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位作为网络：共位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类型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这项研究从网络视角探讨了企业竞争性共址的类型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工业组织、经济地理和社会网络分析的文献，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选址和共址观念，将其视为企业间的网络关系，并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讨论了竞争性共址的维度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新方法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以更好地理解竞争性共址的类型及其绩效影响。我们首先引入了一个焦点企业竞争性共址的两个不同维度：强度和多样性，并基于这些维度开发了一个焦点企业在竞争性共址网络中结构位置的分类：简单共址、多国共址和多企业共址。我们使用《财富》全球500强公司的子公司位置信息来测试理论框架的预测。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论点，即焦点企业的竞争性共址的强度和多样性分别和共同影响企业绩效。此外，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多国共址的绩效优于其他两种共址类型。
Kim, M., Oh, C.H. & Han, J. Colocation as network: Types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positions in colocation network. J Int Bus Stud 55, 71–90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3-00629-8
重新思考来自知识产权的企业特定优势：跨国企业的边界条件
我们为国际商务中的知识产权（IPR）的企业特定优势（FSA）和国家特定优势（CSA）视角发展了三套理论边界条件。这些条件解释了跨国企业（MNE）从IPR资产获得的FSA（IPR-FSA）何时以及在哪里会变大或变小。就IPR资产的结构而言，我们阐述了创造跨国企业IPR之间互补性问题的条件，这使得IPR-FSA变大，以及MNE的IPR与密切相关的法律权利之间的互补性问题使IPR-FSA变小的条件。就IPR资产的地理可部署性而言，我们解释了某些IPR-FSA非地点绑定的罕见条件。然而，我们也说明了大多数IPR-FSA是准地点绑定的，有时甚至可以完全地点绑定，因此对于跨国企业在国外的单位来说是较小的。就IPR资产的可防御性而言，我们阐述了即使IPR不能被有利地执行，也能让IPR为跨国企业提供FSA的条件。我们认为，将这些条件整合到FSA-CSA框架中，可以使其更准确地解释跨国企业的IPR-FSA的大小异质性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还解释了我们的工作如何可以促进国际商务研究中IPR-FSA的实证研究，并指导跨国企业的IPR策略。
Prud’homme, D., Tong, T.W. Rethinking firm-specific advantages from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MNEs. J Int Bus Stud 55, 91–109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3-00631-0
监管制度错位与跨境收购：来自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证据
反腐败努力是否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投资吸引力？商业投资依赖于稳定和可预测的制度环境，但有效的反腐败通常需要根本性地改变使腐败成为可能的制度体系。这强调了深入理解反腐败努力如何影响投资所依赖的执行国家制度体系的需要。结合制度互补性概念和关于不同反腐败执行方式的文献，我们提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运动式反腐败执行可能产生“监管制度错位”，即政府机构继续垄断关键资源，而实现有效资源分配所必需的官僚自由裁量权大幅减少的情况。我们理论化了这种制度错位如何损害国内商业环境，并促使新兴市场公司更积极地参与跨境收购（CBAs）。我们从监管制度错位视角对CBAs的假设得到了使用2012年底中国前所未有的反腐败运动期间私人控制公司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我们还讨论了这项研究对国际商务（IB）文献中的制度互补性、新兴市场企业的CBAs以及反腐败努力对国际商务影响的贡献。
Chen, G., Dong, J., Hu, J. et al. Regulatory institutional misalignment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market country. J Int Bus Stud 55, 172–193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3-00665-4
制度距离、宽松资源与外国市场进入
传统理论，来自国际商务和战略文献，认为制度距离限制了公司的国际化，并且宽松的财务和管理资源可以被重新部署来帮助克服这种距离并促进增长。然而，当进入不同制度质量的东道国市场时，宽松资源是否同样有效？结合制度经济学对距离的看法和Penrose对资源的观点，我们认为财务宽松允许公司“支付方式”进入更具制度发展的市场，而管理宽松则允许公司“工作方式”进入制度发展较少的市场。从对16年来307家印度计算机软件公司国际化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在考虑正式制度距离时支持我们的假设。我们还发现，管理宽松缓解了非正式制度距离，无论国际化的方向如何。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额外稳健性测试和一个来自49个国家的3600家制造公司的替代样本支持我们的主要结果。我们的发现表明，宽松不是克服制度距离的通用灵丹妙药，因为每种类型的宽松的有效性取决于进入的方向和需要克服的制度距离的类型，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
Donnelly, R., Purkayastha, S., Manolova, T.S. et 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slack resources,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J Int Bus Stud 55, 194–211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3-00647-6
进口竞争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套利限制的作用
尽管先前的研究调查了全球化的后果，但在理解全球化引发的进口竞争对市场效率影响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理解空缺。通过资产定价的视角，我们探索了进口竞争暴露（ICE）对金融市场的后果，并发现了全球化的阴暗面。与管理目标理论一致，我们展示了ICE与高现金流波动性、信息不对称和企业不确定性相关。此外，ICE与套利限制（LTA）、市场低效如持有和交易成本正相关。我们发现，相比那些暴露程度较低的国内公司，暴露程度较高的公司获得了更大的股票回报溢价，并且，与套利限制理论一致，我们证明了LTA在ICE溢价中发挥了正面的调节作用。我们分析中使用的自然实验提供了对我们假设的额外稳健支持。我们的发现对投资组合管理决策和公司如何将ICE溢价纳入其资本成本有影响。一个关键的含义是，面临进口竞争的公司应该优先考虑透明度（例如发布易于阅读的披露），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套利限制，从而相应降低其关联的ICE溢价。
DeLisle, R.J., Wang, M., Yüksel, H.Z. et al. The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on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s: The role of limits-to-arbitrage. J Int Bus Stud 55, 212–234 (2024).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3-006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