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翻译家傅雷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回顾一下这位翻译家的点滴和他留给后辈的翻译经验谈。
![]()
傅雷赴法时不到20岁，那时他接触到了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
![]()
《贝多芬传》让傅雷震动不已，后来他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出版就广受喜爱。
![]()
黄苗子评价傅雷作品：“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
![]()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说傅雷：“他没有工资。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1966年9月3日的凌晨，傅雷夫妇在这里自缢身亡。故居谢绝参观。
![]()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喜爱卓别林的他，在译者序中如此勾勒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美、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
“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不幸那种理论非但是刻舟求剑，而且结果是削足适履，两败俱伤。”
讲到这里，傅雷举了一个例子：
“六年前，友人某君受苏联友人之托，以中国诗人李、杜等小传译成俄文。译稿中颇多中文化的俄文，为苏友指摘。某君以保持中国情调为辩，苏友谓此等文句既非俄文，尚何原作情调可言？”
“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而每个人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又受着性格的限制。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
而有了技巧，与原文性格对路，这些是不是就够了呢？
“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的表达出来。”
所谓文如其人，译文也如其人，气味不投，不要勉强自己脱胎换骨。
“（一）从文学的类别来说，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
（二）从文学的派别来说，我们得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浪漫派还是古典派？写实派还是现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几个作家？同一作家又是哪几部作品？我们的界限与适应力（幅度）只能在实践中见分晓。”
“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奇妙。”
“译文不能支离破碎，可是我们的语言还在成长的阶段，没有定形，没有准则；另一方面，规范化是文艺的大敌。” 翻译有时可能需要文言，有时要方言，所以翻译优劣最终取决于母语的掌握程度，“文字问题基本也是个艺术眼光的问题；要提高译文，先得有个客观标准，分得出文章的好坏。”
“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
所以译者除了要有专业技术和素养，还要广泛涉猎，多观察、感受、想象，并且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
傅雷1929年开始译的《贝多芬传》最初被商务印书馆退回，1933年译的《恋爱与牺牲》被开明退回。
“那时被退的译稿当然不止这两部；但我从来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因为总认为自己程度不够。事后证明，我的看法果然不错；因为过了几年，再看一遍旧稿，觉得当年的编辑没有把我幼稚的译文出版，真是万幸。和我同辈的作家大半都有类似的经历。甘心情愿地多做几年学徒，原是当时普遍的风气。假如从旧社会中来的人还不是一无足取的话，这个风气似乎值得现代的青年再来提倡一下。”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
以上语录摘自金梅编《傅雷艺术随笔》中的《理想的译文》、《翻译经验点滴》等。
扫描二维码关注译言，获取优质译文资源，享受优质便捷的即时译服务。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译言网。
![]()
