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麦克莱伦
翻译：刘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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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会占领上海期间，约有一两万名中国难民涌入租界，这些人大多是品行很糟糕的人。这使这个安静的地方第一次发生变化。除了那些原来在租界拥有土地的人之外，中国人不能在租界拥有地产或房屋，或者事实上住在租界内也不行，除非是那些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人。但是那些已进入租界的人获准留下来，租界里的中国人的数量似乎一直未降下来，当太平军逼近时，租界的难民人数大大地增加了。
租界人口的增长使市政机构的扩大成为必要，此前一直由道路码头委员会和临时的合作委员会代行市政职能，这两个机构都由3名成员组成。1854年7月22日，租界召开租地人会议，选举了由7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久之后被称为工部局董事会。
接下来的几年，上海很平静，但是1857年的一场商业灾难暂时中断了上海的繁荣，同时延续数日的战争也对商业造成了影响。1858年3月26日，英国的中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到达上海，29日，他收到了英国商人的一封信，4月10日，他乘坐“迅猛号”（Furious）轮船离开上海前往大沽。北上的使命很成功，额尔金返回上海，7月31日，额尔金前往日本，与日本幕府的将军签订条约后重返上海，用了几周的时间与中国商定新的关税。在诅咒上海的臭气熏天、9月里那不利于健康的骄阳似火的白天和凉飕飕的夜晚的同时，劳伦斯·奥利芬特（Lawrence Oliphant）也为我们呈现了旧日那段平静的岁月里出现的一些令人愉快的小插曲。在他的笔下，人们“每天都到跑马场里溜圈儿，好像是在闲逛。那些喜欢聊天不喜欢锻炼的人经常光顾外滩。整个租界外滩一面都是宽阔的码头，整个上午，码头上都是熙熙攘攘的中国搬运工；下午，偶尔能看到欧洲女士与绅士到此散步。上海和谐而好客，在使团看来，这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1859年9月2日，搬运工有一些骚动。骚动由谣言引起，当时有谣传说外国人要绑架中国人，把他们送到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法国轮船上，然后运到西印度群岛做苦力。有一些中国人在船上反抗，试图逃跑者遭到枪杀。一群躁动的苦力袭击了一个他们认为是绑架者的人，用竹条差点把他打死。传教士合信（Hobson）和李泰国想去劝阻，结果李泰国被刺伤，合信不得已躲到一个木匠的店铺里，直到巡捕到来。这一年日本开埠通商，这给上海商业的繁荣以很大的推动，一些年来，日本的货源主要来自上海。
但是1860年太平军继续推进，攻占了江苏省和浙江省的重要城镇，数以千计极度恐慌的难民涌入上海。这一年6月29日，太平军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富庶的苏州，难民涌入上海，江面上挤满了各种船只，其中不乏豪华的大型船只。船上挤满了男人、女人、孩子、仆人，以及所有可能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
太平军占领苏州后，租界很快着手防御。租界重新招募万国商团——原来的曾获得很好战绩的万国商团已于几年前解散。万国商团在河南路的各个路口都竖起了街垒，在太平军逼近时，他们日夜把守。租界的危险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太平军，内部也存在危险，因为租界内聚集了一批亡命之徒，其中有外国人，也有本地人。
整个7月，太平军没有向上海发动进攻，但在8月18日，上海西部多处着火。租界派“红隼号”（Kestrel, H.M）舰船和法国“香港号”（Hongkong）轮船到松江与“叛军”协商，但他们到达闵行前，在位于沿河20英里以外的地方时，太平军已占领了徐家汇教堂，并在那里设立了指挥部。他们由此向上海县城进发，努力进入西门。在那里，太平军受到站岗的英国和印度士兵的欢迎，在南门也是如此。入夜，太平军聚集在上海县城外，他们躲避在坟墓的后面，以草为床、以树遮身。那个晚上，城墙外本来可供“叛军”躲避的房子都被烧光了。
