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周云蓬《九月》，改编自海子诗作
文 | 谌旭彬
今天是诗人海子自杀三十周年。
他最著名的诗作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曾经入选过语文教科书（北师大版）。
那其实是一首充满了
无力与绝望
的诗作。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 我有一所房子 /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 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 /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开篇第一句，海子说的其实是：
他现在不幸福
，幸福是属于“明天”的事情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些，
都是“明天”才会有的东西。
海子无力拥有这样的“明天”。
他祝愿陌生人“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祝愿陌生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应着他自己在尘世的前程黯淡、爱情无果。他祝愿陌生人“在尘世获得幸福”时，他自己早已有了放弃尘世的念头。
这是一首用温情辞藻包裹着的绝望之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于1989年1月13日。
两个月后，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那一天是海子的农历生日。
据说，警察在他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
再后来，这封传说中的遗书“丢了”。①
图：海子，原名查海生
或许，海子的死，确实无法直接归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但他是时代的悲剧，时代对他的死，有着推卸不了的责任。
比如荒唐的气功热。
除了那封传说中“丢了”的贴身遗书，海子自杀前夕还写有几封遗书，存放在他工作的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某同事的办公桌抽屉。这些遗书全部与“修炼气功走火入魔”有关。
3月24日，海子在一封遗书中写道：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和孙×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3月25日，海子在给家人的遗书中写道：
“爸爸、妈妈、弟弟：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同日，海子在给好友骆一禾（诗人，《十月》杂志编辑）的遗书中写道：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他还给政法大学校领导写了遗书：
“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或孙×负责。”②
据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同事回忆，海子之所以相信常×拥有特异功能，原因之一是“钱学森曾经给常×写过一封信”。③
图：海子遗书中提及的孙×与人联合署名的论文《
略谈“特异功能找矿”
》
再比如荒谬的诗歌崇拜。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写诗，与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一样，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常见的文学创作。但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诗歌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写诗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据北大学生陈陟云回忆，八十年代初的北大简直就是诗歌的北大，“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同学，几乎大多数都在或多或少地写着诗歌”④。海子也不例外，约在1982年前后，在诗歌创作上陷入了痴迷，毕业时的班组长鉴定里甚至留有一句
“在新诗创作上有一定成就”
。
这种诗歌崇拜并非凭空而来。
包括海子在内，那些生于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在七十年代接受初高中教育时，被灌输了太多与伟大、崇高、超越、不朽相关的东西。所以，整个八十年代，既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宏大词汇继续泛滥的时代。
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是诗的价值被无限拔高，写作者生出一种浮夸的使命感，将自己视为英雄、烈士、殉道者
（诗人西川曾感慨“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
，书写时大量使用先知式的、宣言式的、神谕式的词汇和句式，动不动就要创作“大诗”。
⑤
那浮夸的使命感，往往不经意间就改变了人的一生。
1983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时，在就业分配上曾拥有三种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校报。
对一个出生在安徽农村，自小不知吃了多少咸菜的农家子弟而言，这是一个实现
阶层跃升、成为城市居民的关键机会。
海子曾写信回家征询父母的意见，却又将父母的意见置之度外。其弟查曙明如此回忆：
“父母让我代替回复的建议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理由是，那里离家近，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但最终他自己还是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后来，他同父母解释：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尊重了他个人的选择。”⑥
较之安徽省司法厅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政法大学做校报，可谓毫无优势可言。他也并非不能胜任其他两份工作。大学四年，他80%的考试获得了“优”与“良”。他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做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也并非不能和光同尘。⑦
他不愿离开北京，其实是不愿离开北京的诗歌圈。
八十年代的新诗歌浪潮，看似热闹，实则只局限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几个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回到安徽，海子找不到他的同类。
为了做诗歌的烈士，海子愿意付出尘世的代价。在诗作《夜色》里，他像一个圣徒般骄傲地宣称，为了取得诗歌的王位与太阳，他愿意付出漂泊异乡（流浪）、没有爱情与生计艰难的代价：
“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
其实，诗歌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体裁，并无任何特殊的神圣性可言，“诗歌烈士”是一种荒谬的东西。
代价很快就找上门来了，而且比海子想象的要更惨一些。
图：人民文学出版社《海子的诗》封面
先是物质层面。
1986年，海子与恋人B的感情走到了尽头。海子的父亲后来回忆说，
“女孩子的娘、老子嫌我们家里穷”
。好友西川回忆说，“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分手，我不得而知。但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海子写道：“两年来的情感和烦闷的枷锁，在这两个星期以充分显露的死神的面貌出现。我差一点自杀了。”⑧
在这之后，海子还曾有过三段恋情，全部无果而终。
骆一禾曾感慨，海子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最后几年，“他的生活概括地说是一个赤子不谙世事的傻日子，他却唯独能够知道在昌平哪一家誊印社最便宜，可以花最少的钱打印诗集”，“他微薄的工资也时常要寄回穷困的家里去，用于垫付种子、农肥款子和资助三个弟弟上学的学费，在他死后留存的家信里我看到他的弟弟至今没有配上一副眼镜。”⑨
然后是精神层面。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严格说起来更多的是大院子弟、机关子弟的思想解放，文学领域尤其如此（史学领域也很典型）。海子这类农家子弟，在诗歌圈里有一种天然的格格不入。海子有写作“长诗”的雄心，但北京的诗人圈子批评他写“长诗”的想法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在很多诗歌聚会上，除了骆一禾，常常无人搭理海子。诗人卧夫曾感慨：
“海子的诗人身份处处受到质疑，导致他的诗歌不仅受到冷落，在北京诗歌圈甚至被贬得一无是处，这使他的惯常思维屡受重创。”⑩
这种格格不入，既与眼界与见识层面的差异有关
（一如史学界最早走出阶级史观者，多是大院机关子弟，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时代的真实运作逻辑）
，
也有诗人严重过剩这方面的原因
，为了追逐名利、争抢地盘，八十年代中后期，诗人们互相抱团、党同伐异，可谓家常便饭。
一个怀抱着荒谬的诗歌崇拜
（当时鲜少有人觉得荒谬）
的农家子弟，由一种浮夸的使命感驱动
（当时鲜少有人觉得浮夸）
，牺牲了更便捷的阶层跃升的机会，“以梦为马”，狂热地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之中，结果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遭遇了残酷的双重失败——爱情因物质贫困而烟消云散，诗歌也得不到圈内人的认可。失恋时，他写诗反复吟唱“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苦心的皇帝在恋爱”，将自己说成诗歌王国里尊贵的皇帝；扎进诗歌圈子，在一堆诗歌皇帝当中，他却又成了最不受关注的一个。
于是开始练气功。
于是开始在诗里悔不当初，想要“转回故乡”，做一名“年轻的乡村教师”，“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陷入爱情：
我是浪子 /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 灯火吹灭我 / 家乡赶走我 / 来到酒馆和城市 / 我本是农家子弟 / 我本应该成为 /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 年轻的乡村教师 /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 在一个黎明 /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 一起陷入情 / 但为什么 / 我来到了酒馆 / 和城市
朗诵放荡疯狂的诗 / 我要还家 /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 / 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 我要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
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