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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它残酷, 直到看到这篇, 才知道什么是2024年最让我国人痛心震撼的研究发现！
”之所以连摘要和标题信息都无法展示，在于那个研究主题可能会惊动太多的关注，见光就会消失，所以只能在计量社群内部小范围谨慎参阅。
台湾省土地改革（1950-1961）：对农业与结构变迁的影响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台湾省在1950年代实施的重大土地改革，这一改革历来被认为是其经济奇迹的核心驱动力。本文发现，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即对前日本时期公共土地的再分配——有效减少了租赁现象，提高了稻米产量，并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与此相对，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通过分割大规模地产以减少租赁——并未显著提升农业生产力，反而促使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
具体来说，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可能通过放宽对作物选择的限制，从而提高了稻米产量。而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则可能导致了规模过小、经济效益不佳的农场出现。然而，即便第二阶段的改革对稻米产量有所提升，其对1950年代稻米产量增长的贡献也仅占六分之一左右。
这些发现对土地改革作为台湾省经济起飞主要因素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并强调了不同形式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差异化影响。
土地改革一直是社会科学界公认的东亚经济奇迹的核心驱动力。在东亚各个主要经济体实现经济腾飞之前，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深刻的土地改革：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台湾省在20世纪50年代，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土地改革。在这些改革中，台湾省的土地改革因其广泛性和深远影响，被许多学者视为“典范”——从获得土地的家庭比例来看，它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代表了规模最大的土地再分配改革。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台湾省的标志性土地改革，该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台湾省首次对租金进行了限制，将其定在农产品产出的37.5%。随后在1951年，政府将原日本殖民者（尤其是糖业公司）所持有的公有土地重新分配给了租种的农民。最终，从1953年起，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分割与再分配政策，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念。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后两个阶段的土地再分配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这些改革措施将超过71%的租赁土地转交给了无地农民，并随之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1950年至1961年间稻米产量增长了40%以上。尽管如此，关于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对台湾经济奇迹所起作用的论断，一直缺乏现代实证研究的支持。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通过数字化历史土地记录，并运用工具变量策略捕捉后两个阶段土地再分配的外生变化，本研究首次为土地改革对台湾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因果关系的实证证据。
与学术界的普遍看法相悖，本研究发现土地改革对台湾省农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至多是有限的。尽管第二阶段的公有土地再分配和第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显著降低了佃农家庭比例，并增加了拥有自耕地的农民数量，但这两个阶段的影响却大相径庭。具体来说，第二阶段的土地再分配显著提升了稻米产量及其单位面积产量，而第三阶段的土地政策却意外地对这两项指标没有产生任何显著影响。
本文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方面，第二阶段对糖业公司土地的再分配使农民得以摆脱单一作物种植的限制，开始种植第二季稻米；另一方面，第三阶段的土地再分配导致农场规模缩小，形成了经济效益较低的小规模农场。尽管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在提升产量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对1950年至1961年间稻米产量增长的贡献仅占六分之一，这表明除了土地改革，其他政策可能在台湾农业发展中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
研究还发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在农业领域之外，对台湾省的经济结构变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从1950年到1961年，台湾省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例整体下降了14个百分点。然而，第二阶段的土地再分配却逆势而为，增加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例，同时削减了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例。这可能是因为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实际工资，吸引了劳动者留在农业部门。
与此相反，第三阶段的土地改革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减少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例，而增加了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劳动力比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劳动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女性群体中。这可能是因为第三阶段形成的小规模农场经济效益有限，难以为继，从而促使了劳动力（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为边缘的群体）从农业部门转向其他行业。