第二天，太平军在上海县城张贴了一份夸夸其谈的告示，呼吁百姓加入太平天国。太平军沿着法租界缓慢前进。法国人点燃了城墙与租界之间的房屋和货栈，大量珍贵的财物被这种最荒唐而无意义的方式付之一炬。大火烧了几天，直到太平军撤退至上海郊外。当太平军再次靠近县城时，城墙上的士兵向他们发动猛烈的炮火攻击，士兵和水兵们从附近的几个朝向租界的瞭望孔向他们射击。
星期一这天，太平军沿着与城墙平行的道路前进，每个士兵举着一面旗帜。他们一直前进至英租界，在距离老跑马场不到200码的地方插上了一些旗帜。但是，被一阵炮火射击和轰炸之后，太平军撤退了。前一个晚上，通信船“先锋号”（Pioneer）溯江而上，开过上海县城，向徐家汇和上海县城之间的一群太平军发射13英寸口径大的炮弹。约一刻钟之后，英舰“猎人号”(Nimrod)从外滩向一伙排着队朝着现在的静安寺路方向前进的太平军发射炮弹。“猎人号”发射了2个小时的炮弹，直到太平军撤离。但“先锋号”的发炮一直持续到晚上太平军撤退至徐家汇才停止。
这是那年太平军向上海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星期二这天太平军很平静，星期三这天领事馆翻译法尔思德（Forrest）先生在值班的菲利普斯（Phillips）的陪同下，骑马至太平军军营。他给太平军首领送来一封信，信中告知太平军： 上海这座城市由英国和法国保护，他们不能允许太平军进入。在距离太平军指挥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受到彬彬有礼的接待，并且被邀请去见他们的首领，但法尔思德拒绝这样做，他把信交给太平军执勤的军官，然后骑马返回租界。鉴于太平军前些天在外国人那里遭受的打击，可以说此行是一次勇敢的行动。
本文摘自《上海故事》（三联书店2017年2月出版）
第二天，为获得太平军对那封信的答复，法尔思德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太平军军营，但他们发现军营里只剩下几个衣衫褴褛的士兵。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一些在那条路上骑马的绅士发现了捆成太平军形象的稻草人。太平军已经撤退至比较安全的地带了，但是外国方面不久以后就收到了太平军对法尔思德那封信的答复。答复体现了他们一贯的高调风格，他们宣称他们是应保证欢迎他们的外国人的邀请来上海的。可能有这种情况，因为除了那些完全肆无忌惮的对不法军火贸易有兴趣的人之外，租界里还有很多头脑发热的、不明智的但真诚地支持太平军的人。
太平军逼近上海时，租界里的人们有些担心，几乎没有什么兴奋感。一些商人、外国银行和中国富商把他们的金银财宝和值钱的东西放在轮船、拖船和鸦片稽查船上，其他人则是雇用水兵等保护他们的“房屋”。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人采取的不同的应对方式体现了他们的民族特性。有一次做了这样的安排，即如果出现危险情况将发出某种信号，以便女人和孩子登上战舰。结果是一天晚饭后，出现了一阵很大的混乱——枪声、锣声、喊叫声响彻全城。那些没有结婚的人携带着最便当的武器赶往外滩；已婚男士带领全家到外滩，安静地等待结果。结果是很快发现这场喧嚣起因于船员的打斗，一得知这个消息，人们都返回了家中。
但是，上海本地人中间经常发生的恐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举一个例子： 一天，南京路一带传闻太平军到达了静安寺，南京路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量中国人纷纷涌向外滩。在这疯狂的逃亡中，女人和孩子们被踩踏而死；携带着金银财宝的男人们也加入到了极度恐慌的逃亡者人流中。逃到外滩后，许多人冲进了河里，有几个人被淹死。
当英国和法国在上海抵抗太平军时，他们的盟军却在攻打大沽的清帝国的炮台，8月21日，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
