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不答应，大清必须赢

▲先发个活动预告。本周四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与刘三解兄从经济角度一起聊聊晚清改革。 本文亦节选自笔者所著《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

—正文—

甲午中日战争让慈禧太后心心念念的六十大寿庆典化为泡影，也正式宣告晚清三十年自强改革彻底破产。北洋海军苦战之后全军覆没，日本陆军人均仅消耗了8颗步枪子弹便击溃了清廷陆军。[1]遗憾的是，战败带来的震荡局限于体制内人士和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清帝国的底层民众大多对这场战争无感，许多人甚至以为大清才是战争的胜利者。

一、清军在版画新闻里所向无敌

浙江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以为中日甲午之战，是以大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因为他看到的画片，就是这么画的。

蒋梦麟回忆：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2]

这段回忆是可信的。因为类似的版画，迄今仍留存于世，可以见到。 2014年5月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与大英图书馆合作，在其网站上了举办题为《绘画中的日清战争锦绘·年画和公文书》的网络特别展。 展示了甲午战争期间制作于中日两国的235件版画，其中179件为日本画家作品，绝大部分为锦绘； 其余56件出自清末中国画师之手（56件中有雷同者）。 [3]

这56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中国版画中，有一幅《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极可能便是蒋梦麟提到的那张让他印象深刻的画片。这幅《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右下角注明出品者是“仁川必胜斋石印”，左上角注明作画者是“嵩山道人”，作画时间是“光绪甲午季秋”，画面内容是战败被俘的日军士兵，由清军以绳索捆绑、囚笼关押，送去砍头处决。与蒋梦麟当年所见画片——“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核心元素基本一致。[4]

展出的中国版画里，未发现与蒋梦麟记忆中的“夜壶炸弹击沉日军战舰”相关者。不过， 这些版画，与蒋梦麟所见画片的主旨相同，全部是在宣传清军大胜、日军大败 。 比如 有一张题为《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的版画，表现的是清军水师大败日本海军。 版画 署名“梅州隐士制”。 左上角题记注明： “倭逆无故称兵犯顺，占据韩京，肆行狂悖，欺害华商。 凡我朝野诸君，无不同深义愤……”（“义愤”后似仍有文字，但已受损不可复见）。 [5]

还有一张《海军大胜图》，极力表现“日本海军遭到大清水师痛击”。版画署名“望平东馆主人识”。上中部题记写道：

倭逆无端开衅，不遵公法，击伤运船。朝廷震怒，立饬海军大队铁甲前往助剿，开仗于惊涛骇浪之中，烟雾腾空，杀声震雷。轰沉倭逆铁甲三艘，兵轮数艘，溺毙倭逆无数。飞电传来，共相欣喜。兹将倭逆败北情形，绘图贴说，俾天下怀忠义之气者争先快覩，略纡公愤。他日水陆并进，不难一鼓荡平，倭逆之亡指日可待。[6]

陆战方面的情形也差不多。有一幅《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将日军在陆战中的“惨状”刻画得淋漓尽致。画中，狂牛角上绑有利刃，背上负有灯笼，直冲日军而去，日军士兵或瘫软在地，或仓皇返身逃跑，清军将领左宝贵端坐骏马之上，一派指挥若定状。[7] 另一张版画《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里，清军占据着战场上的绝对优势，左上角题记注明： “天津来电云： 倭逆攻九连城，宋刘二帅假退五十里，用引虎入牢之计埋伏地雷火炮。 十月初四轰死倭兵二万。 ”[8]

关于台湾战场的描绘尤其夸张。版画里，不但日军在台湾被刘永福等人率领的清军打得屁滚尿流，且连后来的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 （1837~1922） ，也遭清军捕获，受审后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了。 表现桦山资纪被捕受审的版画，题为《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画作署名“上海吴文艺斋”，并有题记说明：

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倭总督桦山氏彼（原文如此）刘军擒获。倭奴见主将彼获，随即恳请西国大员向刘帅恳，情愿出五百美金赎回。刘帅不允，定要和约见还，方可赎回耳，倘和约不还，将倭逆审明首级示众。[9]

