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恰达耶夫：热爱真理的“疯子”》
恰达耶夫挣脱锁链，反对沙皇暴政，热切追求真理和自由，终于成为19世纪初叶具有进步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俄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对普希金的自由思想有深远影响。
彼得·雅可夫列维奇·恰达耶夫，莫斯科人，1794年生于斯，1856年死于斯。
他出身贵族家庭，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812年肄业参军，在抵御拿破仑侵俄的战争中服役，亲身经历卫国战争，表现英勇。莫斯科大学位于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沙皇伊凡雷帝于16世纪中期创建的近卫军就长驻于麻雀山上，负责保卫沙皇及其家庭。近卫军由精兵强将组成，宣誓对沙皇绝对效忠，使用的武器是火枪，所以其官兵也称为“火枪手”。恰达耶夫在1821年以前也是火枪手，曾任御前近卫军官。
普希金给他的肖像题词写道，“出于天庭的至高的意志/他生而背负皇差的锁链/若在罗马，他是布鲁塔斯/在雅典是彼瑞克利斯/但在这儿，他是近卫军官”。
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作家，1821年以前任御前近卫军军官，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送进精神病院。他是俄国19世纪初叶具有进步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布鲁塔斯是罗马政治家，拥护共和政体，因反对专制而刺死凯撒；彼瑞克利斯是雅典政治领袖，曾推行民主措施。普希金是恰达耶夫的好友，珍视两人之间的友谊，在政治上显然对恰达耶夫寄予远大希望，可惜当时他还是个戴着“锁链”的近卫军官。但世事多变，人也会变，恰达耶夫后来挣脱锁链，反对沙皇暴政，热切追求真理和自由，终于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成为19世纪初叶具有进步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俄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对普希金的自由思想有深远影响。
恰达耶夫的转变有多种因素。1820年，近卫军西蒙诺夫斯基团官兵因反对严酷的军事体制遭到镇压，这对恰达耶夫的思想触动很大，因此退出近卫军，不再对沙皇誓死效忠。
从1823年到1826年，他游历法、英、德、意等国，“到西方各个民族去寻找文明”，结识了多名文化精英（如德国哲学家谢林、法国哲学家拉梅内），阅读了许多西欧哲学、神学和文学名著，眼界大开，胸襟拓宽，知晓西方世界有许多值得俄国学习之处，以致有欣然悟道、刻骨锥心之感。他尤其认识到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而且也是一系列思想。”回国后，他殚精竭虑，深刻思考，于1829-1830年间用法语写出《哲学书简》。
《哲学书简》共有8封书信，看似写给莫斯科一个沙龙女主人，其实是写给所有读者。1836年在《望远镜》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只是第一封，却在俄国产生轰动效应，赫尔岑视之为“黑夜里的一声枪响”，普列汉诺夫说此书简的思想贡献“远远超出一位勤勉的俄国研究家依据‘地方统计数据’完成的数立方俄丈的著作，远远超出一位敏捷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恰达耶夫因此声名鹊起，钦慕者众，同时也挨骂受批，饱受苦楚。
就这一封信，也足以使沙皇恼怒记恨，因为书简的锋芒直指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呼吁学习西欧的先进文明，倡导自由、民主思想。在沙皇、书刊检查局甚至一般读者看来，这封信全盘否定俄国，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作者就是俄国的“叛徒”和“敌人”。事实上，恰达耶夫确实有点矫枉过正，旨在促使国人惊醒，认识到自己“野蛮不开化”、“愚蠢蒙昧”，从而力求进步，走向文明。
恰达耶夫在书简中明确指出：“我们从未与其他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传统，也无东方传统”，“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带给世界任何东西”，“我们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在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会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谓的奢华。”
有如叶卡捷琳娜女皇一出面斥责拉季舍夫比普加乔夫还坏，这位《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就不再有好日子过，当沙皇尼古拉一世一出面声称《哲学书简》的作者是一个“放肆胡诌的疯子”，恰达耶夫也就不再有出头之日。他真被当成了“疯子”，给软禁起来，每天派神经科医生去给他治“疯病”。《望远镜》杂志因此被封杀，其主编被流放到北疆。
60多年后，契诃夫写小说《第六病室》时，想必记起了恰达耶夫，他笔下的拉京医生接触病室内的“疯子”格鲁莫夫，被他的公正而激烈的言论所惊醒，觉得自己不能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心情因此郁闷又狂躁，结果也被院方当作“疯子”，被骗进第六病室，他气愤难忍，翌日便中风去世。
事实上，俄国历史上有太多追求真理、敢说真话的人，被当作“疯子”关押起来，而那些疯狂迫害人的人反而成了真理的化身，生杀予夺，草菅人命，所以这个国家的黑暗历史就显得格外长、格外残酷。在俄国历史上，以“精神病”来整治持不同政见者的记录中，恰达耶夫是第一人。
恰达耶夫与普希金是长期挚友，他比普希金年长5岁，两人在思想观点上虽不完全一致，却彼此敬重、信任，成为莫逆之交。图为普希金画像。
恰达耶夫当然不愿被沙皇钦定为“疯子”，被人斥责为国家的“叛徒”。对此，他在“被精神病”之后，在《疯人的辩护》一文中振笔直书道：
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
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这也是实情，那些人的叫喊打破了我的宁静生活，将我停泊在十字架脚下的帆船又抛向了人们愤怒的海洋。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我们被召唤着去解决社会秩序中的大多数问题，去实现产生于旧社会的大多数理想，去回答那些占据人们心头的十分重大的问题。
他后来在《箴言集》中写道：“我宁愿去批评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贬低她，也不愿去欺骗她。”
从“誓死效忠沙皇”的火枪手到沙皇钦定的“疯子”，这是人生巨变，但这个“疯子”确实是一个热爱祖国、更热爱真理的俄罗斯人，他昂着头，睁着眼，张嘴深情地说出了爱祖国又爱真理的话语。
回顾俄国文化和文学中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长期对峙的历史，恰达耶夫显然是属于西方派，或称“改革派”、“激进自由派”，更可以说是这一派的鼻祖。他始终在思考，俄国该走什么道路，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以清醒而严峻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来确立深刻、博大的民族意识。
正是他在《哲学书简》里明确主张“走西欧的路”，两大派的思想交锋便进入了一个碰撞得更激烈的新阶段。他的思想对西方派人士和斯拉夫派人士（支持俄国东正教、尊重民族文化）都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赫尔岑、别林斯基、巴枯宁、萨马林和卡维林。连斯拉夫派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也说，恰达耶夫集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于一身，他的思想在人们沉睡之际唤醒了大众。
恰达耶夫曾有不少作家、诗人朋友，如格里鲍耶多夫(1795-1829)，其小说《智慧的痛苦》中的主角、具有革命思想倾向的贵族青年恰茨基，即以恰达耶夫为原型。恰达耶夫与普希金更是长期挚友。他比普希金年长5岁，两人在皇村、莫斯科都有频繁交往，一起读书、交谈，在思想观点上虽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过认真的论争，却彼此敬重、信任，成为莫逆之交。
文/陈安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本文节选自《恰达耶夫：热爱真理的“疯子”》，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2期，总第6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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