1861年，因远至汉口的长江流域的开放，上海的贸易额有了很大的增长。在汉口和九江，茶叶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在新开放的口岸，进口商品不仅销售量大，而且可以卖出令人满意的价钱；新的贸易产品也被发现。大量的外国人和中国人进入了新的商业领域，对大吨位轮船的需求应运而生。为满足这一需求，各种帆船——有些是早期的用桨划的轮船——被买来并且停泊在江面上。中国商人成为经营这些轮船的外国人的合伙人，因为很多轮船几乎无法使用，因此多数情况下结果不是很令人满意。其他贸易公司从英国和美国订购合适的轮船，不久，这里就像世界任何地方一样，轮船可以舒适地在江面和港口航行。鉴于在航运这一领域有这么好的商机，1862年，旗昌洋行斥资100万两白银组建旗昌轮船公司，尽管这家轮船公司是一个非注册公司，并且是无限责任公司，但是公司资本后来还是增至125万两，最终达到187.5万两。旗昌轮船公司是中外联合创办的第一家轮船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定购了许多很好的轮船，往返于长江及其各港口。这家公司经历曲折，遭遇了很多不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最终被中国人收购。
同年，海关总税务司署设立，1月21日，恭亲王任命李泰国担任总税务司。
一年多来，太平军没有再在上海附近出现。时常有太平军即将进攻上海的传闻，秋天，租界里出现了相当大的骚动。12月初，太平军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宁波，杭州遭到攻击，烟台被占领。1862年1月11日，太平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吴淞。
一听说宁波沦陷，万国商团就召开会议，并组建一支骑兵巡逻队负责郊区巡察。很快，他们又招收了许多巡逻员，提议组建巡逻队的戈登（Panmure Gordon）先生积极训练新兵和马匹，这些马匹很快被换成更适用的本地矮种马。这支巡逻队现有20人左右，在1862年及之后，在协助何伯（James Hope）先生征战太平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叛军”出现在吴淞后，租界里危言耸听的谣言更多。极度惊慌的道台向领事报告说有8万“长毛”——对太平军的称呼——正从苏州方向来上海。他说其中一小部分乘船，而大部分从杭州向上海进发，还有一部分通过吴淞逼近上海。很快，大约在4~5英里以外，人们听到了“叛军”在浦东制造出的炮声。另一股“叛军”朝租界进发，攻陷了吴淞和上海之间的两个城镇。当天晚上，北部、西部的天空布满了红彤彤的火光。
1月13日，4个“叛军”的侦察兵在老闸桥（the Stone Bridge）进行侦察，并杀害了2个女人。接下来的一两天，这个地方又出现了大量的“叛军”。租界里挤满了来自宁波、苏州及其他城市的难民，租界不得不接受这些大量涌入的难民。如此多的陌生人涌进上海，1862年，居住费用增长了约400%。
1月15日，何伯阁下到达上海，在租界居民委员会的协助下，立即着手保护租界。当时，上海的驻军仅有旁遮普邦（Punjaub N.I）士兵850人，法军1000人及少量万国商团的力量。海军力量也很少，仅有旗舰“伊姆佩利尤斯号”（H.M.S. Imperieuse）、一艘小型战争护卫舰和两艘炮艇。
1月初，一场持续58个小时的大雪阻止了“叛军”的进攻，租界和郊区大部分地区积雪深达3英尺。“叛军”通过水运、陆运运送的增援力量被耽搁，吴淞驻军也奉命撤回南京。
何伯司令和居民充分利用这一延迟时机；几乎所有外国人的日常工作都在短期内停了下来，到1月底，防御工事建成。
西面有两条防线。里面的防线位于河南路，是建于1860年的土木防御工事；比较坚固的、新的防线在南京路，通向南京路一线的小巷建有较小的防御工事，有一半炮兵位于这条防线的中心。外侧防线从苏州河到上海县城，护城河被加深放宽。这条防线上建造了间隔较小的土制的大炮台，第一个炮台位于苏州河附近，从苏州河往南有一座土制的护墙，有7英尺高，顶部有6英尺宽，底部7英尺宽，并且每个有利的射击点上都架有枪炮。整个护墙长3/4英里。有人认为，600个士兵和大炮就能抵御太平军的任何攻击。
道台表示要提供给防御的费用，但是被拒绝，因为除了在租界收税之外，外侨不喜欢道台与租界有任何关系；一些主要的中国银行家想要提供类似的支持，也被谢绝。
2月中旬，郊区的积雪融化，太平军重新上阵，外国军队的指挥官立刻积极展开组织抵抗太平军的行动。我会提及其中的一些事情。
