度会明显加快。到那时，劳动年龄人口会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而且将迅速上升。图3中的老龄化数是联合国按照1.8的总和生育率做的估算。如果按照更低的生育率进行估算，结果会更令人惊讶。

老龄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发达国家都老龄化了，也没有出现非常糟糕的情况。如果国家发达了，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支撑老龄化社会，使得老有所养。问题在于，我们是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时即将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3%。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也就是说， 我们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老得多。

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人口红利下降。

人口红利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且不断上涨的时期产生的，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充分供给，劳动要素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人口抚养比低，并且处在下降的过程中，因而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可以将人口抚养比的倒数作为人口红利的显示性指标。

我们和国外的研究者都做过计量，从1960年代中期起，抚养比开始下降，主要表现为少年儿童抚养比迅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很长时间不提高。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人口红利。

我们在一个计量研究中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可以提高0.115个百分点。当时我们用的是1982-2000年的数据，在那个期间，中国的抚养比下降了大约20%。那个研究的结论是，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中，有26.8%来自于抚养比的下降。或者说，我们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增长是来自于人口红利。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大概在2013年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不再降了，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的抚养比迅速上升。 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图4：用抚养比变化度量人口红利

我多次讲过这个观点。许多人（尤其是人口学界的）怀疑我是在宣传生育政策改革。因此，一些人口学家不赞同我的意见，他们说人口红利还可以长期保持。但是，许多是通过媒体发表的观点，而不是学术文章。他们认为，当抚养比较低时，即使抚养比上升，也仍然存在人口红利。因此，从2015年中国抚养比上升到2035年，在长达20年时间里，我们都能收获人口红利。 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还不用急着调整生育政策。

实际上，我计算人口红利也不是为了说明生育政策要调整。 我当然赞成生育政策调整，但我主要是关心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具有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任务很紧迫。

图5：人口红利还有多久

我要指出的是，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者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因此，前述观点是不正确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劳动力短缺。 受此制约，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加，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当年克鲁格曼、刘遵义批评"东亚模式"的一个理由。那时他们不知道存在人口红利，所以认为经济增长应该符合新古典的劳动力短缺假说。因此，他们认为所谓"东亚奇迹"是假的，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一样。

但是，如果存在人口红利，那就意味着劳动力不是短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就不成立，因此资本报酬不会递减。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相应地，人口红利要发挥作用，必须和资本积累过程结合起来。在刘易斯早期经典文章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讲资本积累过程，讲劳动力无限供给时，资本能积累多少，二元经济增长能保持多长时间。

资本积累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线，而是斜率为正的一条线：资本积累会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假设，人口红利曲线和资本积累曲线之间的距离决定了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度。在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点之前的某一个时点，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强；在这之后，人口红利的作用会迅速减弱。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资本积累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的作用较早地消失；而当资本曲线是K时，人口红利作用消失的时间较晚。中国是储蓄率高，资本积累较快的国家，资本积累曲线是K′的可能性更大。

图6：打破资本报酬递减律

图7：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和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很好地诠释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转变，并且可以把刘易斯理论与增长理论连接到一起。

2003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符合典型的二元经济模型：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劳动力可以不断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这时我们只需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一台机器。

接下来，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我不愿意说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非说不可的话，我认为是在2004年前后，因为那时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现象，而且一直持续至今。这时劳动力仍然有剩余，但只有当工资高于生存水平时，才能吸引到更多劳动力。前面已经讲了工资上涨的原因。随着工资上涨，在沿海地区，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时人口红利还在，尚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两台机器，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刘易斯转折点已过，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更加紧缺，因而资本替代劳动的程度加深，资本报酬递减开始出现。我们可以假设，这时是100个工人对应三台机器。劳动者们要使用这么多机器，必须提高体力、智力，改善机器和劳动者之间的匹配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进入到所谓新古典经济的世界，劳动力短缺的假设成立。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克鲁格曼请回来，让他给我们提建议。 而在人口红利尚存在的时期，他的预测是不准的。

图8：人口红利的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