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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影展2024」闭幕之颁奖 | 「草场地创作奖」「妈妈选择奖」「观众选择奖」

凹凸镜DOC · 公众号 · · 2024-05-24 21:41

正文

「母亲影展2024」闭幕合影

母亲影展走到第三年，特别设立三个奖项「草场地创作奖」、「妈妈选择奖」和「观众选择奖」，分别由专业评审团、妈妈评审团和影展观众选出，设奖杯不设奖金，以期鼓励创作者持续创作。

本文转自：草场地工作B站

「妈妈选择奖」获奖作品：《脱钩》王一男

王一男

在北京出生长大，在中国从事了多个民族志研究项目后，他搬到了美国，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度过了几年时间。他是一位电影制片人和摄影师，作品处于中美文化的交汇点上，始终涉及到由身份造成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作为一个移民，不断地在他成长的地方和他现在生活的地方之间采纳、吸收和调整产生了一种能量。这种流动的能量不断激发他对电影制作和观察他周围环境的兴趣。

他的作品在PBS电视台播出，并在美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中国等多个地方上放映。他在2018年获得了HBO颁发的Cream City Cinema新声奖。他还曾是2020年第74届大学电影和视频协会以及2022年第67届弗拉赫蒂电影研讨会的研究员。

作品简介

这部影片以我母亲、我女儿的母亲和我为中心。《脱钩》讲述了一个“中国”父亲在中美关系破裂及其对自己家庭的影响下如何应对的故事。他前往中国是为了将被困在北京的他们3岁的“美国”女儿带回来，这是最近两国分离（“脱钩”是正式术语）的结果。在他的旅程及其后果中，这位如今居住在美国中西部的中国人反思了自己作为一个跨国移民家庭成员的个人历程。《脱钩》深入探讨了文化身份、崛起的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带来的复杂挑战，并探讨了在这个国际分裂时代，像他这样的家庭所经历的深切困扰。

海报

妈妈评审团颁奖词：

章燕

网名“泡泡青”，生于1963年，属兔，2023年创作《穿过白发我的手》。

“《脱钩》由单个家庭关系扩展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内涵深刻，激发思考。”

张雅林

作者张雅林巨蟹六三的八一年工作九五年开店感谢妈妈群结识新伙伴持机多记录老了有的看 2023年创作《快乐小药》 2024年创作《不曾忘却》

“《脱钩》这部片子从展示疫情中一个小家庭的无奈，衍生到更广濶的世界层面，无论是在立意还是在技巧方面，在今年所有参展片子里更胜一筹，所以我评它。”

张映玲

网名“我爱五花肉”，1970年生人，2021年开始拍摄，2022年和儿子戴旭完成《两地书》，2023年完成《五花肉的滋味》，2024年完成《五花肉的狗脚脚》。

“《脱钩》是一部很完整成熟的纪录片，一男导演通过剪辑带来了非常强观看的带动力，让人目不转睛的跟随。同时我也特别提及杨眉导演的《红娣》，短短15分钟，但是拍出了我们老年人的孤独、无助与无奈，这种感觉我们深有体会。”

娄文菊

生于1967年，2012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职业：传道士。2023年和儿子郑鹤松共同创作纪录片《寻求之路：客西马尼园》。

“《脱钩》这部片子拍摄了疫情时中国人家庭真实的现状，小孩有很多无奈，长辈也很无奈，爸爸妈妈也很无奈，大的环境小的环境都充满了现实的无奈。”

李淑岩

网名“番茄”，生于1973年，黑龙江哈尔滨人，2023年参加母亲影展“妈妈拍片工作坊”，创作《我想对你说（一）》，2024年创作《我想对你说（二）》。

“‘为那些会不记得的人和不想被遗忘的人做个记录’，影片《脱钩》里的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万连钧

生于1962年，江西人，退休前从事财务工作，2023年有幸加入“妈妈拍片工作坊”，在小老师指导下学习拍纪录片，开始我退休后的新起航，虽然让我颇感吃力，但我想远行。2023年创作《罗生门》，2024年创作《何日启程》。

“王一男导演的《脱钩》影片内容，帮助我跨越时空限制去思考复杂多变的现实（国与国、国与家、家与人）。且影像素材的使用和剪辑手法带给我视觉上的享受。”

肖凤玉

网名“清莲”，生于1955年，广西桂林人，一生务农，64岁开始画画，66岁开始写作，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创作至今，2023年完成第一部短片《我是肖大妹·童年》，2024完成《我是肖大妹·求学路上》。

“很喜欢《脱钩》，以亲情为纽带，紧系全家人的心身。以离开亲情脱钩起始，团聚美国衔钩剧终。首尾乎应。妙！”

李松林

生于1966年，湖南邵阳人，年轻时爱好画画，年龄大了增加爱好，跳舞，拍摄。2023年创作《松林全家福》。

“《脱钩》的画面感特别好，从中国拍到美国，一家三代人，看的我掉眼泪，很喜欢。”

奖杯

作者王一男获奖感言：

“我觉得非常荣幸这部片子能够有机会在草场地的平台上放映，跟国内的观众见面，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由衷的有这种感觉。这个片子就好像回娘家了，被娘家人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影展团队。

我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在想是给谁拍的？我有很多目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是，把这个片子拍给有相似经历、背景、故事的人，让大家看到我这部片子之后，感觉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并不孤单，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产生心理上的安慰，这是我最大的初衷。

我有一个遗憾，这回没有能来很频繁地参加观影，因为真的是太早了，我这边（美国）是早上七点。我今年可能7月份的时候会回国一趟，待一个月，不知道咱们有没有什么线下的活动，有的话我愿意跟大家面对面的聊一下，感谢！”

