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昊
我对大多数词汇怀有比他人更强的陌生感，而这将我的个体斩为两截，一方面我无意挑战日常语言，时常同街边的粗野汉子一样“喝酒吃肉，指钱骂娘”，内涵笑话也尽数听得懂；另一方面我并不信任这些词汇，这与汉语的表意特征无关。这种不相信不意味着我否定了表意：我只是拒绝迅速地指认它们，这其中或许有一些波德莱尔式的反思。
我正着迷于这种令人惊奇的陌生感，并尝试着将这种陌生感衍化到更多的领域。安妮·莱博维茨曾经谈论起自己的首次摄影经历。她提到自己同家人在富士山的第八驿站歇脚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只带了一卷胶卷，且由于缺乏这个认识，在距离富士山顶近在咫尺的地方，她只剩下两三张底片可以拍了，这让她开始思索自己与照相机的关系，“没有照相机就没有影像”。这只是近来出版的《安妮在工作》中文版中提及的一个小小的细节，说起来彼时莱博维茨的观点也未有什么新意，但这个发现还是让我感到兴奋。
有那么一瞬间，你可以设想，你眼前的照相机变得不那么熟稔，它冰冷而棱角分明，仿佛一点也不惹人疼爱，你就像《万寿寺》里面那个失忆的作家一样，开始试着从残存的回忆中确认自己同眼前这个物件儿的关系。眼下那个照相机就像是病房窗台上的那本《暗店街》，你观察了很久，觉得它像是无主之物，终于，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将这个铁疙瘩搁在手里；但是心中警惕，随时准备把这烫手的山芋放回原处。过了一会儿，你才骤然领悟到：这玩意原来是我的，于是你迎来了两三秒独独让自己感到欢呼雀跃、在他人看来却平淡无奇的兴奋感，而这就是艺术的开始。
你生活、工作的地方，你极不情愿加入过的那些集体，你批判过的权威，你热爱的人们，你要忘记他们，你忘记他们并不是为了遗忘和逃避，而是为了重新接纳他们。你会因此变得冷静地运用情绪，你或许还会认识到被一些人推崇的极端理性带来的只是致命的自负，而保持谦逊的手法自然绝非理性那么简单，如同Tillmans画册中那被滴了几滴墨汁的水，这是一种被理性环绕、与墨色情绪杂糅的整体。当然，你会发现更多的细节，但它们不必要一定是真实的。
时间推移，创作的必然性逐渐在心中解构。李政德的一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拍的，也没有什么是非拍不可的。”前半句没什么的，老生常谈；然而后半句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摄影从所有已知的规训中解放出来，报道的、画意的、如实的，成为“最远离摄影的摄影”（陈小波语），对于失物和回忆的着迷，同“时间性”这个看似宏大无边的主题在20世纪末期的逐渐退却一样，退居到了它们原本应该占据的位置。于是，摄影的冲动再度降临，尽管世界并未因此变得更加可爱，但拒绝整个世界的文艺情怀却被彻底动摇。
“摄影是孤独的”，这句话乏味而情欲泛滥。应该说，摄影自身就是一种孤独，因为选择摄影而自认为拥抱了孤独的人，未免有虚伪的嫌疑。摄影的过程，同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提到的人类境遇何尝不是一样？摄影并不需要急匆匆地认出整个世界，当我们自以为是地迅速指认出这个粗鄙的时代，我们也必将亲手终结一切有关摄影的前程。（文章首次发表于2013年7月，经作者授权重新发出）
关于作者
胡昊
1990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工作生活于北京。“理想国”艺术类图书编辑，艺术批评写作者，曾入围2016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2013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学位，201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美学）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