表现桦山被浇火油活活烧死者，则是一幅署名“小芳陆士勋”的未命名版画。画中题记写到：

桦山氏者，倭将之巨擘也。少时游学泰西，精于测算制器等学，又深究西国军律营制，故回国后倭主即授以水师提督之任。自去年称兵犯顺以来，凡军旅之事皆桦山一人主之。其趾高气扬藐视台湾，大有一口吸尽西江水之意。不料自遇我刘大将军，而后大小数十战，无不悉坠术中，不及两月，伤亡以五万计，遂慷慨登岸，不胜愤然。一日，仅带倭军数十人，意欲探视道路，为进兵计。正巡行山径间，突有生番自丛莽中啸聚而起，以毒箭踣之，生擒而献诸刘营。将军命以棉絮渍火油，周裹其身，燃火烧之。凡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所谓桦山氏以疫死者，则倭奸之代讳之也。[10]

总之， 在这些版画里，无论陆战、水战，日军都不是清军的对手；每次战役，都被英勇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二、朝廷对真实信息实施管制

值得注意的是，展出的这56幅中国版画[11]， 全部出自民间商家 。

比如，绘制《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的“嵩山道人”、绘制《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的“梅州隐士”，虽生平信息不详，但都是长年给上海小校场的年画店铺供稿的民间作者。今人之所以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因为较之文人画，年画被认为上不了台面，故当时作年画的文人多不署真名。[12]

另据唐权对这些版画的梳理与研究，“就风格而言，这50余件版画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属于有传统色彩的年画，从作品的题记可知，其制作者或是批发者有‘吴文艺斋’‘筠香斋’‘文仪斋’‘沈文雅’等，皆是上海旧校场年画的知名店铺。另一类则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画面构成，都酷似《点石斋画报》中的时事画。不难想象，这两类作品都是与清末上海的文化市场密切相关。”[13]简言之， 这些描述清军“战胜”日军的版画，全部来自上海的民间文化机构 。

这些上海的民间文化机构，究竟是受了不实传言的误导，还是有心刻意造假？

从版画题记里的“天津来电云”、“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等文字判断，这些文化机构是有消息源的。但是，这些消息源并不完全可靠。战争期间，清军拒绝外国记者随军采访，也拒绝外国武官随军观战 （日军为塑造“文明之师”的形象反其道而行之） ，报刊往往只能依赖自己聘请的“访事人” （大略相当于记者或线人，不属于报馆的正式员工） 和朝廷邸报里的信息，来报道前线战事。

这些“访事人”缺乏专业训练，送回的信息常充斥着“ 我愿意相信事实是这样，所以事实是这样 ”的道听途说。朝廷邸报也常因前线将领的不实战报而失真。为了掩饰劣迹和邀功请赏，甲午战争初期的前线战报，大多存在着杜撰战斗情节、夸大乃至捏造歼敌数据等情况。如清廷上谕中对“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褒奖是“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14]。该上谕的依据，是方伯谦报告中的“倭船又来追赶……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15]。但当日的实情却是济远舰“挂白旗及日本海军旗逃跑”[16]。清廷上谕对陆军将领叶志超在牙山战役中的褒奖，则是“连获胜仗，毙倭贼二千余人，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凶锋，深堪嘉悦”，“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银二万两”[17]。《申报》与《点石斋画报》等遂依据这些信息，刊登（绘制）了诸多关于牙山大捷的报道[18]。当时的实情却是清军在牙山惨败。

清廷实施的信息管制政策，也是民间报道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的重点管控对象是电报局。战争期间，电报局不被允许向外界传递任何与战争相关的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在电报里写入前线战事的实情，尤其重点禁止民间以暗码传递消息[19]。这种信息管制，既是为了防范军事情报被日军间谍侦知传递 （后来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清廷中枢与驻日使馆的往来电报便被日军破译，形同明文） ，也是不希望民间知晓前线清军的败绩而发生恐慌与愤怒的情绪，进而引起社会不稳。这种管制让《申报》难以及时从可靠信源获取信息，在战争初期过度依赖道听途说，与《点石斋画报》等媒体一样误以为清军所向披靡，正在朝鲜痛击日军，报道严重失真。[20]

