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与大国军事竞争

近年的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冲突中，人工智能、无人平台、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军事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在新一轮技术创新推动下，大国军事体系加速变革，进而影响全球层面和重点地区的大国博弈。新兴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亦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现当代军事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影响，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相比后冷战时代，美国与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差距明显缩小，军事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二是军事体系的升级与对抗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焦点。军事体系变革不仅是多种技术变革的合力，也是技术、战略与组织结合的合力，单一技术的发展无法实现体系变革。同时，军事体系和技术之间的对抗也体现出非对称性。三是要用长期视角评估军事技术的影响，包括战争与和平不同状态下技术的影响，以及长期竞争中针对军事技术的反制和抵消。

把握当前大国博弈背景下军事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影响，要超越基于后冷战时代经验的思维定势和观念。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技术和总体军事实力上都处于压倒性优势，其体系和技术效能在常规冲突中易于最大化发挥。当下的大国博弈则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具备压倒性优势，技术虽是大国军事体系的刚需，但难以成为主导。工业革命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为军事技术竞争及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提供了丰富案例。梳理历史经验，有助于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思考军事技术对今后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评估当代军事技术的创新、应用和影响，首先是实践而非理论问题。一是俄乌和中东两场冲突已展现出当代新兴技术和军事体系在高烈度冲突中的作用和局限。二是大国之间围绕军事技术的体系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三是各方均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聚焦大国博弈的战略需求，并在战略规划与决策、作战体系、后勤支援等各方面加快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由此，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梳理近现代长时段军事技术对军备竞赛、高烈度冲突影响的历史经验教训，评估新技术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应用与启示，分析大国军事技术体系竞争态势的形成，进而评估新技术对战略层面的影响以及对于作战体系的影响。

后冷战时代军事技术创新和运用的经验对当代战略思维影响较大，但这与大国军事博弈中的经验存在差别。回溯1990年代到2010年代，美国在军事实力尤其是科技创新和应用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分析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常规作战阶段）和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小国家缺乏反制高技术装备的手段而无法与美军作战体系，尤其是其海空精确打击力量抗衡。美军的高技术装备和作战体系效能因此得到最大化展现。然而，后冷战时代美国军事技术压倒性优势产生的影响并非战略博弈的常态，尤其不是大国博弈的常态。

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创新加速推动多轮军事变革，影响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冲突。从185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近一个半世纪中，主要大国之间不仅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时期进行了多轮长期军备竞赛，还爆发多场直接军事冲突，包括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等局部战争和达到总体战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为研究技术变革与大国军事竞争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分析这些案例可从多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

一是现代军事体系不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也成为新技术应用和发挥效能的依托。不同的技术、装备和平台在军事体系中相互依托和协作，性能越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对军事体系内其他要素和环节的依赖就越大。具有较强火力打击和机动能力的作战体系对于态势感知体系和支援保障体系都有较高依赖。在作战体系内部，不同要素之间同样相互依赖。例如，在高烈度对抗环境中，部署空中力量的基地以及航母都需要地面和水面防空反导力量的保护。此外，具有相似功能的技术和平台也需为决策者和指挥员应对和处置各种情况提供多样化的灵活选项。

单一技术能够推动军事体系的部分发展，但军事体系的整体变革不是短期现象，需要多种技术应用的发展和成熟。单一技术和平台的发展会受到体系其他部分的制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海军引领以“无畏”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海军技术革命，大幅提升了主力舰的火力、防护和航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新型主力舰组成的英德两国舰队在日德兰海战中，却因为海上作战指挥控制体系尚无法适应舰炮射程更远、舰队规模更大的海战而没有取得舰队决战的理想战果。同样，一战西线陆战也出现相似情况：大国地面部队依靠速射炮和机枪等装备提升了火力，但在机动力和防护能力没有同步显著提升的情况下，难以突破敌方纵深防御，从而陷入长期消耗战。首次投入一战战场的坦克也不能例外，由于技术和运用方式不成熟而并未主导战场，其卓越作战效能被既有作战体系抵消。可见，重大技术创新为军事体系各要素赋能，但不会轻易导致军事体系组成部分的消亡。以地面作战力量为例，工业革命一个半世纪以来，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兵种只有骑兵。冷战初期，美苏等国战略界关于核武器主导军事力量和未来战争的设想也未能成为现实。导弹时代来临后，大中型水面舰船、装甲部队的生存能力不断受到质疑，但这些平台通过运用新技术以及与其他平台协同适应新变化，迄今仍是海上和地面作战的中坚力量。此外，运用新技术的军事装备虽然具有较高作战效能，但高成本使之无法大规模生产和装备，难以完全在战争中取代低廉成本装备的作用。因此，海空精确打击力量和陆基导弹都无法取代传统炮兵。

