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阿里半年多后，涂子沛变得更忙了。
忙着创业，更忙着布道。
《数据是土壤——善用数据思维，提高社会治理能力》，8月17日，之江宾馆会议厅，他给浙江省咨询委的百多人传播他的大数据理念，台下三分之一是省级退休干部。
台下者或多或少听过他的名字。2012年起，他的两本书《大数据》、《数据之巅》相继问世。涂子沛成为“第一个写大数据专著的中国人”，不仅都是年度畅销书，而且双双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奖，影响早已超出行业一域。
2014年10月，涂子沛曾先后两次到阿里做演讲和报告。第一次见面时，王坚就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团队的人都是看你的书成长起来的。”当年12月19日，他正式成为阿里“沛公”（花名）。
在阿里工作了1年多，涂子沛跑了十多个城市，见过省长、市长、县长、部长、村长，还有农村淘宝的合伙人。
“自己所属的族群落后了，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特别是男性，我感到要负起一点责任。我所说的使命感，就是投身到国家建设的洪流中去，为改变自己族群的劣势地位而努力工作。” 涂子沛刚到美国时曾如此写道。
但这位大学时就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创业者说，人生难以被规划。
没想过学计算机、没想过当兵、没想过去美国、没想过当作家、没想过去阿里……小学时，在每个人都写过的描绘未来职业的命题作文里，涂子沛写的是“我要当一个画家”。
“大数据不是矿藏，而是土壤，开放的数据即为土地上的河流，河流流过之处，就会孕育起发达的数据文明。”或许，只有在这样诗情画意的表达中，他才能短暂地准确表达自己的野心。
离开阿里后，他成立“观数”——一家提供大数据咨询和技术服务的公司。现在担任这家创业公司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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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7日涂子沛在之江宾馆的演讲现场
基于数据分析的政府决策
2006年8月，十年前，女儿出生的第五天，涂子沛就启程赴美读书，这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那里，他要完成两个学位，公共管理硕士和信息管理硕士。他就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最早将定量分析技术大规模引进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发源地之一，这里的政策分析，说白了，就是数据分析。
“反映单个个体行为的数据似乎杂乱无章，但是，当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群体的行为特点就会在数据上呈现出一种秩序和稳定。以前数据量小的时候，这种‘秩序和稳定’就没有量化的证据。”
当时，定量分析已经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但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如政治学、政策学这种学科和定量分析难以沾边的。涂子沛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出国之前，他在国家机关辗转工作了十年。那时候的政治和政策，在他的眼里，主要就是基于逻辑思辨的理论分析，而不是基于数据的细节分析。
“我们的国家机关和领导，天天把冠冕堂皇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挂在口头上、摆在材料里；一涉及到具体细节，都避重就轻，谈笑间化为无形，这给年轻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政治就是宏大叙事。等年轻人变得老到，慢慢了解到越来越多见不得光的真相之后，恍然大悟，又很容易掉进政治政策即‘权术权谋’的陷阱之中。”
机关工作的长期浸染，使他不由自主便认为政治政策无非就是台上的宏大叙事和底下的明枪暗箭。“现在想起来，领导在公开场合都喜欢大谈原则、回避细节，因为细节是要留在桌面之下来操作或交易的。一放大细节，魔鬼就会现形。”
观念的调整是最难的、也最痛苦，涂子沛用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一方面很想继续深造，另一方面又拒绝这种研究方法，一路跌跌撞撞，找不到方向，到最后明白自己错误的根源所在，已经毕业了。
1997年香港回归，那时候粤港澳三地边防经常会晤，会晤时，港澳方会拿出详尽的数据分析表，抓了多少走私，在哪个海域，价值多少，什么人，什么时间，详尽的分析、各种图表，中方只有抓了多少走私然后啥也没了。
总队长觉得抬不起头，想能不能开发出一个反偷渡系统，任务最后就落在计算机出生的涂子沛身上，他开发了一套程序，技术很快就跟香港拉平。这让总队长对他刮目相看，总队2万5千人，记住了涂子沛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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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涂子沛在惠州大亚湾
想早点当官，早点当副处长的涂子沛工作几年之后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亲眼见到了真实的政治生态，残酷的斗争。他发现即使自己再努力可能也就当个副总队长，再往上，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还要看造化。“但是天天跟总队领导待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都知道了，所以没意思，就开始对自己的目标产生了怀疑。”
更严重的是，涂子沛还发现，阻碍这个社会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僵化的政府，政府不是在改变社会，而是在阻碍社会进步，“这时候我就在怀疑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脱离这个体制。”