本研究的发现为台湾省土地改革的传统积极观点增添了复杂性，这些观点通常将公有和私有土地的再分配视为一项统一且成功的政策举措。在西方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台湾的土地改革不仅提升了农业产量，尤其是稻米这一主要粮食作物。这种观点认为，土地改革直接促进了农业收入的增长，进而带动了整体经济产出的提升，减少了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更有学者将台湾省特有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归功于土地改革，指出1971年约有一半的制造业增加值源自农村地区。
与此相对照，本研究结果显示，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对于1950年至1961年间稻米产量的增长仅贡献了较小的一部分，而第三阶段则几乎没有产生显著效果。相反，第三阶段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但这似乎更多是因为将过剩劳动力从小规模且经济上不可维系的农场推向了其他行业。这些发现与台湾省学术界中更为复杂、多面的观点相呼应，这些文献对1950年代土地改革的长期影响进行了重新评估——这项改革不仅是威权主义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之一，也对台湾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本文亦为关于土地改革这一历史悠久且充满争议的发展政策的讨论贡献了新的视角。具体而言，本文扩充了对东亚土地改革的研究文献，加入了日益壮大的研究行列。例如，Kitamura（2022）探讨了日本在1950年代的改革，Kim和Lee（2024）分析了韩国1950年代的土地再分配及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Ferguson和Kim（2023）则研究了中国1970年代的农业去集体化。此外，本文亦为“农场规模与生产率反向关系”的讨论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数据。尽管普遍观察到小规模农场相较于大规模农场展现出更高的生产力（例如，Foster和Rosenzweig（2017）发现小规模农场在效率上可以超越大规模农场，而Adamopoulos和Restuccia（2014）则指出缩小农场规模会降低生产效率），但本文并未发现“耕者有其田”政策在提升稻米产量方面的证据。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解释台湾省的历史经验与近期一些成效不彰的土地改革案例之间的差异。
该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阐释了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介绍了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五部分呈现了主要的研究结果；最后，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精确识别并分析台湾省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土地再分配的因果效应。一个显而易见的担心是，各阶段所分配的土地数量可能与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相关，这些因素也可能对后续的增长产生影响，从而使得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变得复杂化。表2展示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土地转移比例与改革前各类特征的回归分析，尤其是第三阶段转移土地的数量与改革前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采用了工具变量方法来分别评估台湾省两个阶段土地再分配的效应。对于每个土地改革阶段 p ∈ {2, 3}，构建并估计了以下方程组：
∆LandTrans f ersi,p = β0 + β1Zi,p + X ′ i δ + εi (1)
∆yi = γ0 + γ1∆LandTrans f ersi,p + X ′ iΓ + ηi (2)
在这里，对于乡镇i，∆yi 表示长期变化的差异量，Zi,p是阶段p的工具变量（第二阶段使用1941年日本拥有土地的份额；第三阶段使用1950年超过3公顷土地的份额），∆LandTransfersi,p 表示1950年至1961年间土地转移的变化量（假定1950年改革前的土地数量为零），而 X′i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考虑到潜在的空间自相关性，采用了Conley（1999）提出的标准误差进行聚类处理。在后续部分，将更为详尽地阐释所选用的工具变量及其合理性。
自1951年起，国民政府着手对公共土地进行再分配，这些土地大约占到了台湾省耕地总面积的20%，主要源自于从撤离的日本手中没收的土地。为了准确评估这一土地改革的影响，选取1941年日本占有土地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以此代表各乡土地被再分配的比例。核心假设是，日本占有土地的比例与1951年土地再分配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无关。这一点主要从历史背景中得到支持。
在中华民国接管之前，日本占有的土地与台湾省本地地主拥有的土地在耕作方式上并无二致。特别是，尽管大部分日本占有的土地被租赁给大型糖业公司，但在日据时期，台湾省的甘蔗种植却采取了颇为特殊的小农经营模式：
“在20世纪初，西方殖民列强在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等地广泛建立了甘蔗种植园。相较之下，在殖民时期的台湾省，日本采取了与小型家庭农场签订合同的方式获取甘蔗。在殖民统治的早期，日本私人资本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小家庭农场，更倾向于避免直接涉足农业生产，而是通过市场控制和信贷手段来间接剥削农民的生产成果。然而，在殖民政府的扶持下，现代化的家庭农业模式得以发展，这不仅促进了日本资本的积累，也为当地农业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
在台湾省，相对稳固的土地权利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争取当地地主阶层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支持。这一策略有效避免了糖业公司通过强制手段进行大规模土地收购的情况，这与荷兰人在爪哇岛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相反，日本殖民者保留了小农经济的基本架构，通过与这些小规模农场签订合同来种植甘蔗，并通过控制制糖、精炼和营销等环节来最大化利润。随后，糖业公司通过预付款项的方式确保农民专注于甘蔗种植。同样，大多数水稻生产也由小家庭农场承担，而日本对这种农业模式的垂直整合尝试并未取得显著成效。这些做法在台湾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后依然得以持续，原先的日本糖业公司整合成为台湾糖业公司。
因此，1951年的公共土地再分配政策构成了一次显著的政策冲击，它区分了那些原本拥有较多或较少日本土地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在改革之初均处于类似的小农农业体系之中。
1953年颁布的《土地归耕法》规定，私人持有的稻田面积上限为3公顷，超出此限的土地必须进行再分配。为准确评估第三阶段土地改革的效应，本文采用了超出3公顷上限的乡镇土地份额作为工具变量，以此估算土地转移的规模。日本殖民地时期研究报告（JCRR）1950年的报告提供了乡镇级别的私有土地面积分布数据，详细记录了不同面积区间（如0-0.5公顷、0.5-1公顷、1-2公顷、2-3公顷、3-5公顷、5-7公顷等）内的地产数量。本文通过将每个区间内的地产数量与该区间的中点面积相乘，将这些数量转换为土地面积：例如，2-3公顷区间内的20个地产意味着20 × 2.5 = 50公顷的地产面积。附录中的图6和图7分别展示了全国地产原始数量分布和土地面积分布的情况。