二是军事体系的复杂性导致军事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成本不断增加，国家的作用愈发凸显。19世纪中期，克虏伯、阿姆斯特朗等军工企业足以完成当时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火炮的技术创新、装备研发和批量生产，各国政府可直接购买成熟产品。20世纪中期，军事体系机械化时代到来，伴随航空、航天、原子能和电子等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军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不仅无法由个别军工企业垄断，而且除了军工行业，还需政界、军界和学界大力参与。军工企业不仅难以独立承担研发成本，更难通过基础研究推动技术创新。而政府和军方既要为军工企业的研发提供支持，还要动员学界和新兴技术行业参与军事创新和研发，构建军事技术创新应用的产学研体系。例如，美国二战时期为研制原子弹创设“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冷战时期为推动前沿技术军事应用设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等。二战结束后，英国国力衰弱使之无法继续支持新一代军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面对美苏军备竞赛带来的巨大开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任期结束时警告军工复合体“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三是新技术塑造战场，但和平时期对先进技术的期待与其战时实际效能之间存在差距。部队人员素质、作战理论和条令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新技术效能的发挥。例如，德军1940年向西欧发起进攻时，其坦克性能与数量都不如英法联军。但英法联军作战理论过时，将坦克分散使用支援步兵，导致无法发挥坦克优势而负于德军。同样，国防工业产能战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装备发挥作用。如果产能不足导致先进装备无法快速成规模投入实战，就无法对战局产生较大影响。二战后期，德国部分坦克性能优于美国和苏联坦克，但军工产量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因此质量优势没有抵消对手的数量优势。此外，对手的对称和非对称反制也影响着技术装备发挥效能。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运动战和阵地战阶段，先后依靠近战夜战和坑道攻防抵消美军技术和火力优势。在1980年代中东冲突中，以色列使用电子干扰和反辐射导弹降低了阿拉伯国家大量装备的苏制地空导弹对以色列战机的威胁。

2022年以来，俄乌和巴以两场大规模国际冲突先后在欧洲和中东爆发。两场冲突昭示着国际格局走出后冷战时代、大国协调缺失、任何一方都缺乏控局能力，同时也体现了新大国博弈背景下传统作战力量发展与新兴技术应用对不同作战形态的影响：战场内外出现新的纽带和联动，单一技术和作战力量都无力主导战场，新兴技术不断填补作战域和场景的空白并且赋能传统力量。这展现出冷战结束后技术发展对战争的影响。

一是军事革命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初期已经进入体系对抗的成熟阶段。冷战结束时，美国依仗综合国力和科技与军事单极霸权，垄断军事革命成果。30年后，更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已经掌握或者能够快速掌握远程精确打击、网电作战能力等上一轮军事革命主要成果及其反制手段。在当下两场冲突中，虽然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军事体系都不同程度直接参与，但战场上并未出现后冷战时代向技术优势一边倒的态势，而是呈现多个层次的体系对抗。例如，乌克兰危机中的信息网络作战和电子对抗未导致任何一方作战体系瘫痪乃至国内舆论混乱。在俄乌战场上，面对俄军的反制措施，乌军即便使用美国军援装备也无法长期凭借技术优势而产生较高作战效能。在中东冲突中，地区大国伊朗和胡塞武装等拥有的对陆、对海远程打击能力，使得美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大规模防空反导作战成为常态，扭转了后冷战时代西方垄断远程打击作战的格局。

二是体系对抗带来不同要素之间的重新分工，关键在于保持作战体系在高烈度冲突中的韧性。梳理后冷战时代的常规冲突战例可以发现，大国高度依赖海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但海空远程打击需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乌克兰危机中，交战双方空中、海上和地面防空反舰力量体系对抗形成了空中和海上相互拒止态势。在双方都不能主要依赖海空力量进行远程打击和对地火力支援情况下，陆基导弹、地面炮兵和新兴的无人机在火力打击中发挥出更重要作用。在中东冲突中，胡塞武装虽因缺乏传统海空打击力量而受到美英多次海空打击，但依靠陆基导弹和无人机对红海等关键海域目标的持续打击，仍表现出较强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