一次，法军通过射击和轰炸的办法赶走了攻占上海县城对面一个村庄的一大批“叛军”，这批“叛军”的目的是获取这里的大量平底船，这些平底船捆绑在一起可以形成一座桥，通过它可以进军上海。另一次，一部分英法海军和水手协助华尔（Ward）率领的600个经过训练的中国人，进攻浦东沿河下游四五英里处的一个大的防守坚固的村庄。因取得这一系列胜利而感到很兴奋的道台立即在县城处死太平军俘虏。之后一个重要的计划是进攻闵行对面的一个村庄，370名英国和法国的水手占领了这个地方。在三四月间，联军与华尔的队伍积极参与，巡逻队也提供了很好的服务。4月初，在王家宅和Lu-ka-dong——位于七宝与Ya-ki-town之间，用栅栏围了两个大的军营，除842名英国、法国水手和海军外，991名英国和印度军团的士兵在士迪佛立（Stavely）的率领下也参与了这个行动。第一场行动中，何伯司令腿部受伤。4月底前，周浦、嘉定、青浦、南桥、柘林等所有上海近郊设防的地方都被迅速收回。5月，乐德克船长率领“恩康脱号”水手和华尔的一部分“常胜军”为清军重新收回了宁波。
卜罗德（Protet）司令在南桥战斗中阵亡。5月17日，在指挥进攻时他的胸部被击中，当晚6点30分死亡。他的遗体被运回上海后，安葬之前，在医院的遗体告别室里存放了一段时间，后被安葬在法国领事馆的空地上。5月26日，人们为他举行了葬礼。当天早上，港口的军舰鸣炮。领事，英国官员，法国、俄国及英国的军官都身着制服，连同外国居民一起，于上午7点30分齐集法国海军医院。之后，卜罗德的遗体被送到洋泾浜天主教堂（St.Joseph's Church），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性的弥撒仪式，道台和地方官员均出席。卜罗德在中国的贡献得到了1862年6月11日《京报》的认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受命委派一位道台和一位地方长官献上皇帝的《祭奠牺牲军官灵魂》的祭文。所以，8月7日早上，道台和15名高级官员赴法国教堂，在那里，和在舰长的葬礼上一样，他们听了弥撒曲。许多法国官员和英国的领事、副领事也都在场。“常州的地方文官”——圣旨宣读人高声宣读圣旨，并敬献了祭品。圣旨未提到卜罗德牺牲的性质。在法租界市政大厅的空地上，人们为卜罗德舰长树了一座雕像，1870年12月6日，雕像揭幕。
英法联军的胜利引发了太平军的疯狂反扑。太平军从南京调集大量军力，由太平军中最勇敢、最成功的领导者忠王率领。联军弃守嘉定，曾经驻守这里的军队撤回上海；撤出青浦之前，华尔毁掉了青浦。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上海附近的中国人更加恐慌，大量涌入租界。
8月，“叛军”再次出现在租界的视线之内，白天的浓烟和夜晚被照亮的天空，宣告了他们坚决前行的脚步。那年秋天，上海的情况可以据以下事实去想象： 除了数十万人挤在租界的房屋里，还有1万难民居住在老跑马场。有位作者记载了一天下午他在闲逛时见到的景象： 有四五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老跑马场周围及附近安营扎寨。从1860年以来到我写作本文的这段时间，租界的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1859年，租界有2万中国人，但是到1862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至少50万。在一次租地人会议上，一个发言者竟然说有70万，这可能有些夸大。1862年租界里霍乱、猩红热、痢疾及其他疾病肆虐，大量居民死亡，军队人数锐减，中国人也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洗劫。
10月底，一支由英国人、法国人和经过训练的中国人组成的4000人的军队用20支枪和10门迫击炮重新夺回嘉定，太平军进行了一番顽强的抵抗。这次行动由何伯司令和士迪佛立将军指挥英军，白齐文（Burgevine）代替华尔指挥“常胜军”，华尔刚刚在距宁波25英里的慈溪被击毙。这之后，李鸿章和白齐文在这方面比较主动，尤其是李鸿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在两个法国军官的率领下，大批中国军队从“叛军”手中重新夺回了浙江的许多重要地方。
就上海而言，这里的人们从此可以不必担忧太平军了，他们在各处的力量已崩溃了。但是，还是需要军事天才戈登上校将他们从最坚固的老巢南京驱逐出去。
