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
——《研究与反思》增订版自序
本文集是以我在1998年出版的《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一书为基础的，当然也是对后者之基本观点的推进和发展。因此，出版这本文集不只是因为1998年版的那本文集早已脱销，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现在所收录的一些新的论文可以反映这样一种知识性的转向：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与反思转向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在1998年那本文集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对社会科学这类知识以及对它的研究所做的研究与反思，而现在以扩充版的方式再版此书——当然与收录其间的一些新作有关——则意味着不仅要对社会科学这类知识以及对它的研究进行研究和反思，而且也迫切需要对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之所以在研究中主张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实是因为我持有这样一个经由长期思考而得出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虽说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个人性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当下的境况之中，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却并非如此，因为一如中国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尚处在转型的过程中一般，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活动亦处于一个我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通过国家以“研究项目”“人才计划”“学科建设”“职称评定”“大学改革”“筹备资助”和“刊物定级”等名义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而兑现的“知识规划”。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实际上也处于亟待改革的阶段。
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下述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类型知识乃是与前一种类型知识相配合的。我认为，对“知识规划”时代以及其间类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认识，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据此至少提出这样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进而，提出这项假设并对它进行论证也有着至少这样几项极其重大的意义：第一，我们可以经由此一努力而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为凭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存在；第二，我们可以经由此一努力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时代，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占据着社会科学研究位置的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第三，如果我们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对由它们生产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反思和批判将根本无助于阻止这种“类型知识”的再生产；第四，如果我们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论著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粉饰这台“集体性”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更令人担忧和可怕的是，我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这一维度的不意识，有可能使我们在沦落为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还可能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过程更加有效迅捷，进而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我认为，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使我们无法有效地洞见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乃至这种知识的性质。
显而易见，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是以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缺失自主性为另一前设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或如何形成这种品格的问题进行追问。只要我们试图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仔细追究，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大体上会涉及学术自主性的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一国内部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场域之间的关系，这乃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之间的关系，这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关于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的影响，还是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都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缺失自主性的唯一原因，因为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者”成为“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之可能性的——亦即学者与这种文化霸权“合谋”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学者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学者的转化，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则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隐藏于上述讨论背后的更为基本的结构性问题——我所谓的“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深深地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尽管它们是“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但是，我们同样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相反。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摆脱危机的机会，我们的前提性工作就应当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进行辨析，进而揭示和改革型构了这种特定社会科学类型的特定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各种权力关系。因此，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必须围绕着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这个问题而展开。我们必须通过打破整体性的“社会”概念而将中国社会科学视作相对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学术场域，并经由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同日常性常识或学术性常识的决裂来增进和捍卫中国学术的自主性。所谓中国的学术自主性，显然涉及：第一，对中国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移植品格”以及这种品格所掩盖的作为知识消费者的中国学者与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西方学者间各种关系的分析和批判；第二，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以研究对象或研究者机构的重要性替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甚至把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需求误作为学术评价的判准等各种现象的分析和批判；第三，对由各种职称评审制度、学术评价制度、学术激励制度、学术出版制度(包括刊物)和学术基金安排构成的这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器进行分析和批判。
的确，要完成这样一项棘手而严肃的使命，还需要我们充分意识到批判性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即这种研究往往会把作为批判者的我们从批判的对象中虚构般地排除出来，然而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些批判性研究的“对象”世界之中，因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地通过客观对象化的方式而把自己从这个“对象”世界中隐匿掉。我认为，对于处于危机之中却欲求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在这样一个我称之为“知识转型”的关键时刻，作为建构者但同时也是被建构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当下的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反思或否思，而不是只进行常规意义上的重思，因为只有在这种反思或否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
2004年6月8日
于北京北郊未名斋
（节选自《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邓正来著作集 第一卷）》，第10-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