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A股连续遭遇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周一沪指下跌8.5%，周二继续暴跌7.63%，失守3000点。查尔斯专注耕耘多年的H股
（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在香港的股票。H股实行“T+0”交割制度，无涨跌幅限制）
表现同样惨淡，恒生指数比一个月前跌了2800多点。
中国市场的恐慌迅速波及华尔街。8月24日道琼斯指数开盘一度跌了1100点。我跟查尔斯见面的当天，彭博网站大鸣大放的新闻头条是：《下一场大萧条会产自中国吗？》。
然而恐慌跟查尔斯无关。在这愁云惨淡的一周，他在自己红磡的办公室，淡然地买进了千万级别的H股。“人家恐惧的时候，我就贪婪。”戴着金边眼镜、穿着波鞋和休闲短裤、说话轻声细语的查尔斯笑起来像知识分子版的“老顽童”。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真正要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他补充道。
红磡是香港的交通枢纽、文化重地。查尔斯办公室出去步行几百米，就是红磡车站，每天发出往返广州、北京和上海的列车。查尔斯的街对面，是香港科技馆和香港历史博物馆。步行距离内，还有大名鼎鼎的红磡体育馆。再多走几步，就到著名的星光大道。这里是观赏香港金融腹地中环唯美天际线的最佳地址。
自1993年从四川来港，查尔斯几乎一直在红磡附近工作和生活。他喜欢这里的便利和宁静。红磡几乎有香港的所有优点：要海景有海景、要繁华有繁华、要宁静有宁静，你甚至能在这里吃到全香港最正宗的川菜——而一切都在步行距离内。
就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天，查尔斯在红磡临海买下了一个100平多方米公寓。
这个价位的“豪宅”对于许多香港普通百姓来说绝对是天方夜谭。对查尔斯而言，却是十分低调的置业。他说自己买的公寓只能从“缝缝”
（成都方言：缝隙）
里看看海景。
“有没有想过买个几亿的豪宅来住一住？”我单刀直入地问。
“不一定买得起，就算买得起，也不会买。”查尔斯笑着说，“我住个巴掌大的地方就够了。”
财富没有改变我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会被财富改变，另外一种人不会。
查尔斯穿着简单，不追求名牌，坐飞机只坐经济舱，不开豪车，喜欢坐公共交通出行——他的本田奥德赛7年开了一万多公里，早餐数十年如一日地吃OK便利店的花生味瑞士卷。走在大街上，你不会多看他一眼。
事实上，哪怕已经丰衣足食、财务自由，查尔斯依然清晰地记得挨饿的日子。
他记得自己拣“碳花儿”
（成都方言：煤碳渣）
的童年。7岁那年，“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家里六兄妹都吃不饱饭。查尔斯和三哥一起，每天凌晨步行10多里路
（1里=500米）
，去成都的八里庄煤场拣“碳花儿”卖。两兄弟分工明确：三哥和他的同学负责去抢运煤的蒸汽火车上抛洒下来的碳渣，查尔斯负责看装碳渣的筐和包。天亮后，两人再说服架架车
（成都方言：板车）
帮他们把碳渣运进城里卖给小吃店的老板。
拣“碳花儿”的生意半偷半抢，难以长久，终于有一次兄弟俩被人抓住，还被没收了“作案”工具——一个军用帆布背包。为了让六兄妹吃饱饭，查尔斯的妈妈又想出一招，就是自己做锅盔
（成都小吃：类烧饼）
，让查尔斯和三哥搭电车去火车北站附近兜售。
小小年纪的查尔斯和哥哥不得不学会一边跟顾客打招呼，一边跟潜在的饥民周旋，保护他自己和锅盔——以免遭偷抢。
儿时吃过的这些苦，让查尔斯对后来得到的一切都“相当地珍惜”。
“文革”里，查尔斯亲眼目睹曾参加国民党又去过台湾的父亲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见到人性最丑陋的一面。现在想起来他依然“心有余悸”。这段时间，他以生病为由，“赖”在城里，打各式各样的零时工。
“我做过建筑工地的砖工、抹灰工、钢筋工、混凝土工等，但最多的时间还是做工地小工、炊事员助理、挖土工等杂工。后来去了建筑公司的水电队，做了钣金工、钳工。一次在钻床上钻孔时，手被卷了进去，差点酿成大祸。”他伸出左手给我看，食指和中指依然不能完全正常活动。
同样在“文革”期间，查尔斯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读《毛泽东选集》，读前苏联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小说，读父亲默写的古诗词——直到今天，他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完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1977年，中国恢复由于“文革”而中断10年的高考。查尔斯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1978年，他别出心裁地报了美术专业，结果落选。在母亲的鼓励和敦促下，查尔斯第二年又考了一次。为了准备考背功的科目，他把内容写在卡片上，卡在自行车的龙头上面，一边骑车，一边背诵。
死记硬背查尔斯不怕。数学对他来说就难了。1979年，查尔斯数学只考了15分
（满分100）
