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录自托马斯·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张莹 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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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美国的医疗支出总额中，药品开支所占的比重相对不大——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的数据显示其约为10%——美国的高药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这些价格背后的成本不仅高昂而且不寻常：药品的研发成本甚至大大超过了药品生产本身的成本。
一种新药的问世，不仅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要经历一个不断试错的漫长过程，通常需要花费几年才能完成。在制药产业中，要研发一种可以有效治疗某种疾病、病人能够负担得起，且大部分病人都不会产生严重副作用的药物，可能要经历多次失败。
2003年，辉瑞制药公司（Pfizer）的一位高管表示：“去年我们研发了超过5000种类化合药物，只有6种能够进入临床测试。”而在这6种试验药物中，究竟有几种能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有效，并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
如果制药公司花费数年试验各种药品化学配方，而最后只能找到一种符合各项标准的药物，并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那么这种药品所获的收益必须足以弥补其他失败药品研发投入的成本。否则制药公司就没有资金来支付公司员工的工资和养老基金，并为公司的投资者提供合理的投资回报。
每种新药的开发过程通常都需要花费数亿美元，吸引投资者继续提供巨额资金对于制药公司继续研发新药至关重要。
那些习惯用短视思维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该问题。他们不关心新药问世前的漫长过程，而只将已有的药物视作“从天而降”的东西，仅关注这些药物是如何被定价、能赚取多大的利润，以及怎样降低这些药物的价格。
药物的生产成本常常只是总成本或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政客、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人就有很充分的理由去谴责制药公司的利润“不合理”、“太过离谱”、“十分过分”，将成本仅为25美分的药片卖到2美元。
他们所考虑的原料仅限于药物的物理成分，而这部分通常都比较便宜；而成本如天文数字般巨大的“知识成分”——长达数年的研发历程、为研制有效的新药多次成本高昂的试错过程—他们却视若无睹。
关于成本另一种错误认识则是政客和新闻记者总是将开发出新药的公司所确定的高药价，与专利到期之后其他公司使用免费配方生产出“仿制药”的低价进行比较。生产“仿制药”的公司，其成本就只有药物的生产成本，这种成本很低，所以这些制药公司能够以一个比研发该药物的公司的定价低得多的价格获取利润。例如上面提到的那种生产成本仅为25美分的药片，仿制药公司可将同样的药片定价35美分并从中获利；而开发此药的公司在专利到期之前，却总被指责定价过高，完全是在剥削病人和那些陷入绝望的人。
由于新药的问世总是伴随着高昂的固定成本（研发成本）和低廉的可变成本（生产成本），其经济后果很容易就会被那些习惯用短视思维去考虑问题的人所误解和歪曲。
例如，加拿大购买美国药物的价格一般要低于该种药物在美国本土的售价，加拿大政府医疗机构会向美国的制药公司发出订单，希望从这些公司采购大量药品以供由该国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体系使用，但加拿大所提供的报价仅够支付药物的生产成本，却未考虑药物的研发成本。所以，制药公司有两种选择要么（1）拒绝该订单，损失上百万美元，要么（2）接受订单，能赚多少是多少，因为研发成本已被支付，与这次的商业决定无关。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沉没成本就是沉没成本。”
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关注的是允许加拿大人将低价买入的药品额出口到美国，从而降低美国政府、个人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医疗支出表面上看，个人和机构可以通过从加拿大购入美国药品直接节省本，但美国制药公司则会受到压力，降低药物在美国本土的售价，因为他们需要和从加拿大进口回来的他们自己的药品相竞争。对于有远见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所思虑的超越了第一阶段，就会提出一个关键问题：
既然固定成本必须有人来承担，如果新药的研发仍要续，回避支付固定成本又如何保障一定比例的投资以及新药的成功研发呢？
美国本土的医保组织以及联邦政府也是药物的大规模采购者，它们也会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给制药公司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报价，只允许制药公司在其生产成本基础上赚取一点利润，但却不足以弥补药物开发的高额固定成本。政策或立法批准的仿制药生产可以替代名称接近或完全相同的专利药，这通常能降低医院或保险体系的成本。有些人甚至要求全部使用仿制药，以此终结专利的高价以及制药公司被认为不合理的利润。
此时我们必须提防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对某些人来说是对的东西，不见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对的。被他们忽视的是，制造仿制药的公司其实是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窃取了专利药公司所投入的巨额成本和经验。
由于一种药物的开发时间通常长达十年以上，这种情况对政治煽动来说十分理想。政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强制降低药价以获得广泛的支持，等到人们发现新药研发的数量下降，甚至没有新药来拯救数百万患有绝症的病人时，已经是
10
年以后了。
到了那个时候，因支持药物降价获得民众支持的政客可能已被选为美国总统，在白宫度过了两个任期，并在人民的尊敬中退休了。
杀掉会下金蛋的鹅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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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去成本与当前的决策无关——它们是历史而不是经济学——但对于制药公司来说，过去的成本会影响它们是否应该投入资金、应该投入多少资金来开发更多的新药。
如果此前的成本无法被收回，制药公司就不会草率地在未来继续投入资金开发新药，以治疗目前无法治愈的顽疾，如老年痴呆、艾滋病和癌症。尽管新药的开发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制药公司自己都非常重要，但从政治方面考量，医药产业无疑是价格管制的理想对象。
价格管制手段从短期看非常受选民欢迎，而管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通常只会在下次选举发生之后才逐渐显现。药物的开发周期一般长达十年以上，即使价格管制措施导致药物研发突然中止，等到人们开始发现致命的疾病仍在继续肆虐却无法找到新的药物提供治疗时，往往已经是下次竞选以后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