11月，何伯司令因任期已满返回家乡时，上海一些重要的商人写信给他，表达了他们对何伯司令为本地回归安宁所发挥的作用的感激之情。这主要是出于何伯司令的谋划： 以上海为中心划定方圆30英里禁止太平军进入，还修建了一些通往乡村的很好的道路。
1863年早些时候，因上海一个有官方背景的银行家不愿意为“常胜军”支付费用，白齐文将军与之发生争吵之后，带着一小队警卫在租界进行示威，并且得到了这笔经费。这一专横的行为引发了很大的轰动，白齐文此后不久被解雇。间隔了一段时间后，戈登上校被委任为“常胜军”统领。中国政府官员试图派特使李爱东（音译）——一个很好的士兵——和我们的老朋友吴健彰指挥这支军队，但“常胜军”的军官和士兵拒绝服从这一决定。
1863年，李泰国的舰队到达中国，由于李泰国越权行事，被清政府解雇，赫德（Robert Hart）被任命为继任者。
年中，会审公廨在英国领事馆内设立。
1863年，从商会的名称由上海英国商会（Shanghai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改为上海西商总会（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可以看出非英国公司数量的增加。
1863年，一大批商人上书江苏巡抚，要求当局兴建一条从上海通到苏州的铁路，立即遭到拒绝。同时，建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的建议也被否定。后来，一个伦敦公司建议从苏州河上一座桥的附近铺设一条线路，沿着越界道路通到吴淞，再经嘉定、太仓、昆山到达苏州的东门。起初这条线仅是一条单线。估计费用是62英里176万两白银，增设界石和铁桥等设施后需38万两白银，共计214万两白银。一年收入估计是28.251万两白银，支出是10.84万两白银，净利润17.411万两白银，即每年盈利7.5%。
1863年11月27日，当戈登上校攻陷苏州后，上海的畸形繁荣遭到致命打击。但是，几乎没人能看到该事件对租界的命运有何影响。外国人以为避难于此的中国人很欣赏这种外国管理方式，因为这些避难的中国人的安全有了保证，他们不愿再回到原来的城市了。直到整个街道都空荡荡的，租金下跌了50%，外国人才知道他们自欺欺人的幻想破灭了。有些中国人又回到苏州，这件事表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有多么少。1864年，苏州本地人当中盛传着一个谣言，即中国政府将允许外国人在苏州居住和经商，本地人甚至还向李鸿章提交了一份请愿书，以示反对。请愿书中说，居住在上海的中国人要被迫服从外国人的令人讨厌的卫生条例，例如保持房屋整洁、接受巡捕的卫生检查等。请愿书也提到了其他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卫生习惯，同时表达了担忧，即如果外国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会在这些事情上制造麻烦。这就是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舒适与卫生的了解。
由于西贡的骚乱，参与同太平军作战的法军于年初撤回。
1864年初，我们发现租界居民自己在庆祝这个地方的条件相对于1861—1862年冬天已有所改善。当时，街道上都睡满了人，晚上时常冻死人。从那时开始，租界开始建造房屋以容纳所有的难民，并采取很多办法以改善穷苦人的生活条件。现在，苦难和饥饿不再光顾。
工部局1864—1865年的尽可能高的预算获得通过。前一年预算为23.9万两白银，本年度预算为45．7万两白银。工部局和外侨相信租界的异常繁荣不仅会继续，而且会更加繁荣。投机在上海达到高潮。
工部局的建议引起大租地人的极度担忧。巴夏礼通知租地人，没有道台的同意，不能增设新税，而道台已否定了其中的两种。最终，工部局警务方面的预算被削减了一半，将其用于一笔9万两白银的贷款。那时工部局还没有信用，因此由几家商业公司做担保。
整体上，1864年的贸易情况不令人满意，但是投机狂潮还在继续。租界变得声名狼藉，巴夏礼在租地人会议上说，在1万幢中国式样的房屋中，就有668幢不符合规格（达1/16），这还不包括鸦片馆、茶楼和其他存在大量卖淫行为的娱乐场，他认为这些都缺少规范。租界充斥着犯下各种暴行的中国的、外国的流氓。