。即便如此，他的分数让他顺利地进入了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
（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
。
“这是我人生很大的转折。”查尔斯说。
我比巴菲特买得还低
从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查尔斯进入银行系统工作。经过坎坷的青少年，他的人生进入“一帆风顺”的状态。
“我（工作）一年就当科长，三年当处长，还下派到当时的万县市当副市长。”查尔斯说。
这个信息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眼前的查尔斯，无论是外表、气质还是谈吐，与大部分我曾经打过交道的“领导”们，实在是大相径庭。
1993年初，查尔斯来到香港。最开始，他做电子零件的进口贸易生意：从海外进口零件，重新分装后卖到内地。那让查尔斯赚到了第一桶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查尔斯开始尝试投资港股，他坦言这是自己“财富人生的开始”。
“我那时运气好，正好有钱。”查尔斯在1998年恒生指数6000来点的时候入市。他记得香港政府入市是8000多点。
为了对抗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代表的炒家，稳定香港金融市场，香港政府于1998年动用外汇投入股市，最终投入约1200亿港元购入港股。
查尔斯的投资重点是在港上市的国企股。1993年，第一只国企股“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截至2015年7月31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H股一共有188只，创业板有24只。
在内地长大，并且在银行和基层工作过，这让查尔斯对内地企业的文化、运作规律和行业背景都比较了解。国企股刚刚开始在香港上市，很多人还不太敢去碰的时候，查尔斯对内地和国企的理解，给了他巨大的投资先机。
“比如中石油，我比巴菲特买得还低。”他说。
根据巴菲特致股东信的披露，自2003年4月，巴菲特以约每股1.6至1.7港元的价格大举买入中石油H股23.4亿股。4年后他接连7次，以13.47港元的均价全部抛空所持有的中石油股票，赚到277亿港元。
查尔斯表示自己从2000年中石油上市
（1.28港元）
就一直在买，现在都持有。中石油上周五
（8月28日）
在H股的收盘价是6.49港元。
查尔斯印象深刻的另外一支“不受待见”的国企股是在香港上市
（总部位于四川德阳）
的东方电机。
“当时整个市值3000多万，股价三毛多。我知道是好股票，买了一些，后来涨到60多。”他说。东方电机，后更名为“东方电气”，截至2015年8月底在港股的市值为31亿。
“那个时候很奇怪，大家对于国企股都不认同，巴菲特买了（中石油）之后还被一些投资家讽刺，大家说巴菲特一贯都很厉害，但怎么买国企股呢？”
在多年的投资生涯里，查尔斯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他从来不听内幕消息——“那个钱不该我赚”，他不听所谓“股评师”的分析，他不预测经济、市场或者股价。对于自己“搞不懂”的股票，比如科技股，他也不去碰，哪怕这意味着会错失一些好股票。
“腾讯3块多的时候我抽到一些，涨了几倍就卖了，因为看不懂嘛。”查尔斯说他丝毫也不遗憾，“一旦错过，我绝对不会回头”。腾讯经过拆股，2015年截至目前最高点是每股170元港币。
除了看不懂的行业，查尔斯说他还尽量避免民营股。他认为因为相对于国企股，他们有更大的动机去做假账。
查尔斯关注公司的基本面、研究财报，阅读大量关于公司和行业的新闻和信息，在此基础上做自己的判断。
“有些事情错了，我认。股票涨10倍，我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有的风险，都是我自己承担。”查尔斯说。
查尔斯的大学同学、现任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小泉认为，查尔斯的成功跟他“严谨、理性”的性格密不可分。
“他自己看不懂的股票绝对不会买，只买他认为值的，而且有强大的定力去长期持有。”胡小泉认为，查尔斯的青少年“坎坷得几乎触底”，所以他在经历过人生最坏的状况后，能够淡定地面对市场的波动，没有太多患得患失的心理。
“他不是我们那群同学里最早做证券投资的，但是是最成功的一个。”胡小泉说。
香港是我的提款机
“文革”期间养成的阅读习惯，让查尔斯能够独立地去研究自己想要投资的公司，获取他需要的信息。
查尔斯的女儿Teresa出生在成都，留学英国后归港。Teresa告诉我，父亲每天“雷打不动”，早上起床后必然先去大楼里的会所看一小时的报纸；晚上七八点钟吃完饭，他会再到会所阅读，一直看到10点关门。周末更是如此。
“会所里面十多种报纸、杂志，我爸什么都看，连八卦杂志都不放过。”Teresa说。
查尔斯还有一种让女儿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能力：“如果我看了ABCDE，你第二天问我，我最多告诉你我看了ABCDE。但我爸看了ABCDE之后，就能把它们连起来，变成一副图画，然后他就能知道，哦，原来这个公司是这个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