三是低成本无人平台、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军事技术开始塑造战场态势，进而改变作战样式。其一，在后冷战时代武装冲突中，大中型察打无人机作为低烈度冲突中的高端装备，在己方完全掌控制空权且对手缺乏防空能力的情况下，主要用于态势感知和打击重要时段的敏感目标。乌克兰危机初期，双方大中型察打无人机颇为活跃，但在空中相互拒止态势形成后，其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下降。与此同时，基于民用技术且方便大规模制造和改装的低成本中小型无人机在战场中发挥了更大影响。一方面，这些低空活动的无人机受中高空的空中拒止态势影响较小，加之成本低、可消耗且能依靠大规模使用而产生作战效能。低成本无人机在基层部队广泛使用，不仅极大提升了地面部队对敌方一线行动的态势感知能力，而且提高了传统火力打击的准确度。相较于传统空中侦察力量规模有限、不能随时涵盖整条战线而只能优先保障重点方向和重点部队，其战场优势明显。另一方面，低成本无人机增加了地面部队对敌方战术目标的打击手段。在战场上，俄乌交战双方装甲部队为防护无人机攻击，近年来在车辆上加装多种装置，甚至不惜牺牲装备性能和传统优势改变外形，体现出低成本无人机对地面作战的巨大影响。它依托优越的态势感知和打击能力，极大削弱了敌对双方快速和大规模运用地面部队进行机动作战的能力，是拖曳战场陷入僵持阶段的重要因素。2024年12月20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哈尔蒂亚”旅（Khartia）发言人宣布，该旅在哈尔科夫方向遂行一次完全运用无人装备的阵地攻坚战；在监控无人机支援下，数十台装备机枪的陆战机器人和自杀式无人机协同作战，攻击柳奇村的俄军阵地。这是乌克兰危机中第一次完全依靠无人装备遂行的进攻战斗。同样，无人平台也在重塑海上战场。例如，乌军在黑海持续使用低成本无人艇袭击俄军中小型水面舰，不断取得击沉和击伤的战果；胡塞武装使用低成本无人机攻击海上目标，在水面作战中构建新杀伤链。其二，高超音速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在两场冲突中首次大规模投入实战运用。这两类导弹虽然相比传统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更强打击能力且能给防御方带来更大压力，但对战场态势的影响不及后冷战时代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其局限主要有二：首先，在大规模和高烈度冲突中，高价值弹药数量与需要有效毁伤的高价值目标数量之间不匹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军打击一个缺乏防空反导能力的空军基地需耗费数十枚巡航导弹，也只能达到瘫痪数天而非摧毁基地的效果。其次，新型导弹一旦投入使用就会受到体系对抗的制衡。根据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布兰登·麦克莱恩（Brendan McLane）中将2025年1月在水面部队年会上的介绍，2023年中东冲突爆发15个月来，美国海军水面舰船在该战区共发射弹药400余枚，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和航空兵协同处置胡塞武装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400余个。这些实战战例表明，得到作战体系有效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的支持保障，大国防空反导系统能够拦截部分新一代远程打击兵器。其三，人工智能在两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人工智能主要应用在情报收集与分析、防空与特种作战中的目标识别与选择等领域。2025年1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布拉德·库珀（Brad Cooper）在美国海军学会举办的论坛上介绍，美国海军驱逐舰在进入红海交战区6到9小时前，就能收到海上作战指挥中心发送的战区威胁态势评估，可据此及时调整战备部署并在战术上抢占先机。威胁态势评估的快速生成离不开人工智能的运用。与俄乌战场双方聚焦正规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不同，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打击哈马斯武装为主要目标。以军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在巴勒斯坦平民中筛选和确定打击目标实施打击的做法引发较大争议。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该模型被称为“福音”（Gospel），由以军情报部门代号8200部队开发。它能够依据多种信源，在10天—12天内识别出200个目标，效率是普通情报人员的50倍。然而，其信源整合与算法一旦误判，将导致平民伤亡。在和平时期，关于人工智能军事风险的讨论集中在核武器指挥控制和自主武器等领域，但武装冲突中人工智能接近杀伤链也隐藏着巨大风险。

四是新技术深度影响战略决策和社会动员。与后冷战时代主要依托大国军事资源的常规冲突相比，近年来两场冲突交战中，各方依托新技术的发展广泛利用多种民间资源，将民间开源信息纳入情报收集和分析以辅助决策和任务规划。例如，乌克兰开发手机应用，鼓励普通民众即时上传拍摄到的图片、视频等开源信息，辅助军方掌握俄军态势。乌军还获得民用航天企业的支持，包括“星链”系统为野战部队提供网络以及从商业卫星公司购买高清卫星图像等。哈马斯则在策划行动时借助网络地图软件等开源信息，还从商用渠道采购低成本民用无人机并根据战场需要进行改装。同时，借助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各国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都成为交战和相关各方认知战和舆论战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