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是国内率先试行大学生在校学习“学分制”的学校之一，到了大学四年级以后，我和班里的同学差不多都已经接近完成四年大学所需要的学分，剩余的课程已经很少了。
课程少了，但同学们似乎也都长大了，大家开始对个人下一步的发展做准备，有的同学准备考研，有的同学开始想在校内交朋友找对象，大家似乎开始各忙各的，同学在一起的时间比之前少了很多，以前那种“没心没肺”扎在一起玩玩乐乐的事情，也渐渐的越来越少了。
这时候，我的战友“钧”的姐姐“敏”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对方家庭条件还算不错，有一个独生女，和我同岁，在北京一家较大的中外合作企业工作。
八十年代，北京出现了不少中外合作企业，由于政府对这种企业的特殊鼓励政策，一些较大的中外合资企业普通员工的待遇都非常不错，通常比同等条件下的国营企业员工的收入高出2-3倍，有的甚至更高一些。
由于都算“知根儿知底儿”，所以我和“独生女”见面以后，很快就应邀去她父母家了。
我呢，对这个“独生女”开始也算满意，没考虑那么多，假装“毛脚女婿”，时常去她家。
大概接触了有两、三个星期，我发现这个“独生女”有个比她小两三岁的男性同事，也经常到她家串门。
二个人在一起以“姐弟”相称，我的心眼没有那么小，但也绝没大到什么也不在乎的地步。对他俩是否是正常的男女关系，还是能够感觉出来的。
在后来不断地接触中，种种迹象越来越印证了我的猜想，他俩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绝不像他们对外宣称的“姐弟”关系那么简单，我不想扯进这么复杂的关系之中，于是毅然决然的和 “独生女”分手了。
话说事情就是那么巧，有一次我在外面闲逛，看见一对亲昵的情侣，恰好就是这个“独生女”和她所谓的“弟弟”，我知道他们都没和对方结婚的打算，但在各自结婚前，就这么找个名目先傍着（不以结婚为目的、不清不楚的男女关系称为"傍家儿"），那时候北京有句流行话，叫“闲着也是闲着”，言外之意，就是别让自己那点器官闲着，至于以后如何，走一步算一步。
其实我第一次听见“傍家儿”这个词儿，是在上大学三年级那一年。那年的春节，我们“1942”4连几个北京籍复员兵搞了次聚会，当时原营部一个北京复员兵“大刘”也跑来参加。
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们在一起说话聊天很无顾忌，大伙是越喝越多，越聊越嗨。“大刘”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席间可能酒喝得有点多，兴头上，不打自招地给大伙爆了个"猛料"，说他和读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暧昧关系，真可谓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说这话时明显带着炫耀的意思，大家伙也跟着起哄说大刘还挺赶时髦，弄了“傍家儿”。
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将这种夫妻以外的特殊男女关系称为“傍家儿”。
这种特殊的“傍家儿”关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社会很是流行了一阵子。
那时候社会上的“傍家儿”，大多数还属于“情感”范畴，他们之间就是以个人性欲、情感需要为目的，在行为上不自律地做出一些超出正常男女关系范围的事情。北京人最早以前管这种关系叫“情儿（婚姻以外的情人关系）。
比如我这个“1942”战友大刘和他的“傍家儿”，据我所知，后来十几年始终保持这种关系，不为钱不为地位，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感觉或感情。
早些年的"情儿"一般没有什么物质或利益方面的诉求和目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情儿"这种关系也慢慢变味了。
"傍家儿"关系和变味之后的"情儿"关系是有所不同的。维系"傍家儿"关系的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情或者性，而维系“情儿”关系的通常会涉及一些金钱或其它利益的交换等问题，相比之下“傍家儿”似乎更单纯一些。
傍家儿现象的出现，甚至后来在更多更广的范围内出现，也应该算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副产品”之一。我个人认为，傍尖儿的产生缘于一些人降低了自身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的降低让他们能够更心安理得的面对自己感情的出轨与背叛。当接受这种道德标准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大时，这将是社会道德标准集体开始下沉的一种标识。
或许日后“二奶”广泛出现，就是从“情儿”这种现象逐渐演化出来的，不过多数“二奶”现象的背后，应该是赤裸裸的肉体与金钱或权力的某种交换。是由于这些人道德底线彻底丧失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和北京人早期说的“傍家儿”不大一样。
大学四年，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快速变化，既有的价值观念，也在一定范围内，受到挑战甚至是动摇。
在北大读书四年，除了寒暑假以外，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各种讲座的海报。
讲座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大多数都是知名学者，偶尔也会有一些非知名学者过来讲座。例如，我们系曾经请过一个当时并不知名的“性”学者来北大讲座，这位老兄挺哏，居然带来一位美女助手站在讲台的一边，给大家大讲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当然老师是从社会进化史的角度阐述那点事儿的），演讲过程中还不时做现场示范，甚是让人大开眼界；
讲座的内容涵盖面极广，只要是科学的、民主的，无论是思想还是方法，无论是哪类学科，几乎囊括，甚至还有一些非学科类的讲座。例如，我在校的时候，还曾经邀请围棋、排球国手来北大做过讲座；
听讲座的观众男女老少都有，基本是校内的学生、老师甚至是教授，只要你感兴趣，都可去参加听讲。
学校对于来讲座的学者包容性极强，使得的讲课的形式也是多姿多彩。记得我在校的时候，经济学系请了两位分别来自日本和美国的教授，两位教授同台讲座，由于所持观点各不相同，在台上直接唇枪舌战开始辩论（绝不是事前安排），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在黑板上直接用数据“掐架”，如此精彩的学术辩论式讲座，对台下的学生启迪作用非同一般。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反面讲座，记得我们社会学系曾请过一个来自夏威夷大学的华裔人口学家，此君在反右和文革运动中可能受过刺激，讲座中言辞用语甚是出格和无忌，引发下面听众一片哗然，最后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一些学生当场直面反击。我那次恰好在场，但想想自己的水平实在太低，不敢辩论造次，但为表示抗议，也是愤然离场。
那时对我们社会学系学生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书是《第三次浪潮》，我最欣赏作者能够以独特的思维和方法，完成了这部当时几乎风靡文明世界的伟大作品。
伟大的作品，如果在诸如北大这种伟大的学校阅读，一定会得到更加不同凡响的效果。这是我在北大的最深的体验，《第三次浪潮》之所以在北大受欢迎，反响如此之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
我喜欢在北大读书，哪怕是在冬天的未名湖畔、在空气并不好的三教的一个角落里、在原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在地学搂那个被称之为“玩命楼”的阶梯教室中，或者是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一楼那个文科开架阅览室，不知为什么，都特别有感觉。
伟大领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昔日北大红楼的图书馆，完成了大量阅读。
北大的校园文化，对年轻人的所谓新三观（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以及个人成长至关重要。
快毕业了，我们都知道，除非个人有特殊要求，大家毕业以后，工作都会分在北京。不会像其他毕业班那样被分配到五湖四海。虽然如此，同学们还是依依不舍，拍了很多照片。这时候，我们班那些“青不楞”男生仿佛眼睛才亮起来，同班女生怎么个个都那么光鲜靓丽？
当然，女大十八变，她们都是越变越好看，更重要的是，北大四年，让大家更自信，自信是女同学变得更加靓丽的一个重要因素。
照片：1987届北大社会学系毕业时我们班同学合影纪念，您看，是不是我们班特出美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