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百年新诗

当下的海外华文诗歌或者说作家群体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台港，主要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台湾移居到海外的。这一批诗人，比方说，像洛夫、痖弦，他们从台湾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虽然现在回到台湾，但是在海外生活了十多年，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海外华文诗人。第二批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汹涌澎湃的出国潮中移居海外的。这样的诗人就更多了。这一波诗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与澳洲。第三部分在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是当下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域，不仅第一代移民中的老一代诗人始终坚持用华文创作诗歌；在重视华文教育的国家与地区，如马来西亚，第二代、第三代仍然用华文坚持文学创作，且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新生代诗人。散居在其他地区，如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也有为数不少的华语诗人。

海外华文诗歌，是中国新诗的一个特殊构成，是中国新诗的一种延伸，或者说是中国新诗的一种枝蔓、支流；它与中国新诗同源，与中国诗歌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相连的联系，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谈到中国新诗百年成就的时候，也不能够不谈海外华文诗歌。为什么说它特殊呢？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新诗构成了一种互补、互动、交流的特殊关系，给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或者另一种标尺。讨论新诗百年成就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海外的华文诗歌。海外华文诗歌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思考的。

一、跨域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体验

海外诗人从原乡，即从中国移居异国他乡，面临着身份困惑、语言障碍、文化冲突、族裔歧视等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处在异国异乡的文化边缘、族裔边缘、生存边缘。而同时，这种边缘处境也开阔了他们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经验。海外华文诗人从故乡跨向异域，他们拥有原乡与异乡，东方与西方的双重生活经验。置身于异质文化语境、东西文化冲突之中，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身份困惑的处境，给诗人带来一种新的生命体验。而这些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得以最集中而形象、生动真切的表现，给人一种新的审美感受，为华文诗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乡愁”是中国诗歌古老的母题，但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对故乡、家园的思念却在诗中表达出一种别样的生命体验。

旅居菲律宾的诗人云鹤有一首短诗：

《野生植物》

有叶，却没有茎

有茎 却没有根

有根 却没有泥土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名字叫华侨

一首小诗却承载着巨大的生命重量，表达了海外游子、无根的一代人漂泊异国他乡的孤独无依感，以及远离祖国、失去故土的痛苦思念之深情。

旅美诗人非马的一首《醉汉》同样感人至深：

把短短的一条直巷

走成一条曲折的万里愁肠

左一脚 十年

右一脚 十年

母亲啊

我正努力，

向您走来

同样一首短短的诗，没有长久漂离故乡，没有那种对故乡、对母亲发自肺腑的情感，没有那种别样的生命体验，怎么能写下这样动人情怀的诗篇？

再如身份困扰，这是当今海外诗人常写的题材。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欧阳昱在《双姓人》中写道：“我的姓名是两种文化的结晶/我姓中国/我叫澳大利亚/我把它直译成英文/我就姓澳大利亚/我就叫中国/我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我拥有两个国家。”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不论你走到哪里——欧美澳、东南亚或天涯海角，对身份的困惑与焦虑总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你。这类诗歌体现的一种新的生命体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参照系。

二、中西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海外华文诗人吸收传统、反思现代，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交融方面也给了我们值得思考的启示。诗人痖弦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把诗歌创作比喻成一条河，这条河有上游和下游；上游就是传统，下游就是现在。如果把这句话用到海外华文诗人身上，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前半生在中国，是中国传统；他们的后半生在海外，是现代。就如同昆德拉所说的，诗人前半生的那段时光和后半生的那段时光大体相等。成年时代他们的创作最丰富；但是潜意识、记忆力、语言，这一切创造的基础，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海外华文诗人也是这样。在继承中国传统方面，散居在海外的华文诗人与中国当代诗人相比，他们的诗歌创作好像更中国、更传统。为什么会这样呢？移民到海外，在一种异质文化、异域文化中，他们更能深刻体悟领略到中国诗歌传统的精华与精髓；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他们更能感觉到中国传统是那样的根深蒂固，这是其一。而到了西方以后，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生活，他们又能清醒反思中国传统的某些不足与弊端；在接受现代方面，他们反过来又对中国传统有着比较清醒的反思。一方面继承弘扬中国诗歌传统，同时又在反思传统，我认为海外作家在这方面体现得比较好。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吸纳西方文化精华，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技巧，使其为我所用，二者结合相融。诗人洛夫是一个典型。洛夫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有很深的研究。同时他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写作的技艺。他对唐诗有深入的探求与新解，下过一番功夫。他继承古典诗歌传统，又融现代于其中，并且付诸写作实践。他写有唐诗解构五十多首，已结集出版。洛夫的《唐诗解构》，把中国诗歌传统与现代诗艺术技巧相结合，在这个方面他堪称典范。《烟之外》是洛夫诗歌的名篇，许多学者指出这首诗运用了西方超现实主义写法。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如“在涛声中我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潮来潮去/左边的鞋才下午/右边的鞋已黄昏了”。洛夫说，他的这种创作方法，在中国传统之中早就有。李白的《将进酒》就有“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个“朝如青丝暮成雪”实际上是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左边的鞋才下午，右边的鞋已黄昏了”这样的诗句，其实是继承传统而又能借鉴出新。

三、双语写作吸纳两种语言的优长

海外华文诗歌值得我们当代诗人借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出现了双语诗人和多语诗人。这些双语诗人和多语诗人接受了两种语言。许多海外华文诗人可以用双语或多语写作。他们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探索和实践，值得中国当代诗人学习与思索。我们知道，思维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双语写作意味着他们可以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创作。两种语言思维方式的互补、互为借鉴及其融通，无疑会丰富艺术的创作思维，开阔诗歌的艺术视野，增强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力。他们既能用中文写诗，又能用英文写诗。旅法诗人杨允达，出版过六部诗集，他能用中文、英文、法文三种语言写诗。旅美作家哈金的小说几乎全是用英文创作的，而他的诗集却用双语，出版有中文、英文诗集多部。旅澳作家欧阳昱用中英文写诗，他出版了十四本英文诗集，八本中文诗集，他的英文诗连续九年入选澳洲最佳诗选。他们在外语的环境中，能够用中文、英文写诗，他们可以用两种思维方式创作，这对我们用一种语言、一种思维来写诗的诗人是有启发的。从阅读层面考察，海外华文诗人能够直接阅读原著，如美国的哈金。他读哈代的诗、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都是看的英文原著，没有看过中文译本，尤其是读诗一般不读译本。这种吸收、吸纳是直接，一手的，而非经过转换的二手。尤其是就诗歌而言，较之叙事文学作品，读诗歌原著的审美快感与收益绝非读译本可比。而我们现在的诗人，包括我们的诗评家，读的多是翻译文本。这也给我们很多启发。

四、对百年新诗、包括海外华文诗歌的一些反思

著名旅美作家哈金说：“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当代诗歌已经达到世界水准。这是盲目的说法，是自我安慰。”弗罗斯特说“诗歌要始于喜悦，终于智慧。”英美文学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是诗歌的终极成就。英诗传统中，总是把诗歌作为智识的载体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智”是“智慧”的“智”，“识”是“知识”的“识”。我的理解，智识是智慧的世界，知识的海洋。

结尾我向新诗，当然包括海外华文诗歌提出来三个呼唤。 第一，呼唤当代诗歌经典。第二，呼唤当代诗歌出现大诗人。第三，呼唤当代史诗、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