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昨天的中纪委反腐专题片，名字就很切题：
前两年，《中国纪检监察报》上有个案例：俩腐败分子，在某餐厅门口，各从兜里掏出半截20元残币。纸币严丝合缝对齐，二人心照不宣，迅速交接200万元赃款。手法影影绰绰，可这还不是题中的隐身衣。如今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根本用不着本人出面，有的“以市场化和民事化手段变相敛财”，有的玩起了影子股东、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等新花样，早不需要三更半夜对暗号了。专题片报道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唐一军案。图源：央视新闻在报道江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唐一军案时，专题片用了个词：“一家两制”——一个家庭，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是为“一家两制”。唐一军的妻子宣敏洁，多年从事金融财经工作，2005年下海，实控投资的公司多达34家，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成立投资的公司有15家。向唐一军行贿者，大多从宣敏洁入手。举个例子。唐一军担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时，某企业和宣敏洁公司合作开发房产项目。说是合作，宣敏洁公司一分钱不用投，只要让丈夫打声招呼，帮项目拿到建设用地指标就行。事成后，宣敏洁公司则以退出项目、股权对价为幌子，一笔就挣500多万元。唐一军藏在宣敏洁身后，宣敏洁又藏在多个代持人背后，操控多家影子公司。按她的说法，“公司申报时，都是隐形持股，或由他人代持，工商登记里从没出现过我的名字，（股权结构）穿透到最后，自然人也没有我的名字。”之所以这么设计公司和股权结构，自然是为了躲避监管。领导干部家属不能经商，这是硬杠杠。但在新型腐败、隐性腐败中，除了虚增交易环节、设置多层代理，腐败分子还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利用金融工具甚至区块链技术、让特定关系人在请托人公司实际上班或领取超高薪酬等方式，试图把腐败行为藏匿在复杂的经济活动中。不过，大数据技术为穿透这些障眼法提供了新武器。唐一军案中，专案组运用大数据手段，查询调取与宣敏洁有关公司上百家、人员上百人的工商登记、反洗钱等信息，发现这些公司的决策人和最终受益人都是宣敏洁。
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建立数字化反腐败工具箱。图源：央视新闻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贪腐的一大特点，就是“几乎从不亲自经手”，但家属都成了他的“白手套”——孙志刚有个弟弟“孙老五”，办企业多年，曾有企业到贵州开展业务，孙志刚一面答应请托，一面提出希望该司收购孙老五的土地项目股权，该企业最终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完成收购；至于老婆孩子，专题片说，“孙志刚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庭谋取巨额利益，处处设置‘防火墙’，自己在台前办事，家人在背后收钱”。有血缘的当白手套，没血缘的也可以当白手套。孙志刚妻子的闺蜜，就成了孙家的代持人。她给商人老板当掮客，通过孙妻找孙志刚打招呼、插手项目，从中获取巨额居间服务费，再向孙家返利。搁以前，腐败分子往往跟行贿人直接接触联系，贿送接收财物，行受贿主体清晰明确。但现在，他们的配偶子女、同学战友、司机秘书、三姑六婶等都可能成为台前木偶，形成“我办事、他收钱”的敛财模式。这一定程度上给行为定性增加了难度。针对这类“层层设防”的设计，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提高监督执纪执法的穿透性，从紧盯领导干部自身，发展为关注其近亲属及其他利益关系人在其主政、负责地区或部门的动态。同时，还要与税务、房管、银行、证监、海关等部门协同，加大对“白手套”等迂回隐蔽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前面说了，魔高一尺，道就得高一丈。对付新型、隐性腐败，反腐之“剑”得更锋利。专题片提到的大数据是破题手段之一。比如建设大数据资源池，一边引入公共资源交易等政务数据，一边整合巡视巡察、日常监督等业务数据，建立纪检监察的“数据字典”，审慎开展数据取证。又比如，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及时发现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的苗头和倾向。当然了，加强纪检监察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也很必要。跨部门协作也是一条路。比如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就需要健全市场经济规则秩序，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又比如研究出台资本市场行贿行为综合惩戒办法，对行贿人实施限制市场准入等，增强震慑力。说到底，腐败行为再怎么变，也不过是给权钱交易多加了几层乃至几十层马甲，总有各种手段予以挖掘、揭穿、展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句话应该成为悬于头顶的永恒利剑。（文中部分资料来源：《反腐为了人民》专题片、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