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
Dream From My Father
’（台湾翻译为《奥巴马的梦想之路》，我觉得“父子两代人的梦”更准确些）之所以吸引我，不仅因为作者是创造了美国历史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还因为他是一位和我同时代的人。出生于
1961
年的奥巴马虽然和我隔了一个地球，当时的中美两国也有天壤之别，但他以寻求身份认同、贯穿全书“我是谁”的疑问以及对“变化”的渴求，让我感同身受。
尤其看到奥巴马随母亲与继父回到印尼时经历的一件事，我怔住了。刚到印尼时，奥巴马随母亲到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办相关手续，等母亲办事时他翻开桌上一本《生活》杂志，看到一张大大的照片，下面的文字是：用这种方式可以把你的黑色皮肤漂白，让你看上去像白人一样
……
当时的奥巴马大概只有六、七岁吧，那时他第一次发出“我是谁”的疑问。他说，那张照片与文字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皮肤是黑的，知道了美国每年都有几千个黑人试图漂白自己的皮肤，从而改变自己因皮肤带来的身份（
Identity
），有些为此毁掉了相貌与身体。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坐在电视机前的奥巴马眼里不但有好坏，而且有了黑白：英雄人物都是白人，而那几位皮肤很黑的不是坏蛋，就是仆人
……
该书完成于
1995
年，当时奥巴马还默默无闻，一生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
1990
年当选为哈佛大学《法学评论》杂志社社长。这使得这本记录家族历史、种族冲突与个人奋斗的书，少了政治宣传与竞选口号，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奥巴马——这个真实的奥巴马的父亲是一位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留学生，与一位美国白人女孩短暂的婚姻生下了奥巴马。他前后只和肯尼亚的父亲呆在一起两个月不到，随母亲一起同印尼的继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有一个黑人的外表，还有一个穆斯林的名字
……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种族”与“传统”，记录一个和我同时代的黑人孩子，如何痛苦地发现自己的“身份”，寻找自我与身份认同，如何对付歧视与不公，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这一切。
皮肤上的烙印，以及比皮肤更深的烙印
而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却与奥巴马无关，而是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事。在奥巴马发现自己是黑人的同一个年代，在地球这边的我，也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不是皮肤的颜色，也不是烙在皮肤上的印记，而是被打在我灵魂与尊严上的“阶级烙印”。
从上小学开始，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阶级成分——地主的后代。我爷爷奶奶在
1949
年前拥有
30
亩土地，这要归功于他们勤劳的父母，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土改后被划成“地主阶级”，我和父亲为他们的成分继续付出尊严与人权的代价。我从出生就随当教师的父亲与当医生的母亲住在小城镇里，记忆中几乎没有爷爷奶奶的样子。但在那个时代，这个印记要比奴隶脸上刻的主人名字以及奥巴马的黑色皮肤更加令人自卑与羞愧。
记得每次上课讲到地主婆如何掐死了穷人家偷辣椒的孩子，黑心的地主如何半夜起来学鸡叫把贫苦的长工弄醒，地主老财设立水牢折磨不交租的穷苦农民，我都会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与周围投过来的夹杂气愤、讽刺、童稚的小同学的目光相遇。
少年奥巴马生活的美国，民权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他们当时还可以愤怒、可以抗争、可以发泄，至少可以选择不合作，而被烙上“地主成分”的我，唯一的选择是竭尽所能的配合政府发动的对我们的侮辱与折磨，为自己没有见过面的爷爷奶奶，以及我勤劳的祖先受过，背负十岁的孩子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承受的十字架
……
直到
1983
年背着背囊到上海复旦大学报道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在指导员给我们表格登记的时候，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生怕左右两边的同学瞥见我在“成分”栏目里填写的“地主”两字。我小心地翻着表格，竟然没有找到“成分”一栏，好像只看到有“身份”栏目，我抬头看着指导员，她说：填上“学生”吧，你们的身份都是学生。
那一刻才是我的
1949
年，我被解放了！从此以后，我不用在任何表格上写上影响我升学、让我不敢和任何人争论的“地主”两字，从此以后，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学生”
……
记得就在那同一张表格上，有一个栏目要求填上“爱好与特长”，我毫不犹豫地写了下了至今奉为座右铭的八个大字：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为什么会写下这几个字？我自己也没有闹明白。当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漂白”自己的皮肤——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抛弃旧的，争取新的。接下来的人生中，我一刻也没有停止为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奋斗。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不再受人欺负，就要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地域身份、职业身份与政治身份。
我毕业了，分配到国家机关，我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干部”，我也成了北京的“城里人”；我还积极要求入党，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成为组织的一员，那时，才总算是和“地主”阶级彻底划清了界限，但这还不够，要想保护自己的子女不再重蹈覆辙，我还要继续改变“身份”，香港人、大陆人，直到彻底把儿子变成了“外国人”
……
我和奥巴马如何改变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奥巴马身上的身份烙印是他的肤色，是天生不可更改的，我当时被人为打上的烙印则是无形的阶级烙印，是当权者随心所欲烙上来，也随时可以“拨乱反正”，随时拿掉的。例如，等我被他们毁掉了童年，最终“改邪归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消灭我爷爷、奶奶那样的剥削阶级而奋斗终身的时候，我才猛然发现，领导我的那些老干部，几乎十有八九是来自地主、资本家的家庭，我困惑得一塌糊涂。
而就在这时，邓小平鼓励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一夜之间拥有了比我爷爷奶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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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地多得多的私人财富，而且，大多是党的人。既然如此，你们为何当初要让一个孩子为了他没有见过面的祖先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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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地而生活在恐惧与羞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