当所有谨慎的人们在预言上海的魔鬼时代将到来，并且这一切也似乎近在咫尺的时候，《泰晤士报》（The Times）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文中热情洋溢地描绘了繁忙的港口和繁荣的租界的图景。这篇文章说现在商人们的黄金之国似乎是在中国。文章中还写到多年前“被称为上海的地方还是一个未发展起来的租界，土地不值钱，商人可以很容易地为自己的房屋建个鹿苑”，这是对那时一两个宽敞的院子的夸张的描述。接下来是关于1864年港口的描述： “最近据卜鲁斯（Frederick Bruce）阁下报告所说，三年来，上海的进口贸易已从1300万增长到了2700万。轮船甲板上挤满了中国旅客，他们手里拿着的都是产品，这些产品肯定不是供出口的，而是供中国人消费的。对于身无分文的勤奋的年轻人而言，若掌握了簿记技艺，学会计算贸易，上海的确是他们所向往的极乐世界。”那年秋天，许多冒险家和财富寻求者来到上海，但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
同年，上海总会（The Shanghai Club）和上海仁济医院开业。上海总会的建造花了很长时间，它的设计和家具都很奢华，在形成目前的稳健的建筑风格之前，它一定会是令人遗憾的。它的建筑风格被描述为“真正的低劣和粗制滥造风格”。1864年，经过三年的沉寂后，亚洲文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又开始活动，并成立了第一个辩论协会。
1865年春，两三年前的投机贸易的影响显现出来，一些大公司倒闭。秋天，万国商团遇到了困难： 枪炮、制服及普通设备方面需要大量的支出，而这些以往由指挥官购买。团员不再参加训练，应征的人数已减少，但是万国商团还是没有解散，并选派首任按察使霍恩比（Edmund Hornby）为指挥，决定继续维持这支军事力量。
同年，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至少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关闭了害人至深的赌场。中国当局很久以来就强烈要求对赌场采取措施。年初，租界工部局赶走了赌场的老板，这些人又躲避到法租界。最终，法租界公董局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关闭了赌场窝点。
这一年，大英按察使衙门设立。3月3日，共济会会堂在外滩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年底，一个善意但不成熟的建议不得已被放弃。为了解吴淞口海轮的活动情况，雷诺（E.A.Reynolds）在吴淞口与金塘灯塔间架设了一条电报线路。当地村民拔掉电报线杆，并向道台请求说不能架设电报线杆，因为破坏了风水。他们提到当地一位村民死亡了，其实他是患病死的，而村民却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道台给领事的信中接纳了村民的这个观点，道台说就不要求对此进行赔偿，但也不准再竖立电报线杆。
1866年，日益改进的市政方面的事务受到更多的关注，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的税收问题得到了关注，新制定了或者说修订了《土地章程》，并且这个新《土地章程》被送往北京。
年初，人们普遍认为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贸易已经度过了1865年的危机，但不幸的是，这些愿望并没有变为现实。伦敦出现了“黑色星期五”和其他的不祥的日子，很快，11家在上海设有分支的银行中有6家宣告破产，其他银行则陷入了瘫痪。
上海自1862年起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大多数已破产，或在经济繁荣时易主。当颠地洋行的商号发现自己也无法履行合同时，所有企业的危机程度进一步加深了。自从中国对私营商人开放贸易之后，颠地洋行始终占据首位，他的合伙人曾经参与过1841年战争前发生在广东的一些扣人心弦的事件。
（本文原标题为“太平军时代及其之后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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