1950年的数据显示，台湾省绝大多数地产（65%）的面积小于1公顷，另有19%的地产面积介于1到2公顷之间。然而，从土地份额来看，约有一半的私有土地集中在5公顷以上的大型地产中。为了构建工具变量，将超出3公顷上限的土地面积进行标准化处理，即以其除以低于3公顷上限的区间土地面积。同时，还控制了2公顷以下和5公顷以上地产的土地份额。本文的识别假设是，在固定2-5公顷地产的土地份额的条件下，乡镇的结果变化与超出3公顷上限的土地面积无关（除了通过增加的土地转移这一途径）。从本质上讲，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模糊断点回归设计RDD，即在政策上限附近的特定阈值条件下，一侧的较大面积质量与随机分配相似。
表3展示了方程（1）第一阶段回归分析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两个工具变量在预测各自阶段土地转移数量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相关性，对应的F统计量均超过了20，满足了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
具体来看，第一列结果显示，1941年日本占有的土地份额是第二阶段Phase II土地改革中土地转移份额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这一时期日本土地份额与第二阶段Phase II土地转移份额之间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极为显著，对应的F统计量约为32，表明1941年日本占有土地的比例能有效预测1951年土地改革中土地的转移情况。
第二列结果显示，超出3公顷上限土地与低于3公顷上限土地之间的比率，同样是预测第三阶段Phase III土地再分配数量的一个高度相关的预测变量，其F统计量为22，这表明不同乡镇超出3公顷的土地比例能有效预测1953年《土地归耕法》实施后土地转移的程度。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工具变量与土地改革之间的关系，图5绘制了每个工具变量与各自阶段phase土地改革第一阶段first-stage的散点图。这些散点图清晰地展示了工具变量与土地转移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
前面的部分概述了土地改革工具变量的外生性的历史和设计基础上的理由。然而，一个自然的担忧是，这些工具变量仍可能与影响结果的经济、人口和其他特征相关，从而违反了经典的排除假设。这可以通过估计每个工具变量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支持这一假设：
在这个方程中，对于乡镇i，yi 表示改革前的社会经济结果，zip是阶段p的工具变量。在进行估计时，采用了50公里范围内的空间Bartlett内核进行聚类，以考虑潜在的空间相关性。表4展示了方程（3）的估计结果。
由于主要的估计设计是通过长差分（long-differences）来实现的，这隐含地控制了长期水平的影响。在表4的上半部分中，主要关注改革前关键结果的变化，这与双重差分DID中的平行趋势检验相似。然而，在下半部分中，还考虑了可能在土地改革后导致区域间差异的改革前特征，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可达性和现有的工业能力等因素。
表4的第一列考虑了乡镇日本土地份额与前期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乡镇的日本土地份额与改革前租户比例的增加、农场中位数面积的变化、人口增长或稻米产量的变化没有显著关系。这表明，在土地改革之前，有更多或更少日本土地的区域的农业制度和生产增长情况相似。还发现，乡镇的日本土地份额与可能与糖生产相关的其他特征（如糖蔗产量、工厂或糖厂的存在、主干铁路车站、糖铁路车站和银行分行的距离）之间存在正相关但不显著的关系（尽管标准误差较大）。
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变量是1955年的大陆人口比例，这是能够获取的关于居民来源的最早数据。一个普遍的担忧是，这些新移民可能被安置在那些能够分配前日本土地的地区。然而，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历史评估的观点，即日本持有的土地在耕作方式上与当地台湾人的土地相似，因此，在土地改革的影响之外，拥有较多或较少日本土地的地区基本上是相似的。
接下来，在分析的第二阶段，考察了前期变量与用于第三阶段土地改革的3公顷土地上限工具变量之间的关系。与日本土地变量的情况类似，并未发现3公顷土地上限与前期的租赁情况、家庭农场规模、稻米产量或人口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此外，3公顷土地上限工具变量与大多数前期水平变量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唯一的例外是1947年的工厂数量。为了在变量之间实现平衡，我们控制了1947年的工厂数量，以确保分析的准确性。
值得特别指出的一个变量是1955年的大陆人比例，这是显示居民来源的最早数据点。一个合理的担忧是，这些新移民可能被安置在可以分配前日本土地的区域；然而，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证据。总体而言，这些结果验证了历史评估，即日本持有的土地在耕作方式上与当地台湾人的土地相似，因此，更多和更少日本土地的区域在土地改革暴露度之外基本相似。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特别关注了前期变量与第三阶段土地改革中使用的3公顷土地上限工具变量之间的关联。与日本土地变量的情形相似，并未观察到3公顷土地上限与早期的租赁状况、家庭农场规模、稻米产量或人口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此外，3公顷土地上限工具变量与大多数早期水平的变量也没有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唯一的例外是1947年的工厂数量。为了在变量间保持平衡，我们对1947年的工厂数量进行了控制。本文发现，无论是否包含这一控制变量，研究结果在本质上都保持一致。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现象：在1953年实施的“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之前，那些拥有略超过3公顷土地上限的乡镇与那些拥有略低于这一上限的乡镇，在经济增长轨迹上似乎并无二致。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发现，本文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引入了控制变量进行falsification tests。具体来说，在分析第二阶段（Phase II）时，我们控制了第三阶段（Phase III）的土地转移份额和1955年的大陆人口比例；而在研究第三阶段（Phase III）时，则考虑了第二阶段（Phase II）的土地转移份额、2-5公顷土地持有比例以及1947年的糖厂数量等因素。在基准模型中，本文确保了改革前各地区的农业和社会经济特征在处理状态上达到了平衡。此外，还提供了包含这些控制变量的OLS估计结果，以便进行比较分析。
Reference: https://oliverwkim.com/papers/KimWang_Taiw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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