「草场地创作奖」获奖作品：《寻求之路：客西马尼园》娄文菊、郑鹤松

娄文菊

生于1967年，2012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职业：传道士。2023年和儿子郑鹤松共同创作纪录片《寻求之路：客西马尼园》。

郑鹤松

生于1990年，现居北京，独立舞者、编舞、写作、剧场、装置、纪录片、多媒体、文化研究多领域创作，并创办异象文化工作室。2023年加入草场地，并尝试长篇写作与影像创作。作品曾在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民族剧院、国家大剧院、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深圳OCAT当代艺术中心、北京木木美术馆、77文创园、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凹凸空间、33kn美术馆、ING美术馆、宋庄PINK美术馆、码字人书店、AC艺术社区空间中演出、展览或放映。作品也曾参与中国青年舞蹈扶持计划、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与动画节、中国银川国际青年戏剧节、上海思南艺术节、南锣鼓巷戏剧节、华北五省舞蹈大赛、第九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母亲影展等。

作品简介：

新的母亲与新的儿子，在儿子用纪录片拍摄母亲后，两人试图搭建新的母子关系中，母亲也用相机瞄准了自己，记录起儿子未曾见过的日常，当儿子的要求让缺失的母亲成为母亲时，彼此跨越了时间，经历了各自的苦难，再次的重逢，让记录变成了一颗颗子弹，瞄向了母亲，也瞄向了儿子。

海报

专业评审团颁奖词：

吴文光

过67进68，村子里种地养鸡，线上草场地创作同行，二者合一称为“种植人生”。

“草场地是追随自由创作的聚合之地，母亲影展是草场地里长出来的一棵树，’草场地创作奖‘是送给拥抱自由精神的创作者的褒奖。”

洪国钧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副教授，纪录片和实验艺术硕士研究所主任，前人文视听实验室主任。开设课程包括华语电影、中国文学和文化、电影理论和电影史学、剧情片、纪录片和视听文化。从2004年起开始发表一系列有关1930年代上海电影、纪录片和同志运动等主题的文章。2009年以《1930年代上海的殖民现代性》荣获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会颁发的KatherineKovacs论文奖。以《国族音影：书写台湾·电影史》一书深入梳理台湾纷乱历史下国族与电影的关系。

“ 母亲影展三届，从开始的拍摄母亲，到现在的母亲拍摄，镜头前后，以记录阅读来接近现实，进而探索激发甚至挑战代代之间关系的真实。”

秋山珠子

日本神奈川大学任教，并以对华语电影与影像翻译的研究以及字幕翻译和又译的实践而广为人知。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她一直是中国思想、电影和美术的观察者和亲历者。她通过写作、翻译始终支持这些艺术家的努力，共同经历了他们的许多转折点，并将中国艺术和电影的前沿发展状况介绍给日本。她的许多字幕翻译作品包括张元的《北京杂种》（1993）、王兵的《铁西区》（2003）和《和凤鸣》（2007）、丛峰《马⼤夫的诊所》（2008）、王久良《垃圾围城》（2010）、杜海滨《少年⼩赵》（2015）等。共同主编（与馬然）《华语独立电影观察》第1期:当代日本-中国独立电影文化的关联（1989-2020），译作包括《侯孝贤电影讲座》（2021）等。她曾应多个大学与电影节之邀进行演讲者或担任评委。她在进行一部有关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学术专著的写作，其中提出将中国独立纪录片场域视为“文化庇护/避难所”(Cultural Asylum)的新概念正是基于她三十年的参与观察经验以及对历史语境的剖析，该研究也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资助。

“在疫情中诞生的母亲影展如今迎来了第三届，这个影展充满了意外，在隔离成为日常的时代，竟然诞生了一个连接人与人的新平台，在这里，各种电影和人相遇，如同植物繁盛般不断涌现新的创作，并且我们能在线上见证这一切，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真是意想不到的幸运。

今年更加意外的是，我与影展团队的章梦奇导演的一次对话催生了影展的新概念‘拍摄即哺育’。记得上届嘉宾论坛筹备洽谈会中，我对她说，如果要真诚面对自己的局限，要么就像抚养孩子要么像草场地工作站那样拍电影。

对我而言，抚养孩子绝不仅是享受美丽和睦的时光。它常常让我的想象与孩子的现实发生冲突，在我们互相理解和适应的过程当中，最终不得不接受自我改变。

草场地工作站从村民影像计划开始设定‘拍自己的村子’这一框架起，这种拍摄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自己与村子关系的深刻反思。正因为拍摄后的关系持续存在，我们不能像某些纪录片那样毫无顾忌地捕捉想要的画面，拍完就走掉。这种限制使他们更细致地解读村子，怀疑自己原有的框架，并通过一系列拍摄行为尝试给村子带来些什么。这种电影制作的方式在我看来，与抚养孩子的过程有着某种重叠。

然而，对于新加入的年轻成员来说，他们正在失去可回归的村子，草场地工作站则设定的新框架以‘母亲’为核心，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一框架可能比村子本身对拍摄者的约束还要大。因为它涉及的通常是那些极端日常化、深入我们内心的主题，有时我们甚至避免直视她为常态。此时一旦开始仔细观察，我们可能会被自己的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震惊。这不仅不断地更新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界限，挑战单一创作者的前提，也使得纯粹的美学追求变得困难，同时，拍摄电影的行为潜藏着推动自我与他人的变化以及溶化两者之间的分明界限等丰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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