信誉受损的《申报》，后来不得不公开刊登启事，向用户解释为何会出现假新闻，以及之后将怎样解决，其中便提到了清廷的信息管制。启事全文如下：

倭奴犯顺以来，夺我藩封、侵我口岸，狼奔豕突，顽梗难驯。本报以事关军国重情，人皆先睹为快，用是不惜巨费，遍嘱诸埠访事友，一有战务，立即传电告知，俾从速列入报章，布告薄海内外。乃日前接烟台电报局来信，谓近奉督办之谕，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以免泄漏军情。阅日又有天津访事友书来，称某日有极要事机，携费至局中传电，局中人既已收取，翌日仍复退回，谓无论中西各人，除商报外，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本馆揆时度势，断不能再发电音，而下笔之时又自觉忝颜，不敢动辄捏称接得某处某处中西各访事人来电，致以无稽谰语摇惑人心。祗得于日本、高丽、烟台、天津及南北洋各埠，逐一添派妥实友人，悉心侦访，闻有军务，即刻飞函，庶几信不愆期，事皆核实，用副诸君子赐阅之盛情乎。[21]

“访事友”是《申报》在各地重要城市口岸聘请的“准记者”。这些“准记者”与上海报馆之间，高度依赖电报联系。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军在海、陆两处战场节节败退，清廷随即针对电报局启动了信息管制，“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中日之间只有商务信息可以用电报发送，“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申报》无可奈何，只能加派记者四处探访，改用传统信函来传递信息。

讽刺的是，清廷对电报局的信息管控，只能阻碍本国百姓获知前线的真实战况，并不能真正起到对日信息保密的效果。 据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披露，两国正式宣战前，日本方面就已经破译了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赴朝将领袁世凯、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的往来密电。后来的马关议和期间，更是靠着破译清廷往来电报完全掌握住了谈判的主动权，在谈判桌上取得了最大利益。[22]

据陆奥宗光的秘书官中田敬义披露，破译清廷电报者是时任日本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1886年北洋海军前往日本长崎港维修，清兵与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冲突中，清廷使用的一份密电本意外遗失，被日军获得。1894年6月22日，对清廷开战前夕，陆奥宗光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送去了一份信函。这封信函原本是以英文起草，后由日本外务省的工作人员译成日文，再由中田敬义负责译成中文。汪凤藻拿着这份日本人送来的中文文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随即将其发给了总理衙门。佐藤爱麿手里有中文原件，然后又能截获电报信号，二者互相比对，再以之前意外获得的清廷密码本为辅助资料，很快就破解了清廷密电码的编排规律。[23]

甲午之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地将破译清廷电报一事隐藏了起来。陆奥宗光1895年底写成的《蹇蹇录》也延迟了三十年才公开。清廷直到灭亡都不知道自己在1895年已被日本政府看了个精光。

这场电报泄密事件看似技术事故，实则可视为清廷拒绝开放、拒绝拥抱变化造成的恶果。 早在1869年，传教士丁韪良便试图将电报技术输入清帝国，在总理衙门供职的某翰林却不屑一顾，认为“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24]。直到清廷先后经历了1874年日军侵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和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事件，每一次都因为没有电报，导致前方与中枢之间信息传递太慢，而坐失良机损失巨大，才半推半就同意李鸿章建设电报线。可即便如此，也还是拖到1883年才勉强允许电报线进入通州，信息到了通州之后，须由人骑马传入城内。直到1898年，清廷才允许电报线直接接入总理衙门。那时已是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后。 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清廷内部不可能产生佐藤爱麿这样的电报人才。于是，也就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提醒汪凤藻与李鸿章，要他们在使用日本人提供的有线电报时，千万不能将日本人提供的中文文件直接发给总理衙门。

在对国内民众封锁消息这方面，清廷有着极为敏锐的主动意识和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但在对外敌实施信息保密方面，甲午年的清廷还完全是个门外汉。

三、报纸为取媚民众搞畸形报道

除了信息管制之外，舆论环境也在“迫使”《申报》与《点石斋画报》不断扭曲自己的报道。早在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就已见识过清帝国知识界对不符合心理预期的新闻报道，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该报主笔黄式权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