“科技的力量把这种变化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在很多领域在丧失自己传统规范，但新的规范还没建立起来。我想，我之所以回来，并不是寻找落叶归根的文化归属感，更多是参与一种新社会、新秩序建设的使命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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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6日中国数先生颁奖典礼(贵阳）
青春期偷溜出来的欧美电影
作为一名现在言必谈大数据的理工男，涂子沛童年时最爱的是绘画。但父亲告诉他，你要考清华北大。
1985年，涂子沛12岁，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暑假的一晚，他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座上，父亲对他说，这不算什么，从下学期起，就要以清华北大为目标。
从初中到高中，这句话伴随了涂子沛6年。
上高中后，父亲告诉他绘画要停了，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但他不死心，没钱交学费，就把珍藏的集邮册折价卖给堂兄。后来这件事被涂父知道，“你怎么能去美院呢，有多少人学画之后能画出来”，一次大争吵之后，涂子沛断了绘画的念头。
涂子沛称大学是迷茫的四年，自己在大学只干了3件事，看先锋小说，看欧美电影和谈恋爱。“进了大学之后，发现我不喜欢。编程学得蛮好的，但是模电、数电这些课我都不喜欢，但没办法，你得学啊。”
他迷恋先锋小说中人性的矛盾，而欧美电影则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仿佛青春期偷溜出来的欧美电影，他和同学在西山门外看录像，港台录像都不看，就看欧美片，学校外不停地放，看到十一点回来，大家讨论。慢慢地，欧美的一些观念，比如平等、自由、选举，慢慢地接受了。
“在这之前没有这么清晰地去接受，视频非常直观，和书给你的刺激是不一样的，就知道了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文明的世界和国度。”
那时候，与父亲的战争已经臻至极点。“在他的人生观里，更多的是财富、地位、稳定和彰显门庭。”多年后涂子沛回忆说，大学期间，父亲以每周一封的频率给他写信，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诲他为人处世之道。
“用很市侩的方式告诉你，你应该跟哪些人交朋友”，他对这样的生活越来越感到疲倦。
大学毕业后，涂子沛先是去了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抓走私，是个肥差。收入、待遇、社会地位都不错，他用业余时间在中山大学读了个公共管理硕士。
2004年，涂子沛以正营职干部的级别转业。在转业干部参加公务员考试中，他考了全市第一。被分配到广州市外经贸局规划财务处工作，在部队转业干部很难安置的当时，被任命为副科长。
但这一切，对他，只是一个过渡选择。“感觉在办公室里随时要喊出来，要开支部生活会，……一开这种会，我就想拍桌子。但是你敢么，你不敢，你不知道能不能拿到签证。”
但此时，他的办公桌上，已经光明正大地摆满了英语材料。
有天，涂子沛和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出门，在公交车上不忘背单词，妻子出题考他，一唱一和，边上刚好是广东卫视的记者，好奇地问：你们是在胎教吗？后来这一幕被拍成新闻播出来，一不小心成了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爱学习代表。
“记得临行的前一天中午，家人一起吃饭，我实在忍不住，放下碗筷，跑到厨房，泪水如注，继而失声大哭……”他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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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一家四口
布道之路，漫漫其修远
两年两个硕士学位，涂子沛的美国生活起步异常艰辛，他考虑过继续读博士，用黄仁宇34岁到美国读本科，快到50岁时才拿到博士学位来激励自己。
那时妻女已经来到美国，生活压力接踵而至，迫于现实，他放弃读博的打算。从卡内基梅隆毕业的那年，正是经济危机的最低谷，涂子沛失业了。
在那半年里，涂子沛在博客上记录生活和观察美国，其中一篇《中国崛起，不仅是“饺子”和“功夫”》被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看到，推荐到《时代周报》，顺利发表。
周报出版周期过长，已经有了创作欲望的他等不了漫长的反馈时间。几经辗转，他在《新快报》《南方都市报》开了专栏，起初的文章都要被大改，“改了5篇之后，我就知道他们的套路了。”之后的文章很少修改。
那段时间，涂子沛做了妥协，不愿再当程序员的他去当了程序员，“白天写代码，晚上写专栏”。
这位程序员最终因为大数据而成名，不过，却是以布道者的身份出现。
“现在会有人给我贴一个标签说我是作家，但是那个时候我从来就没想到也从来没有这个打算说我要做一个作家。”他回顾说。
仿佛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的两本书《大数据》、《数据之巅》迅速在社会上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作为一种战略思考，它一度传到了国家最高领导层。
他相信社会的渐进发展，“人的改变是一点一点的，四年前讲大数据，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过，今天讲大数据，大家就不会陌生。政府的数据开发，也不能说中国绝对没有，国家也在把这个开放数据平台在在2018年要搭建完毕，我觉得我这100多场演讲还有书对中国推动大数据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在今天是看不到，将来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他的大数据布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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